我的家在一个偏僻的小镇，小镇距离县城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这是倍受折磨的两个小时，公路在连绵的山丘中上窜下跳，拐过十八道弯爬过二十四坡才总算打通了小镇与外界的联系，那时的路还是黄泥路，地面又不平，常常路中间突然就冒出个大石块或是凹个小坑，极为不好走，汽车经过的时候扬起漫天的尘埃，呛得人好不难受。在我后来去县城上高中的时候，这条路没让我少受罪，最惨的一次一路上晕车吐了三回。倘若碰上雨天就更加倒霉了，即便是冬日里的小雨也能引发沿公路的山体滑坡，倾泻的泥土常常把路堵得死死的。

在这样一个交通如此不便的小镇里，余秋雨散文却神奇地跨越重重阻隔，轻轻掸去身上的灰尘，西装革履地出没在田间乡野。那一年我上初二，还是个沉迷于武侠小说的毛头小子。第一次读余秋雨散文也是在那一年。那是一本盗版的《文化苦旅》，质地非常差，错别字奇多但价格很便宜。我因为长期租看武侠小说而致囊中羞涩，本欲舍之而去，奈何心痒难忍，咬咬牙向同学借了几块钱先一睹为快。从此我便脱离武侠小说的苦海而一头扎进了余秋雨的文化蜜糖之中，小小年纪便也学着皱起了眉头，多愁善感起来。后来又陆续接触了《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其中《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我更是看了有五遍以上。

“沙漠中也会有路的，但这儿没有。远远看去，有几行歪歪扭扭的脚印。顺着脚印走罢，但不行，被人踩过了的地方，反而松得难走。只能用自己的脚，去走一条新路。回头一看，为自己长长的脚印高兴。不知这行脚印，能保存多久？”这是余秋雨散文《沙漠隐泉》开头的一段文字。写的虽是沙漠却隐晦地暗示了余文所走的路。这是一条艰险的路，须独自面对滚滚黄沙，没有榜样，没有朋友。这条路承载着余秋雨全部的文化沉思，他的荣辱沉浮由此而定。事实上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文化传播，蛮昧、愚钝也因此而变得炯炯有神，沉睡的大众文化忧患意识被重新唤醒，并被赋予新的涵义，一场集体甜蜜刺痛的自我救赎式深刻反思也由此展开。余秋雨的苦难精神之旅终于换来了阳光午后的从容蹀躞。

正当余文风头正劲的时候，文人圈子却开始了对余文的审判。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这一传闻在文人圈内流传甚广，余文因为成为性工书写者的读物而受到攻击，紧接着文学批判家朱大可发表《余秋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的著名言论而引起轩然大波。“文革”时的陈年旧事被重新提起，余杰更是声嘶力竭地吁请余秋雨退出文坛。这是余文开辟新路所付出的代价——站在被告席上，接受狗血淋头式的审判。罪名是媚俗和煽情。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这不失为一场精彩的辩驳，是关于文学本身去向的论战，不羼杂其它的因素。

令人费解的是，这场审判在庭外得到了延续。被告不在，原告换成了愤怒的草根，审判的内容超出了仲裁的界定，审判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单纯的文学交流上升为道德的审判，纯粹的文学批判（媚俗、煽情）发展到对基本人格的怀疑（清高、虚伪）。在这一过程中，草根显示了极高的天分，他们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而欢呼雀跃。

草根的兴起是当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草根以网络为平台迅猛地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并开始显露出极大的发展潜质——左右主流媒体的言论（这是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没有的）。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公决，兴冲冲地发动一场参与社会各方面讨论的全民运动。草根的文化热忱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显得积极卖力，并极力表现出浓厚的文化忧患意识。他们强烈的文化责任感不再是过去简单地喊几句口号而是开始付诸行动审视文化，规范文化，争夺话语权。他们对社会主流动向显示出极强的敏感度，并开始极力动用草根的力量把草根意识强加在主流意识上或者干脆冒充主流意识（草根意识并不等同于主流意识）。草根们开始以文学批判家的姿态指点江山。这种大众文化忧患意识和文化责任感是余秋雨所希望看到的，也是其文化苦旅的目的。但这种草根的过激表现和过度干预具有极大的盲目性，也昭示着精英的全部泯灭，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信号。

草根们怀着无比的骄傲和抑制不住的激动参与这场全民运动。这情形犹如高高在上的某电影明星，突然有一天出现在众人面前，众人趁乱捏了他（她）一把之后，部分人便全世界嚷嚷他（她）不怎么样，并罗列出其一大串的缺点，以证明其品位是多么地高尚。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她）确实不怎么样，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只想表明他们曾经捏过他（她）一把。这是一种怪异的心态，但确实又普遍存在，余秋雨的遭遇大概也是如此。

“他煽情，他媚俗，因而他有罪”的论调甚嚣尘上，但是这并不妨碍《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一版再版。这两本书应该说是余秋雨散文的代表作，以中国历史人文、风土掌故、民间传说、地理等为基本母体，赋予贴近现代通俗化的理解，达成古代文明与现代都市的和解。这是余秋雨散文所努力的方向，这种和解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市场的充分认可。“或者说，封闭的历史在新的诠释下重新向大众开放，经过情感包装的技术处理，最终成为图书市场的畅销商品。”这一说法可以在《遥远的绝响》中得到证实。文章选择很具个性和个人魅力的阮籍和嵇康作为一个“不敢动笔”的时代的切入点，配合当时特定的生存环境，通过各种历史资料和个人想象的拼接构成一则很具观赏性的历史画面。同时在阮籍和嵇康身上投注能引起共鸣的文人特质，“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这种有很强故事性并明显带有文人幽怨情绪的文章无疑是深受读者喜爱的。

我不是文学批判家，不觉得这种做法有何不妥之处。倘若煽情、媚俗能够还历史人物于鲜活的面孔，能够使大众对文化重新投注热情，这又有何不可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