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听起来令人心潮澎湃实质上却绝对失却浪漫的地方，素来有“富庶江南的西伯利亚”之称。同理，以其命名的初级中学也就成为主管机关首脑眼中的鸡肋，甚至连鸡肋也不够格，充其量盲肠而已。现在想想，认识该是何等清醒啊！

于是，在学校还未走到它尽头的日子里，作为演兵场、镀金所，校长、副校长们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或两年，或三载，短短的日子里，据说能力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纷纷就任更为重要的岗位去了。

三年前，高瞻远瞩的机关首脑对这所日益病态的弱势学校渐渐失去发掘其利用价值的兴趣，在可以预见其消亡的背景下，以“本土化”原则推出学校的末代留守者。非常非常荣幸，我——多余多老师居然三生有幸地进入首脑的法眼，成为极具留守性质的末代副校长。这也就意味着，已在本土摸爬滚打十个年头的我，还将继续挥洒我的汗水支付我的青春。

也许从来没有想到多余也可以走上管理岗位——尽管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居然在领受角色的刹那间非常激动，甚至产生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虚妄，正应验了那句俗语“上帝要让人弱智，必先给他一块过期饼干”。又或者是那时的阳光实在是太过灿烂，我居然没有看见灿烂后面的恶毒和阴险，也可能是那时的月色实在是太过朦胧，我竟然没有嗅出朦胧背后的淫邪与无情。在那时看来，勤勤恳恳也能发光发热，就在某高山之巅上，机关首脑那充满睿智的眼光正鸟瞰着一切呢，我坚定又愚蠢地认为。

在其位谋其职，多余我充满热情；其身正不令而行，多余我身先士卒。于是，骄阳似火的日子，滴水成冰的日子，多余我寂寞而快乐地工作着。踩着周日的暖阳，踏着周五的落日，我周而复始地欢欣着。就跟二战中在冰天雪地里赤脚前行的那位苏联红军一样，我无怨无悔。前者，他坚信“斯大林知道我”；后者，我坚信“首脑关注我”。当然，那位红军战士后来被历史证明是笑谈。

直到有一天，向来以严肃、干练、冷峻著称的局机关第一首长亲自莅临学校视察，折腾了半天之后，居然不知道学校设有副校长一职，更不用说副校长姓甚名谁了。莫名其妙地管理一年，却竟然以白纸一张的方式呈现在局机关面前，多余我不禁很是一阵悲哀。所幸鄙人忘性大，故而“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尴尬很快被抛诸脑后。

两年后的假日里，多余我凭借亨通的狗运，争取到了拍屁股另谋高就的机会。也许还是抛不开教书育人的熟悉氛围，或多或少有一些迂腐情结。于是，在决定与机会挥手拜拜的时候，聆听了机关首脑关于鄙人实际上并不适合新工作的科学教诲。临了，首脑对鄙人甘愿继续留守“西伯利亚”表示感谢。一时之间，我居然真的认为自己有些奉献精神，气势如虹地写就《为山区教育摇旗呐喊》、《寂寞却不孤独的守望者》两篇文章，用于自我膨胀、自我欺骗。

光阴似箭，转眼就到了弱势学校走完它病态历程的最后一年。随着各项工作紧锣密鼓的推进，煞有介事的人员洗牌也不动声色的逐层发展。工作辛苦勤勉，集先锋、桥梁、助手、参谋各角色于一身，应该能够得到机关的肯定，熟识的人总是这样跟我打趣。久而久之，我也渐渐很以为然。

面对先期的意向调查，素来谦虚的我说“到哪里不是教书，任由组织安排”，并表达了不想让机关为难的意思，甚至放弃了入城的恩惠。因为自负的我一直认为，若不是某些角色的羁羁绊绊，多余我早就凭实力招考入城了。

学期临结束的一天，一个电话把多余我召到了几十公里之外的谈话地点。

“多余对吧，”胖胖的副局长笑容可掬地说，“你们这个学校下半年就不存在了，没有了。经教育局党委研究决定，不再给你安排领导职务，就在新整合的学校里教书。对于这样的安排，你有什么意见？”

多余我顿时有些发蒙，太过突然的结局，让我一时半刻竟说不出话来。

“有意见提嘛！”谈话助手和善地诱导我说。

“说什么呢？有什么价值可言！”我又犯了当说不说的愚蠢，“没有什么意见！上上下下原也正常。真的，没意见！”

随后，副局长又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了几句鄙人的个人情况，以示安慰。

末了，我背着“思想好”的标签隆重撤退，赶回病态学校监考。

返程途中，我脑中一再跳跃《逃学威龙》的两个场景：1、“周星星小朋友，你有没有后台呀？”“没有。”“那就好办了！谢谢！”2、面对吹牛大王达叔进入重案组的安排，自认为劳苦功高的周星星戏谑地说：“那我干什么，就做交警吧，哈哈！”结果，上峰完全满足他的要求，让他如愿以偿地做了交警。

接近学校时，我自我安慰道：“我就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周星星。要是不对我作这样的安排，那简直侮辱了领导的智慧。”

几天后，多余我还是做了一回出尔反尔的小人，改变主意要求进城执教。因为我总算弄明白一点：不理解领导的善意和恩惠，就体现不出其着眼大局的胸襟，价值更是无从表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不识抬举，那就太过不晓大体。

一场游戏一场梦，让一切都随风而去吧，带走我的窝囊，我的无趣，我的尴尬。

当新一轮朝阳从地平线再次升起的时候，原有价值大厦坍塌的多余我一定会以崭新的面目应对人生，笑对人生。

让末代守望者见鬼去吧！哈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