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作家和诗人的冯至先生在80高龄时写过这样一篇奇特的“自传”，“自传”是一首诗，诗曰：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

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进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其实象冯至先生这样不断地否定自己的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如老舍1949年后就否定了自己那些在文学史上原有定评的代表作，忙不迭地开始修改，而冯友兰对自己四十年的哲学生涯进行回顾时作诗曰：“不堪往事重回顾，四十年间作逆流”，最让人感到震撼的是郭沫若在1966年的一次大会上宣布：“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如果说知识分子作为个人经历只是反映了历史的一个缩影，那么我们真正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只要我们回首梳理、盘点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决定、决策，很多都没有逃脱被否定的结局。比如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60年的公共食堂、还有什么评“水浒”、批孔、批邓、十年“文革”、“两个凡是”等等。一次一次的轰轰烈烈，一次一次的热热闹闹，又一次一次地拨乱反正，一次一次地平反昭雪。可以推测，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的解密、真相的大白，还有许多已有定论的事情甚至让人们曾经欢欣鼓舞、为之雀跃的事件会再重新定论，甚至被彻底否定。

敢于承认错误，勇于否定过去，与冥顽不化地抱残守缺相比，既是一种进步，但更是一种无奈。因为否定过去其实就是对过去的一种背叛，而这种背叛如果是反复的、长期的、经常的，那么我们的民族就会永远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就象一个背着沉重的包袱和穿着铅鞋的运动员一样，无论其个人体能有多好，为国争光的心情有多迫切，比赛时付出的努力有多大，也是不能跑在前列的，更无法在赛场上夺冠。

背叛历史是可怕的，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而真正可怕是政治上共[chan*]党人对自己信仰的背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