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旧诗与新诗之间的争讼算是中国又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自“风”而“骚”，侧及赋，辗转为古体，再变近体，而至词和曲，中国诗歌格式本身就经历着先于新诗的演变，但从来没有象所谓旧诗与新诗这样矛盾深刻，直到如今仍充满偏见、偏执以及无知。

关于新诗和旧诗的交锋,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可以提交给关注此事的人们：

１、把《诗经》以降至元曲的全部诗歌格式，笼统地归结为作为与“新诗”对抗的一个“旧诗”概念是否有问题？其原因何在？

２、新诗目前的困境其根源是否就是新诗放弃了对旧诗的“学习”？

３、为什么总有诸如白话诗歌与文言诗歌相比“就如孩童般柔弱”的论点？

这样的基本和常识性问题还有很多，自新文化运动迄今，新诗和旧诗之间的游戏就总是这样循环着，这个循环更深层的结构是文化冲突，新诗的来临从一开始就依托着系统外的异己文化的进入，这比诗歌就表面形式和普通意义的语言的争吵要严峻得多，旧诗对新诗的抗争始于对另一种文化的抵抗，又在夺回不断失去的文化空间的企图中延续，尽管有着这个更深刻的意义，但它依然常常重复得使人感到乏味，无聊，甚至滑稽，尤其是在它们之间没有起码的诚意和尊严地互相讥诮、贬损或诋毁的时候。

与总体的文化冲突相应的还有对话语权力的争夺，文言分离，说白了就是写的一样，说的一样，它使传统中国大部分人口变成“哑巴”和“聋子”，他们无法通过书面语言去接受信息，他们也无法进入主流表达，他们失去了“话语”权力，只有在溱河边吟唱“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只有在黄土高原的圪梁梁上高唱“哥哥你走西口”，只有在瓦子勾栏里说“话本”……这些声音在荒郊野岭和市井间自生自灭。中国人早就知道文字的力量，所以在神话时代的仓颉造字之时，文字是随着风雨雷电、山崩地裂出现的。这样我们把视线转向那些掌握了文字的人，他们实际上通过控制语言资源，控制了话语权力，随之而来的是主宰世界并主宰着那大部分的人口。

古典诗歌的落日，在李白、杜甫的天空上，在我们匆匆而行的回眸中，当然依旧灿烂，依旧残阳如血，依旧风情万种，依旧使西边那片广大的晚霞如梦境般展现于我们依依不舍的黄昏。但是，那片落日余晖不足以照彻我们今天的荒原，更不足以引领我们穿越沼泽走上我们的高地。它不能说明什么，就如同现在可能有更多的人喜欢书法，并不意味着毛笔和毛笔字将重新成为我们主要的书写工具和书面样式，毛笔以及毛笔相关的文化境遇已经远去，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败。没读过《当代巴渝诗词十五家》，不敢冒昧妄断，不过彭斯远先生在《缪斯们将何以应对》所引用的该书的句子的确很是平常。我手边倒有一本839页的《中国当代诗词选》，从这个选本来看，当代和近代中国诗词的写作的确不尽如人意，可以说又在整体上下了一个历史台阶，靠这样的水准中兴旧诗似乎无望。

其实，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旧诗无所谓“中兴”，许多艺术形式都经历了从主流到边缘的历程，这是由文化的变迁所决定的，它从中心退出，由社会性的、群体化的共同话语方式，变为个人的、趣味的、游离的。对旧诗的阅读兴趣、审美状态、接受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同样是《蜀道难》，已经很不一样了，这不是指审美本身的个体差异，而是历史的、文化的宏观的差别。我们尽可以喜欢《天问》，喜欢陶渊明，喜欢“人比黄花瘦”，喜欢平平仄仄地敲打文字，喜欢“云对雨，雾对风，晚霞对晴空”地苦寻对仗……不过在这个时代这些更是私人性的趣味了，旧诗在我们文化处境里的一般评估，牛翁给朋友的诗文集做的序言中说得更直白，一是自尊，一是自寿，一是便于写记，可抒郁闷，一是平仄对仗、觅词扣韵、玩味起来、自我陶醉，一是赠友。其实，我想说的是面对所谓的旧诗界的复苏发起的挑战，新诗其实用不着应对，因为新诗和旧诗已经没有这样的竞争关系，它们各行其是,也就各得其所。其实，新诗随着文化的变迁也可能落寞地走向边缘，我们今天看到新诗的困境也许就是其中一个环节。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新诗纳入中国诗歌的整体框架，从而把由旧诗到新诗理解为诗歌本身与时俱进的变化，只不过是一次更触及灵魂的裂变。

我们需要洞察力和智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