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

康慨

1957年6月8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这篇社论非等闲，它吹响了“反右”的号角，是“反右”的总动员令。此后的一年时间内，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右”的狂风巨浪，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有十分之一，即五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不少人禁不住挨斗自杀而死，苟活下来的有的押送到监狱或劳改场所服苦役，有的发配到农村过着艰苦的岁月，这些人在社会上居于“贱民”的地位。他们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这时他们的知识已全无所用，他们所从事的是力不能胜的繁重的体力劳动。

60年代初，部分“右派”摘了帽，叫“摘帽右派”，社会地位仍是“贱民”。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右派”成为第一批被斗争的“牛鬼蛇神”，不少人被殴打致死。后来“文革”斗争方向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派分子”才被视作“死老虎”而被“革命群众”撂在一旁，仍居于“贱民”地位。

什么是“贱民”？

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刘宾雁对自己经历过的“贱民”身份有如下的描述：“贱民，谁都可以骂你，侮辱你，你不是一个平等的人。你在潜意识中不停地想到：‘我是右派，我是右派……’象块石头压在心上。你想做点好事，不让你做。比如你见一个小孩在剥树皮，想劝阻他：‘你不能剥，剥了树会死的。’他父亲马上过来说：‘你有什么权利管，你什么身份？’连小孩都会骂你：‘你管得着吗？老右派！’”

另一位被打成“大右派”的老报人徐铸成，这样描述他的“贱民”生涯：“‘右派’帽子一戴，朋友见了面赶快走开；他要是和你打个招呼，有人打他小报告麻烦就来了。邻居也不敢和你接近，只有户籍警常来‘看看’你。家庭里除了老伴照常友爱之外，连儿子都会对你白眼相加。这种精神上的凌辱，想起来就一身冷汗。”

五十万知识分子，究竟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被惩罚为“贱民”呢？

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不少人只是在中共号召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帮助党整风的情况下，向中共或个别党员提了一些温和的批评意见，就被“以言治罪”打成“右派”。大多数被打成“右派”的人甚至什么也没说，只因为毛泽东提出“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一、二、三，不超过百分之五，于是机关、学校的党委为超额完成百分之五的指标，就把一些知识分子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了。举几个例：

大学生某因书法较好，帮同学抄大字报，被打成“右派”；

共青团干部某在学习会上提出一些反面问题启发其他同学深入讨论，被打成“右派”；

预备党员某上书党组织，反映同学正在热烈讨论的“一个党员同学是否有某种特权的问题”的各种看法，他本人既没有写过大字报，也没有对党提过只言片语的意见，就因为这封“上书”被打成“右派”；

为了凑够“右派”指标，某班级正在讨论谁应被划为“右派”，一时提不出合适人选，这时有一个同学内急，当他从厕所回来，大家已把他划上“右派”的名额了。

1979年，绝大部分“右派分子”获得平反。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十号文件，宣布章乃器、徐铸成、王造时、龙云、费孝通、钱伟长等二十一个“全国性影响较大的爱国人士”的“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还有五个至今未被改正，他们是：民盟副主[xi]章伯钧、罗隆基、《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民盟上海市负责人陈仁炳、作家林希翎。

那么，上述五个“大右派”一定是反党急先锋了？现在重读当年对这五位的批判文章，所谓“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不论怎么批斗，都没有任何证据。言论上最尖锐的是储安平，他在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储安平的意见提到“老和尚”头上，而且涉及“老和尚”过去的承诺以及权力分配的问题，当然是很敏感的。但他也不过是响应党的号召，向党提提意见把了，他本人并没有在报上发表他的言论，而是《人民日报》要发表他的讲话的。

“整风”变为“反右”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要整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提出“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在这之后的《人民日报》社论又强调“对批评者应该明确采取保护态度。

整个5月，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号召帮助党整风。许多机关、学校，甚至以是否积极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作为是否爱国、爱党的标准，或以之作为考虑吸收入团、入党的条件。即使这样，由于肃反运动刚过去两年，不少人心有余悸。由其是民主党派，提意见时顾虑重重。

帮助党整风的人，不是自己跳出来要给党提意见的，而是中共再三动员、邀请才诚惶诚恐地说了几句逆耳忠言。因为是整风，当然不能象庆祝党生日那样歌功颂德，而是应该批评党的缺点，揭露党的错误，这样才有利于整顿好党的作风，这也是党要求这么做的。然而，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在‘帮助共[chan*]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chan*]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chan*]党下台。”

为什么会这样？“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斗争”！直到《毛选》第五卷出版，才认识到个中玄机。

“阳谋”

《毛选》五卷记载，1957年5月15日，毛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毛在文章中说：“在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诱敌深入

聚而歼之。”又说：“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

毛发出这个“内部指示”之后，5月1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仍然说：“在这些日子里，党外人士对我们的党和国家工作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绝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到了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还说：“最近期间党内外提出的对于党和国家工作的批评和建议，虽然并非完全都对，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

数天后，《人民日报》脸色一变，发表那篇令人蒙头转向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了。同日，毛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个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示》说：“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在高[chao]未落之前，“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然后，要“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毛选》第五卷）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揭开“反右斗争”的谜底，说：“党的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是‘阳谋’。”又提到，右派分子“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毛承认“反右”运动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斗争，毛称之为“阳谋”。既然是早有预谋的斗争，那么运动开始时种种的承诺不算数也就可以理解了。

可怜善良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

2007年3月28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