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公其实只是我的远房亲戚。

80年前，也就是民国的1927年，我爷爷的一个远房叔叔一家在饥荒和瘟疫中几乎全部丧生，只有年仅4岁的三叔公幸运地躲过一劫。看着淌着鼻涕、裸着身子，少不更事的三叔公，奶奶一个劲地抹眼泪，后来心一横，便把他带回了家。

虽是清汤寡水的日子，倒也替三叔公捡回了一条命。1946年，23岁的他已经是村子里难得一见的体格魁梧、身材修长、眉清目秀的帅小伙了，因为家境的原因，暗地里与他相好的秀菊只能屈从父命嫁给了邻村的富农何瘸子。三叔公一气之下报名参了军，奶奶怎么拦也拦不住。

从此，三叔公便和家里断了联系，但1949年大解放的时候，他还是背着被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敲响了爷爷家的门。三叔公活着回来了，只是他的一条腿被子弹穿过，永远留下了阴雨天疼痛难忍的痼疾。后来听爷爷讲，其实三叔公很可能会埋葬在战场上，是一棵四人合抱大的核桃树替他挡过了最要命的几颗子弹。三叔公迷信，腿伤好后独自去到那棵核桃树下，把被弹壳穿破的树皮摸了又摸，最后当地跪下，磕了三个响头。从那以后，三叔公成了村里最爱栽树的人。

在爷爷奶奶的撮合下，三叔公和村里的姑娘有嫱成了家。一年后，他们有了我的小叔叔建设。

因为参过军，打过鬼子，三叔公很快便被批准入党，当老村长退下来的时候，颇有号召力和震慑力的三叔公便理所当然地“承袭”了村长的位置。

三叔公很感恩，隔三差五就会到爷爷家来，身强力壮的他总是抢着挑水劈柴，逢年过节还总把大碗大碗好吃的往爷爷家的灶头上端。后来，我爸爸出生，和三叔公成了最亲近的人。

听奶奶讲，一次村里三个不懂事的毛孩子趁大人们忙活时溜进村后的树林里，将四棵碗口粗的松树刨倒拉回了家。事后，三叔公狠很地教训了那些孩子一顿，还对孩子们的家长删扣了集体公社里的“劳动工分”，使得他们几家在那个月的月末勒紧裤腰带过了好几天紧巴巴的日子。从那时起，三叔公便暗暗和好多人结下了“梁子”。“文革”时，三叔公被村里的红卫兵反剪了双手，背上造反派的牌子游了好几天的街，而他的罪名就是曾经滥用职权摧残过祖国的花朵。三叔公被打得鼻青脸肿关进了牛圈，大字报贴得他家墙壁上到处都是。曾经乱砍树的那几个孩子闹得最凶。后来，“文革”结束，三叔公被正名，依旧当村长，批斗过他的孩子就由家长领了来逐个认错。三叔公说算了，都是时代的错，并不为难谁。于是，他在村里的威望便日益高起来。

平静的日子“哗啦啦”地翻过。建国叔叔的儿子改革都上高三了，三叔公老了。

三叔公要从村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在一个夏末的夜晚，奶奶把三叔公叫到了家，说是看着我爸爸长大的，又最疼他，爸爸也是党员。奶奶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后来，村里的龙平叔当了村长，龙平叔是外姓，但绝对精明。知道结果的当晚，奶奶扯着嗓子把三叔公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忘本，胳膊肘往外拐。从此，我们家就和三叔公疏远了。

龙平叔上任后不久，通过到镇里积极申请扶持，加上发动村民捐钱出力，一条长5公里的村级公路很快火热地修起来。待到让村民们出劳的时候，三叔公硬是要拣自家屋前的那段黄泥路修，龙平叔拗不过，只得答应。村民们有意见了，说三叔公这是倚势得利、损公肥私，谁都知道那段路平坦，又都是黄泥，好挖，不像其它路段，泥夹石头，挖起费力，又损工具。

村里的言语开始多起来，三叔公的形象越来越“低”。

因为在工地上淋雨受了风寒，三叔公很快便病倒了。一家人都只当是感冒，并没太在意。却不想在一个冷冽的寒夜，三叔公永远地“走”了。

建国叔他们个个哭得像泪人，语辞中满是歉意和愧疚。村民们还是没有好言语，说得最多的就是“报应”二字。

之后的日子依旧平静，死去的三叔公正在被村民们遗忘，似乎最终不着痕迹。

当建国叔日耕夜刨地挖开门前的那段黄泥路时，村民们都傻了眼——原来当初被三叔公拗着要自己修的“好路”，黄泥的表层下居然全是乱石，其中有的比磨盘还大。

村里有老人说——其实当时那里就是一个乱石岗，是三叔公修房子的时候用黄泥添平的。

那年的清明节，去给三叔公上坟的人特别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外姓。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