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

在行文开头，特别说明一点：由于我长期以来所学习的和所从事的都是经济专业，所以，严格地说，我是不懂诗歌的，尤其不懂当代那种纯粹意念性的诗歌。因此，虽然对于某些诗歌，我在看过或读过之后或为之思考或为之动容，而后总会有一些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自己的感觉和感受，并且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自己站在经济学的角度上对诗歌的一种另类误解。若有欠妥之处，还请各位见谅。

【一】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货币洗心、远离诗意的时代里，却越来越喜欢诗歌

刘恒说“食色——性也”，说的就是物欲与情欲。食物与色欲成为人的本性。其实所谓的物欲原罪也就是人性中最基本的欲望。在与身俱来的原欲面前，许多的人为欲望所折磨而矛盾、而困惑。就连无神论的马克思也认可资本的原罪。

也许是源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目前，主导中国社会各界发展的，多是国内的一群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当今的诗歌界亦不例外。

随着喧嚣的物质时代以风挟雷电的势态快速前行，诗人被急遽而来的商业大潮所淹没，诗歌在权力和金钱构建的社会中已失去了光彩夺目的绚烂而显得苍白无力。同时，当代中国人特别是以青年为主体的诗歌创作群体正处在超越与禁锢、自强与孱弱、革新与保守的两难境地，成功与失败俱在、因境与希望并存、汗水与辛酸同流，不得不驮负着心灵的重压、承受着人格上痛苦的撕裂和再塑艰难地跋涉，漂泊的心灵在执着与困惑、追求与失落的交错中，苦苦寻觅着停泊的港湾，物质生活与内心世界的二律背反导致诸多的强烈冲突和精神失衡。

尽管美国“桂冠诗人”斯坦利*库尼兹说，写诗一点儿都不是一项精英主义活动。诗歌是来自于人类各个层次的普遍需要和愿望，是自己生命意义的体现。一些诗歌创作者也试图高扬个体生命的人格独立意识。可是，从青春热浪的滚涌中感受到了个性崛起的勃勃生机，同时也承受着商品市场经济的灼灼逼射与迅猛冲击。承受着各种束缚、重压及精神隔阂的折磨，灵魂既因高翔于个体生命的宇宙而舒畅，又因摆脱不了四面八方扑来的掣肘，不能自由地振翅而沮丧；既因追求潇洒人生而振奋、又因倍感活的太累而悲伤。群体与个体的摩擦导致精神的孤寞，扼杀了个体生命的活力，严重禁锢人的自由发展，塑就了人的奴性、惰性和依附性，钳制了人的灵性、创造性和主动性。把当代诗人推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相当一些诗歌创作者的精神缺陷，导致诗歌精神的奇缺和震撼力的极度匮乏。

虽然管党生在《我死了以后》中写道：“我死了以后/你们可以说我/一辈子没有你们钱多/一辈子没有你们会混/一辈子没有你们会玩/我都承认/可是/你们谁也不敢和我比诗”，但“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饿死诗人”，这些曾经的戏虐之词俨然成了当今诗坛最大的现实。诗人似乎已经成为贫寒的代名词或成为迂腐不化或者玩弄文字的象征。

几年前，一位身在文学界的朋友甚至对我说：“如果你天生才华超群横溢写诗能致富，你就去写诗；如果你有钱不需要写诗谋生，你就去写诗；如果你想靠写诗生存或致富却又事与愿违，你就再不要写诗！但是，你要明白，在这个全社会都正在物质世界中呼啸前进的时代，诗人只是和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完全没有区别的一分子。用诗搞精神垄断，以诗成为精神贵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因为，在诗界以外的范畴，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到诗歌了，诗的声音在当代中国已喑哑难辨，诗人头上的光环也显得暗淡无光。如今有多少人会对一个诗人肃然起敬呢？又还有多少诗人敢于挺身而出，宣扬‘我是一个诗人’呢？”

可在这样一个货币洗心，远离诗意的时代里，却越来越喜欢诗歌。

尽管在现今这样的时代里，早已经不期望用纯净的诗情去洗涤丑恶，去感化邪恶者、净化本身生存的环境。但我想，大多数的尤其是文学青年和我一样，还是热爱诗歌，还是喜欢读诗，写诗。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能有一些理想的光晕，哪怕只是短暂的早晨，这也是诗歌不能完全消亡的原因之一吧。

【二】在这样一个货币洗心，远离诗意的时代里，却越来越喜欢诗歌。且认为不过地多卖弄诗歌理论与写作技巧，尽量做到雅俗共赏，切忌只为纯粹的媚评而写作——方能够赢得诗歌普及畅销的卖点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市场营销”。所谓“市场营销”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产品交换形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获得企业利润而有计划地组织的综合性的经营销售活动。

一位朋友问我，在西方发达国家诗刊的发行量也已不多的现在，诗歌到底能不能在中国创造和占领市场？诗歌到底能不能真正转换成精神财富？这实际上就是个“市场营销”的问题。我告诉他说答案尽人皆知：杜甫和李白的心脏已停止跳动了一千多年，一本薄薄的《唐诗三百首》，却仍雷打不动地在绝大多数的书屋中四处畅销。试问我们当今哪一个国人的耳边不曾回荡过李杜的声音？

而浩浩长江自古后浪推前浪，一千多年前，没有用金钱拓展诗歌市场的李白和杜甫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呢？难道又进化了一千多年的人还不如那时的人吗？

撇开其他因素不谈，我认为当代诗人在当今市场遭遇冷遇的重要原因，主要在于诗人自己。

比如说某些诗人为了不甘于诗坛受冷遇，刻意写些极端反传统的“怪诗”（有的作品疯狂、色情、变态、粗鄙不堪，有的作品形式古怪，如无字天书，无人能解）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又找一帮兄弟姐妹来写些评论，将其炒热，试图起到一种“作秀”效应。却未曾料到适得其反。

例如某位云南诗人的一首“诗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谈不上有什么意境美、情感美，且明显是地理学上的测量数据和河流名称的罗列，却受到某些大学教授、诗评家的吹捧。北大某中文系教授以《一种不同寻常的“笨拙”》一文，说“笨拙”是这首诗的奥秘，“这首诗对地理事实的罗列含着一种强烈的意蕴，有一种固执的不同寻常的诗意，诗人刻意将一种测量数据作为一种诗歌节奏来运用，产生了奇特的艺术效果，这些枯燥的数据，其实起到的一种犀利的甄别作用”等等。

也许只有那位教授独具一双独特的慧眼，能从那些地理学上的测量数据和河流名称的罗列中发现“固执的诗意”和“犀利的甄别作用”吧！因为，许多诗歌界的专业人士和读者连续看过几遍那首诗，却怎么思索也找不出诗中有那位教授的文章中提及到的什么“奥秘”。因此，这种毫无诗歌艺术构思的作品，即使经过“咸鱼翻生”（广州方言：把死的变成生的）的评价，亦实在难以推销得出去。（就像本身质量不好的产品，无论请多少明星做广告，消费者都不会购买一样）

诚然，我们不可能要求诗人们都写出优秀诗歌来。但是，有些教授、学者、诗评家，不严肃客观地评价诗歌和判断诗歌的优劣。把那些根本不是诗，或诗歌的怪胎，牵强附会的无厘头、无原则地瞎吹一气。这也是大众对诗歌最大的异议、诗歌被大众拒绝的最直接原因之一。（也不怪乎《人民文学》的主编、诗人、评论家韩作荣都称真正能写出好诗的往往是那些“非著名”诗人)

还有近几年来，中国的诗歌创作者，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名诗人，追求所谓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尽管技巧熟练，写出的东西，却总令人感到是为符合诗歌理论的条条框框的规范而写作，总仿佛感觉缺失了点什么东西。如诗人南鸥在《倾斜的屋宇——后现代与当代诗歌》一文中写道的，他们只能“表现出一种内质的高危缺钙、精神的阳萎和肾虚；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大面积失语；表现出一种想象力的严重缺失，他们的全部才华和智慧，都挥霍在大规模的制造浅薄和时尚之中。”

当然，我不反对在诗歌写作中运用一些诗歌理论与写作技巧。但我个人以为，理论与写作技巧并非万能之宝典。比如说世界上那么多写作理论知识丰富、诗歌写作技巧娴熟的、科班出身的文学院毕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当中，就没有出过几位知名的作家和诗人。所以，我认为，在诗歌写作中可以运用一些高深的诗歌理论与写作技巧，但必须适当，而且不能把诗歌本质中的个性的东西遗弃或丢失；同时，意象务必雅俗共赏。既要如王维的“月出惊山鸟”般意象新颖奇特，耐人寻绎；也要和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样虽然只有清新朴素的大白话，却让人百读不厌，万人传诵。如此，方能够赢得普及大众和畅销的卖点。既满足高雅读者的需求，也满足一般的热爱生活、热爱诗歌的读者的需求。

因为，商品的落脚点是市场。而决定市场走向的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消费者，而不能是其他；而诗歌的落脚点是读者。而决定诗歌市场走向的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读者，而不能是其他。换言之，诗歌永恒的魅力就在于她是心灵的独唱。也正惟此，她才能启荡起一颗颗渴望共鸣的心，于无声的共融中在广袤的天地间发出永恒的合唱。如果你能把你的诗和法国著名诗人马拉美的《天鹅》般写进许多人不断扩张的心里，引起他们的共鸣和发声，这些人的心就是你的市场——你诗歌的市场。所以，切忌只为纯粹的写作技巧和媚评而写作。

否则，也许写出来的诗歌在诗歌理论界赢得美誉声声，却无法为大众所接受传诵。恐怕到了最后，一些所谓的大诗人，还不如那些自出诗集的业余作者的诗歌，不仅在不会写诗的帅哥倩妹手中传递，而且其被朗诵得与春水一起在湖畔荡漾。却只能够如在自由集贸市场大门外的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一个人守着一堆无人问津的大白菜仍闭目孤芳自赏地嘀咕着、而后睁开眼看见“滞销”的大白菜烂掉都无人买，跺脚大骂路过却视而不见的买菜人都不识货的菜贩子一样。

【三】个人认为，若想自己写出的诗歌不被边缘化，且为平民大众所传诵，而非诗歌理论界所独赞，语言的美感与韵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自从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的创作十分复杂，自由度特别大，只要敢于出手，一行、两行，甚至是一个字，都可当作新诗发表。而民间内部印刷的诗歌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留学西方的老诗人郑敏在《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中说：“对文学艺术采取后代淘汰前一代的错误价值观，以致争当‘先锋’，宣称自己是超过前一代的最新诗歌大师，并有文学五年换一代的荒谬理论，造成青年创作队伍浮躁与追逐新潮的风气……”

苏州几位诗人堂而皇之地创办了一本以诗歌为主的《玩》刊物。2006年至今，诗歌事件不断，似乎诗已在网络和报纸上热了起来。所谓梨花体、口水诗的争论，以及由此引发的luo体朗诵、叠罗汉之类，一时间电脑成了宣泄的窗口，报纸的版面上也连篇累牍，令人目不暇接。

以前本有个习惯，总喜欢边吃饭，边坐在电脑前上网看些诗歌或诗评。可是自从偶然看到那些“垃圾派”、“下半身”、“废话写作”等所谓的“诗歌”之后，再也不敢在吃饭时看诗歌了。怕自己一不小心又会看到那些令人反胃的文字，而去洗手间呕吐不停。因为，感觉那些“垃圾派”、“下半身”和“废话写作”的所谓的“诗歌”，奉献给当代读者和后人的，根本就是一堆没有经过彻底消化的排泄物。既糟蹋了诗歌，也糟蹋了诗歌创作者自身的形象，实在是诗坛的悲哀和耻辱。诗的崇高似乎已经成为凋零一地的昨日黄花，诗的语言也脱去了精致精美的外衣而斯文扫地。毫无疑问，这是当下诗歌创作遭遇冷遇致命的症结。

比如说“我在大街的后面跟着他们/无数的臀部摇晃着/微风拴在腰部/我比较着它们的尺寸/长的和短的，圆和扁/想象着它们一个个/跟着麦当娜涂着兴奋剂的屁股/摆动起来……”这就是从南陲直推到北京的杂志上既明晃晃亮出、又被声嘶力竭吹捧标榜为大气的据称是中国极负盛名的一个诗人的什么什么“绝色”的作品！

如果不是为了写这篇文章，实在是多余提及起这些垃圾文字！

我想除了败家子和疯子以外，谁也不会愿意花钱买一本打开就恶心，就令自己反胃的“诗集”！

很简单的道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是在大街上，人们大都会欣赏养眼的美女，而不是污头垢面的奇丑无比的流浪汉。

因此，个人以为，虽然诗歌本属于艺术范畴，而艺术原本就有源于游戏的说法，说诗歌具有娱乐性甚至游戏性也不算太离谱。周瑟瑟的“拉丘主义写作”，还有默默的“撒娇”诗派，也基本是在不拘一格的智慧玩耍中进行。但诗歌是用精炼而富有节奏的语言和鲜明的意象去表现意境美的一种最高文学形式，在插上想象的翅膀，情感激荡，神思飞扬间，具有意境美、情感美、节奏美等特性，读之耐人寻味时，还要注重给人一种视觉和诵读的语言韵律与美感。若想自己写出的诗歌不被边缘化，且占领市场，为平民大众所传诵，而非诗歌理论界所独赞，语言的美感与韵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过要想写出好的作品，除了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聪颖的悟性及敏锐的观察力外，还需要具备一颗宁静平和的心。

【四】物欲原罪，是诗歌创作之天敌，可任凭尘世芜杂喧哗深入诗的内部专注而凝神、无暇顾及其他的默默的耕耘者，照样能够创作出有别于字匠的不凡作品

也许，这个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命运起起落落，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尴尬：圈里圈外毫无干连。在通俗文学大行其道的今天，不要说街头报亭，就连学生的案前床头怕也难觅诗刊倩影。然而，诗歌依然存在，存在于真正热爱它的人的心中。有如海面上即使波涛汹涌，可那只是因为风的缘故，海最绚丽多姿的风景和丰富的宝藏还是在海底深处。

记得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一种探索，他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虽是为文的一种探索，但是对于为人也相通，可以说，人对宇宙生命，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淋漓尽致地感受之。出乎其外，故能更高一层地观察之。入乎其内，故有人生。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两方面是相同的。是一种很高的要求和境界，能沉著，也能豁达。

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其实也是一种为人超然的境界，是教我们崇拜自然，拥有内心的神灵。苏轼的几句词：“竹杖芒鞋轻胜马，何妨吟啸且徐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所含的不仅仅是狂傲不羁的书生意气，更有的是破屋偏遭连夜雨后的豁达以及乐观的心态。

曹操的一句诗很好，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是一种在人世战乱中的一种胸襟。后来，他的煮酒论英雄，桓温的北伐，其实都是在老庄自然里悟出的境界。历史上许多文人也好，英雄也罢，许多人都能入其中，沉着痛苦，也能出其外，纵目天地。采菊东篱。活得自在清朗且更接近灵魂自由存在的真义。

当然，我从来都不否认诗歌创作者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但个人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真正写出好诗的创作者，多是深入诗的内部专注而凝神、无暇顾及其他的默默的耕耘者，他们无论是像李白牵马换酒作诗、还是如杜甫在茅屋被风吹破中而歌，都会始终如一地任凭尘世芜杂喧哗，独守自己的精神世界。

因为，真正的诗人，乃是隐于无名，终于无名。他们不怕寂寞，甚至不觉得寂寞。他们心地单纯澄澈地遵从内心生活，安于平淡宁静地在自己灵魂的空间信步闲庭。也许，他们并没有关于美的种种高深理论，只不过是透彻地领悟到了美之本体；或者说，他们的言行感受早已与自由的灵魂同构，故而举手投足间均是一派淳然自在风范。他们甚至不认为自己在隐，只是觉得灵魂与自然存在，与万物一体，与天地交融，这种生活状态乃是天经地义。惟有如此才能够创作出有别于字匠的不凡作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