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诗歌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可能是经过诗人特殊加工和装饰的话语,这是一种“叙述”。叙述,是一种叙事和抒情。诗歌的思想之光一直在呈现,因为它是在叙事,用独特的视野进行叙述,叙述恰恰是一种话语,话语只要一出来,就必定有其内在的思想,在流动着。叙事,是对事件发生的过程的叙述。因此,任何叙事都是一种有限的叙事,都是一种历史的叙事。如果没有叙事,我们根本就无法理解世界,或者拥有对诗歌的认同感。可见,叙述是我们理解世界,理解个人情感以及所有事物的一种方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叙述的工具。这叙述有其局限性,永远只能叙述已经过去的事件。现在,不过是过去的一种重复,诗人的目的也许只是重建那个轮廓,还原当初的一些细节,不一定要非常清晰。
优秀的诗歌,应该是自然地从人心中流露出来的感情。其根基固定于极其普通的人性。这种极其普通的人性才是诗歌的最重要的同化力量。诗歌,是一种对话或者对话的权利。这可能是诗人对世界,对万物,对人类或者对自己进行的一场对话的痕迹,结果和交流。这种对话可能有一种“物我交流”的倾向。这种对话往往从情感从手,经过话语到达自己本身的目的。很可惜,这种对话或者这种对话的权利,正被一部分诗人所垄断。所以,笔者觉得应该在宽容,平等和自由的原则之下,进行对话,使用这种对话的权利,容忍多向度的更加宽阔的对话,承认其平等性和合法性,倾向于话语之间的交流以及沟通。只有连续不断地对话,和使用这种对话的权利,才能使这种对话充实并深度起来。对话更是一种交流,是一种话语和一种或多种话语的交流,是一种立场和一种立场或多种立场的交流,是一种思想和一种思想或多种思想的交流。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对话,是诗人和自我的“潜在性的对话”或者一种物我的或与他者的对话。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口语”诗人。因为我写东西的时候,总是先经过嘴唇读出来,才写在笔下的。我一直把诗歌看成是对话,是对内心,对我的父母,对这个世界,对我的妻子,对万物或对自己进行的倾述,缓缓的,就像在和一个最为熟悉的朋友幸福地交流,讲最为普通的家常话。平常的话语中蕴含着我最为炽热的情感。我一直在说:平凡才能高贵,没有高度才是一种高度。诗人就是一个永远都在路上,一直都在思考着的生命的个体。这种个体有其敏锐的感触能力,可以创造出独具自己个性的诗形。诗歌,无所谓好坏。诗歌只和诗意深入挖掘的深浅的程度和对某些细节的处理上的经验高低有关。一个好的诗人,可以用极其平常的话语创造出那种能认人为之灵魂震颤的作品和效果。我所知道的安徽诗人,《诗歌月刊》主编王明韵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过马路时。你要左右看一看/如果有盲人/你一定要搀扶着他/让不幸的人/也有一个平安的人生”--《北京地理:写给女儿》,“车过符离集/离家越来越近了/我不能下车/家在面前一晃而过/铁轨噙着热泪/迟迟不肯落下来/我的白发母亲/正倚门而立/她七十三岁了”--《车过符离集》。这样的诗句,平常中却带有一种可以把人内心剖开的同化的力量,让人细细品味后,久久陶醉,并为之感动。是的,王明韵和郁葱二位诗歌刊物的主编,是我最尊敬的二位诗人。他们都在用心写诗,他们都在用自己的作品来证明他们存在的价值和自己对诗歌独特的人文的理解。不像某些人,一味地炒作或者践踏诗歌的神圣。笔者认为,好的话语是极其平常的,平常的人人都能够懂,也能够在诗人的带领下进入,只是他们没有能写出来。这是一种人人心中都有,就是无法表达出来的话语。这种话语通常带有那种能够让人产生认同感的力量,容易让人被诗人在诗歌中所散布的情感所同化,融化和量化。所以,和情感的自然流露相比,技巧是次要的。
在我的意识中,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我有着对生命最为深刻的体验。我觉得我或者我的诗歌或者我的村庄,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种真诚的理解。人的经验不具有“同一性”或者“相同性”。诗歌的创作就是自我的对话,也是在他人的阅读当中和他人进行的对话和交流。这是叙述的目的。创作,就是“反刍”,我记不清这是谁说过的话了。既然诗人使用的是词语,那么就必定有其“内在的节奏”。写作,是一种自由和回忆矛盾的融合。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时间才可以回过头来。回忆,是经过时间沉淀下来的情感。周作人说:““自我表现”,“个性”,“自由”是写作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与其说诗歌是情感,还不如说诗歌是认识自我,寻找自我,或认识这个世界,证明自身存在的一种微弱的力量,环绕着生命,装饰着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这是一种“单纯”,正是这种“单纯”从抽象中被剥离出来,让人在诗性中得到一种统一和形而上的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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