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在历史文化体系中最精华、最具有代表性，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特有文化内涵的，是周代形成的礼仪、礼制，以及由礼仪制度相关联的一系列文化现象。《礼记•郊特牲》：“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孔子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嘉礼之一的婚嫁礼仪和由此引发的服饰文化现象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周《周礼》中婚礼规定结婚必须执行“六礼”。几百年来，这些婚礼习俗在传承过程中随着地域各异和年代更迭，在民间生活中又有不同的表现，宁波人的说法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本文试图就宁波地区的民间婚嫁服饰与习俗作一些论述。

一、婚嫁习俗

古代婚嫁的“六礼”，按其婚姻礼仪的程序排列，依次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以纳征、亲迎为重。至宋代，“六礼”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只采用纳采、纳征、亲迎三礼。然而自南宋到明、清直至民国，宁波地区仍奉行“六礼”，只不过礼仪顺序和称谓有所发展罢了。当时遇娶亲的日子，门楣上贴着“六礼告成”的额子。据20世纪30年代的宁波《鄞县通志》文献志婚嫁一节记载：“婚嫁从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始，送聘礼、迓妇、搬嫁资、敲喜鹊、开面酒、享先到拦轿门，付开门钱、新娘上轿、请出轿、揭方巾、拜堂、传代，各项程序，循规蹈距，不可离经叛道。”现择其主要，从九方面中展开。

1、问名

中国的婚姻神为“月下老人”，用红线牵引男女结合，实则依靠媒婆撮合。《礼记•曲礼上》：“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礼记•坊记》：“男女无媒不交”。因此能说会道的媒婆成了男女相知名相交底的媒介。宁波有“媒十八”之说。男家请媒婆询问女方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先以媒氏通两姓”，“谓之：送日子帖”（《鄞县通志》），也称草帖。女方的生肖、出生时辰等以帖子形式由媒婆带回男家，作为纳吉的依据。在中国的婚姻旧俗里，“娶妻必告父母”是天经地义的律条，有所谓“无媒不成婚”的禁忌。更有童养媳、指腹为婚等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恶俗。女子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更不可能奢望拥有爱和被爱的权利。因此，从问名起，男女双方介入，都围着媒婆和父母的旨意被动应对。

2、纳吉

出自“人谋鬼谋，欲无不藏，尔室尔家，欲无不宜”。又叫“小聘”、“定聘”。男家上宗庙，依据双方的生辰八字卜得吉兆后，备礼通知女家，这婚姻便算确定。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宁波城区的百丈街上有许多卜吉店，诸如“新日昇择日店”、“老日昇择日店”等，经常有一些拟婚的男方家人在那里请阴阳先生卜吉，得出是“合”还是“冲”的结论。这些都是封建迷信的遗毒，如果幸福的姻缘可以占卜，美满的小家庭可以推算，这就意味着永恒的爱情只得听天由命，是不能自由选择了。

3、纳采

纳采，《仪礼•士昏礼》：“使人纳其采择之礼”。女家答应议婚，男家备礼前去，“预成之纳采，谓之下定，亦曰放口或过书”（《鄞县通志》），表明女方父母同意。此时，女家要通过媒婆向男家回帖。纳采其实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婚姻包办的真实写照。

其中，用币多寡，谓之聘金。然后，以绸缎等6-7种礼物赠送，谓之“样红”，又叫“雁红”。这时，“女子许嫁缨”，缨即彩缕，女子系上，好比货物已为他人买定，以缨为标识，免得他人来买。成婚后“主人（婿）入，亲脱妇之缨”（《仪礼•士昏礼》）。

婚礼中的六礼，五礼用雁，“用雁者，取其随时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

4、纳征

纳征即纳成。《礼记•世本》及外传：“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仪礼•士昏礼》：“纳征，玄纁、束帛、俪皮，如纳吉礼。”表明古代以俪通婚早已成俗。以俪皮通婚，也是买卖婚姻的开始。到周代纳币，为名义上好听而用纳征，而无人叫“过定”。在女家放口或过书之日起的某个吉日“婿家具簪、珥、钗、钏或加彩帛、赍牲牷、酒、饼送女氏”（《鄞县通志》）。这一礼俗也称“牵羊担酒”，是男方给女方下定礼的一种形式。下定礼之后是下聘礼，服饰方面就有绸缎、绣袋、鞋、帽、衣帔等，讲究财气、吉气。传统习俗中男女订婚还有男方给女方赠饰物的习俗，宁波地区一般都以金戒指、金项链为主。如此运作，必然斗财富，讲排场，摆阔气也就自然而然了。

5、请期

在正式婚礼前，宁波地区仍有请期礼仪，择黄道吉日“媒氏往告女氏”，这时，挑选吉日良辰，一请择日店阴阳先生，二请瞎子算命排八字，纯粹是迷信一套。并在迎娶前三日“使人以巾二、衣一、帔一、裙一如女氏，谓之迓妇”（《鄞县通志》）。“迓妇”这一礼仪习俗类似于宋代催妆，在形式上是通知女家成亲的日子（事实上早已商定好），请新娘早作准备。请期反映了男尊女卑，这里男方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女方只得惟命是从。

6、搬嫁资

成婚前一日，“女氏送奁物陈于婿宅，谓之搬嫁资”（《鄞县通志》），亦称铺房。这一习俗自古有之。司马光《书仪》一书有详细叙述：“俗谓之铺房。古虽无之，然今世俗所用，不可废也。床榻荐席椅桌之类，婿家当具之；毡褥帐幔衾绹之类，女家当具之。所张陈者，但毡褥帐幔帷幕之类应用之物，其衣服袜履等不用者，皆锁之箧笥，世俗尽陈之，欲矜夸富多，此乃婢亲小人之态，不足为也。”本来只是铺设房卧，想不到竟然成了女家炫耀家境的手段。宁波地区旧时风行“十里红妆”，“十里红妆”是富家大户嫁女的嫁妆，这些人家为女儿精心置办日常起居所需的家具、器皿、床褥、衣裤、首饰等作为嫁妆，接送嫁妆的队伍绵延数里。这一习俗造成铺张浪费，害得穷苦人家雪上加霜。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宁波仍在流行。只不过嫁资的物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时更改了。

7、敲铜鹊

这一习俗估计为宁波地区特有。在搬嫁资，将“奁物陈于婿宅”之日，新妇在铺挂好帐幔房帏之后，在中午时分，还须“敲铜鹊于房帏之上，谓之敲喜鹊”（《鄞县通志》）。意在表明“取召南鹊巢之义”，宁波人把喜鹊视为吉祥鸟，“敲喜鹊”有以下几种世俗含义：一是把喜鹊报喜神秘化，所谓“鹊早叫，客人到。中时噪，婚姻吉。暮忧疑”；二是把喜鹊说成相思药；三是认为鹊巢可避伤害、避盗；四是认为鹊巢可镇狐狸精；五是认为喜鹊可治某些疑难病；六是借喻“鸠占鹊巢”认为鸠鸟是借鹊巢繁衍后代，女人当以夫家为家。这些世俗观念既是一种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又是“三从四德”封建礼教套在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此习俗于20世纪40年代起渐废止。

8、亲迎

亲迎，即新婿亲至女家迎娶，举行结婚大礼。分新娘上轿，男方迎轿，行婚礼，入洞房几个程序。这是婚礼中最后一节，也是最热烈、最隆重的一环。但是，自北宋起，“亲迎之礼已逐渐松驰，迎娶日，婿不一定亲自前往女家迎新妇”。民国时期至今，“婿不亲迎，用堕民为使者，赍名帖，导彩舆至女家”（《鄞县通志》）。女家在迎娶“使者以钱馈门者”后才开门，“谓之开门钱”。入门后催妆，由三女为新妇“戴重巾、加衣帔”。新妇穿戴之后由其兄弟抱上轿，或由持女领上轿。此时，新娘的母亲及女眷要哭送新娘，哭声越大越好，但不是嚎陶大哭，要哭得有声无泪，是谓：“哭上轿”。也有新娘哥哥“抱上轿”的。起轿时备火囱，内焚香熏，含香火不绝之意。鼓乐声中，仪仗开道，花轿前行，伴娘紧跟其后。接着是新娘的嫁妆，用精雕细刻的杠箱，2—6杠不等，二人一杠抬着绣被、枕头和四季衣服，以及新房中的日常用品。杠箱越多，资产越厚，一路浩浩荡荡，十分气派。宁波姑娘出嫁，坐花轿是中国只此一家的享受，又有“半副鸾驾”之誉，源自南宋“泥马渡康王”古典。在新妇出自家门之前，头上盖红巾，在浙东地区这一习俗是“避邪”之说。传说周公装扮鬼神头戴红巾捉弄民间新妇，新妇在成婚之日罩上红巾，以迷惑鬼神，企盼平安。

20世纪60年代以前，偏僻山区乡村中新娘行婚礼之日仍有戴红头巾习俗，60年代以后，逐渐废止。自60年代至70年代，宁波农村流行新娘戴墨镜，此时，头巾遮面的“避邪”说，改变为“遮羞”说，戴墨镜显然是女子不随便显露芳容，又合时尚装饰。

9、传代

新妇迎至婿家，拜位尊属后由一妇“用称杆微叩妇首，揭其外巾，谓之请方巾”。用称杆揭头巾有一定寓含，意思是日后新婚妇婿生活称心如意。也有用甘蔗的，寓意夫妇相处甜蜜。在揭方巾赞拜之后，行传代礼。由二位“女侍者布（棕麻）袋子地上，二客捧烛，导婿及妇入洞房，由袋上行，婿及妇经过一袋，女侍者又易于前，接之，谓之传代”（《鄞县通志》）。意思是早生贵子，传棕（宗）接袋（代）。在封建礼教统治下，妇女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受尽血泪的摧残和残酷的压迫。有财有势的男人，对婚后的女子可随时随地舍弃，那时的“七出”（七去）：无子，淫乱，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到头来女子落得悲惨的结局。另外，还有“阴配”、“冲喜”、童养媳为守贞节、夫死不嫁等，形形色色，令人发指。

二、婚嫁服饰

婚礼的服饰，包括新郎新娘和男女方父母长辈，以及出席婚礼的宾客亲朋，男女老少，都十分讲究喜庆，一般都要求衣冠整整，楚楚动人，一是追求新婚新人新衣裳，突出新字，二是在婚礼中表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时尚眼光。

清未民初至20世纪50年代前后，宁波地区新娘经历了从凤冠霞披到剪短发、烫发、插珠子花头面等各种变化；新郎经历了从戴明式状元帽、拖长辫子到剪发、戴铜盆帽、金丝帽等各式变化。

凤冠霞帔据说是宁波女子出嫁时打扮的专利，这是一种类似于皇后的盛装，属高规格的享受。它与万工轿、千工床结合，精工细作，登峰造极。新婚喜庆，终身大事，人一生一次。凡殷实或拮据的都要讲排场、摆阔气，所谓“死要面子活受罪”，以图夫妻恩爱，白头偕老。于是，姑娘成亲那天，精心打扮，象今日的婚纱出租，大有所向披靡之势。宁波一批以经营婚嫁衣服和丧事用具谋生的专业户——贳器店应运而生，迅速遍布城厢和农村。他们相互竞争，在经营项目和服务水准上比个高低，赢得一席之地。

据老一辈介绍，旧时婚礼的服饰，新娘戴凤冠、眼镜、纱罩、彩球，手上捧大红纸花，作为上衣和下裳的是花袄和马面裙。红衣、红裙、红鞋、红花与红轿等满堂红的装束，显得炽烈而有激情，也蕴含红红火火暖洋洋之创意，所谓：“洞房双双映红烛、华堂日日暖春风。”花袄，即对襟上衣，红缎夹袄，由霞帔演变而来（因旧社会婚礼，多在冬季举行，为了御寒，故新娘应以夹袄为宜）。袄，属袍类。其质料、花纹、式样和袍相同，但长度比袍短，分宽袖、窄袖，其长短、大襟及对襟没有定式。明清时，妇女穿袄极为普遍。袄有单、夹、棉、皮毛等种类。面料有锦、缎。初为圆领，襟及袖口处镶绣。后袖口渐宽，镶边数重。清末，袄袖变得短而细小，能露出里面衬衣，双重镶边，衣领高度二寸以上，颔掩在衣领下。至民国初，帕来品充斥市场，花袄上一度流行钉罗钿片，一眼望去，五彩缤纷，闪闪发光，更显得华贵与艳丽。其软缎面料，分大红、水红、桔红三色。备上花轿、敬酒、进新房时新娘三次更衣需要。裙，古时为下裳，将原先前后两片连成一体，成为裙。裙子与襦袄结合起来，成为我国服装形制中最基本的一种，与袍衫等服装流行了十几个世纪。马面裙是百褶裙的一种款式，穿着时由后向前再绕后，在后背部交叠。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语道出了婚礼的重大意义，要求人们在操办婚礼时，不管是婚房的布置，还是客厅的摆投、宾客的邀请等，都得一丝不苟，井井有条。同时，强调室内外的吉庆气氛和新人美满幸福、白头偕老的希冀。这在服饰的图纹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我们从宁波服装博物馆馆藏的几套新娘的婚礼服中观察，除色泽以红色为基调外，刺绣的图案十分讲究。在一条绣裙上，描绘金鱼傲游水中，夸张的五彩水波纹、纤细飘动的水草与散点的花卉有机结合，点明了休闲与共的鱼水关系。另一条围裙中，主体图案为并蒂莲花，荷叶、莲蓬和白藕有机结合，寓意喜结连理，并蒂同心。又一条红裙，裙摆是花儿连续图案，下缀湖蓝色排须，裙子前后片绣春意盎然、百花争艳，青翠欲滴、芳香四溢，象征小家庭兴旺发达，蒸蒸日上。还有一些袄裙、被面、枕套、桌围椅片上的装饰，选取麒麟送子、五子登科、百子图等吉祥图案，还有蝙蝠、蝴蝶等生物及和合如意等等，都从多子多福的视角，为新婚夫妇高奏赞歌，寄托美好的愿望。

刺绣有的用五彩丝线，有的用宁波的盘金锈。盘金绣，又名金银彩绣，分包金绣、垫金绣、胖绣、网绣四大类工艺，金线由细变粗，盘于画面之中，挂金披银，富丽堂皇，形象生动，无与伦比。宁波的胖绣可谓一枝独秀，操作时，为了表现画面的立体感，在需要凸起的部位中，衬以棉花，如寿星的额角，金鱼的眼睛，花儿的花瓣等，跳出了平面的框框，加强了表现力和真实感，令人目不暇接。

宁波服装博物馆在舟山征集到一件新娘的出轿衣，此衣是贳器店的遗物，品相虽不属上等，只有云肩和衣裳，但风采依旧，是存世极少的原汁原味的衣装。云肩用6朵盛开的红色牡丹花连接如意纹领口组成，花瓣下缀一排黄色网巾，网巾下垂淡绿色灯须。因出轿换妆间隙很少，若衣裳分开穿着费时，连成一体，比较方便，所以，上衣下裳连接。衣为右衽，下摆绣水波纹，水波纹上是怒放的牡丹和手捧花篮的仙女。下裳是简化了的裙子，下摆与衣摆相同，金色的波纹上，绣满各种花朵和枝叶。全套轿衣用大红软缎作面料，洋溢着热情、圆满、兴旺的氛围，寄托着新人的企盼和期望。

1911年10月4日，民国政府创建后，颁布新礼制和新服制，规定男子礼为脱帽鞠躬礼，女子为不脱帽鞠躬礼。男子礼服分大礼服、常礼服两种。大礼服采用西式大衣，西装领，衣长与膝齐，袖长与手脉齐，前为对襟，后身下端开叉，边角略呈圆弧形，常礼服规格与大礼服大同小异，异在下摆和前襟没有弧度。另外，钮扣部位一为3粒双排扣，一为3粒单排扣。在面料方面，大礼服用本国黑色丝织品，常礼服用本国黑色丝织品，棉织品或麻织品。不过，当时虽然政府颁布，然而民间实行不多，尤其在农村，还是奉行传统的装束。宁波服装博物馆在舟山和宁波农村，搜集了几件土制的新娘嫁衣，用土布染、手工缝制、右衽、蓝色、襟边镶有玄色阔边纹。女子礼服，是对襟低领长袍，衣长与膝齐，袖长与手脉齐，左右及后身下端开衩。下裳裙子，前后中幅平，左右有裥，上缘两端加带，系在腰间。凡做嫁妆的衣裳，出嫁前，都得叠叠整整齐齐，并用红绒扎牢，使其平服。

进入30年代，推行文明婚礼，城市率先举办集体结婚，新郎、新娘、证婚人、宾客的服饰崇尚西洋，新郎穿西装，新娘披婚纱。此时，封建社会婚嫁的“六礼”逐渐淘汰，婚礼中“亲迎”变得简约、大方、朴素，这种礼仪一直延续至今。

婚姻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变化最为复杂，最富有革命性的一种行为。中国人在婚姻习俗上的每一次变革都与社会的文明进步紧密相连。每一种婚姻时尚都无不例外地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参考书目：

1、1930年版《鄞县通志》。

2、徐吉军、方建新、方健、吕风棠《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

3、许星《中外女性服饰文化》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年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