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姑娘李燕的遭遇确实让人同情，患重病的她说：“我热爱生命，但我不愿活。”听着也确实让人心痛。她选择安乐死的原因只是担心父母死后自己无人照料，因而有一种恐惧感。某报社论指出，没能照顾好李燕们，让他们感觉到生不如死，这是社会的失败，政府和社会应多给一些实质性的关爱。所以李燕事件是生的困境，不是死的难题。“李燕们根本没必要去讨论安乐死。”

诚然，类似李燕这种情况，即使是在安乐死合法的国家，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我不知道讨论安乐死的人是否真正了解安乐死的具体概念。其实，安乐死具有非常严格乃至苛刻的条件，但中国人口基数大，即使条件再苛刻，每年也会至少有几十位及至几百位符合条件者。

我是医生，我本人以及我周围的大多数医生都是赞同安乐死的，只不过是对安乐死的条件如何设置的问题有所争议。有人说应该更加苛刻，有人说可以宽松一些，也就是说，苛刻的条件大多数医生是认同的。

有关安乐死的问题当然还涉及哲学、法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但医生的意见是否要多考虑一些，多尊重一些呢？当一个人在医学上已经证据确凿地病入膏盲，并且已经是痛苦万分，得不到生活的任何乐趣时，主管医生及病人的家属最能体会到病人的那种难以名状的东西。那些反对安乐死的人也许应该去近距离地接触他们，体会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感情，然后，再拿出反对安乐死的理由来或者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千万别坐而论道、闭门造车啊。所谓的哲学、法律、宗教都是从生活中来，从实践中来的，并且是紧密结合生活的啊。可以这么说，即使是反对安乐死的少数医生，这少数里边的大多数并没有近距离地接触这些病人。由于专业的分工和限制，不是每个医生都常常面临危重病人的。

一部法律的确立，民意当然很重要，但最终还要归于决策者们，至少在中国是这样。中国的决策者并不用担心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他们可以公费报销，并且可以享受最好的医疗服务。一般人，特别是农村的贫困人群，他们是得不起病的，特别是得不起重病、不治之症的，没钱治病了怎么办？多数人只好无奈地选择回家等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选择了安乐死，他们已经实践了安乐死。享受公费医疗的决策者们可以不考虑钱的问题，更不用考虑医疗资源的问题，他们只要多活一天，他们的家属（不是他们本人）的待遇就多享受一天，他们会赞同安乐死吗？

安乐死在我们大多数医生看来是那么好的东西，在大多数贫穷人看来是那么实在的东西，究竟谁会反对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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