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塞苦寒地，华夏一疆域

萝北县地域辽阔。其疆域东西宽一百零八公里，南北长一百三十公里，辖区总面积为六千七百六十二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一点四七。其中，山地面积占百分之五十点三二，平原面积占百分之四十点四七，其他面积占九点二一，素有“五山一水四分田”之称。萝北是北大荒的一个部分，亦有萝北平原一说。

萝北自古属中国边疆版图。在战国时属肃慎，两汉时属挹娄，南北朝时属勿吉，唐代属末和，唐渤海国时属怀远府，辽代属乌隈于厥都，金代属上京路，明代在这里设立过五屯河卫。

同整个北大荒一样，萝北曾有过新石器时代，就是说，在这片土地上也曾有过辉煌，满族人入主中原就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这辉煌后来被历史淹没了。据沙俄历史学家e·b·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记述称：这里的居民，“一部分被俄国人的索贡和收粮弄得一贫如洗；一部分四散奔逃；一部分由(清)政府下令向满洲内迁。富饶的黑龙江沿岸变成一处废墟，俄国人足迹所至，到处都发现被烧毁的当地人的住宅。”(引自《黑龙江省志》192页)

但这里仍然是中国的版图。中国的历代政府都没有忘记它。只是，它的开发比较晚一些，这与萝北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清朝时期，萝北地方隶属“三姓副都统辖区”。一六五三年(顺治十年)清政府曾颁布过《辽东流民开垦代理人例》，其中规定：开垦者“免交三年粮钱，缺牛、种者，官府借贷。”但这政策优惠一定不适宜于三姓地区，其中就包括了萝北。因为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二月四日，大学士查朗阿等人曾向朝庭奏报：“三姓等处无成段荒田，加之地寒早霜，五谷难以全种而不易屯垦。”萝北在三姓之北，是个水泡子地区，就更是不易“屯垦”了。据《凤翔区土改运动总结报告》中指出：“一九零二年以前，这里没有人烟，是一片荒山森林草甸子。传说有个姓李的带四支猎狗第一个到这块土地上猎取野兽生活。”（《萝北县党史资料》）所以有记载说：“萝北的先民，居徙无常，或渔或猎，不事垦殖。”萝北地区既“不事垦殖”，那也就不存在先民拓荒之说了。

有说，萝北拓荒的第一锹土是在一八九三年挖的。那时袁大化受命办金矿，工人两千，就出现了小片开荒。这似乎与“不事垦殖”也无大区别。

由官家在萝北地区实施放荒，开始是在兴东设兵备道之后，那是一九零六年，道员叫庆山。不过，一九零四年从辽宁凤城来了樊广太、厉永年、房殿裕等几家，乘满清末年放荒，领了“飞地照”，在鸭蛋河占荒落户（后陶大爷、厉永年、樊广太、张鹄礼等每人建起鸭蛋河、二甲、三甲、南地卡子等围子。）一九零六年，从奉、吉两省强迁垦民一百三十户，不计行差和矿工人数，境内是：“垦七十，人三百，皆荒居于散处，未成村落，拓垦极慢，耕地寥寥。”光绪三十三年(一九零七年)，广东省新会县商人陈国圻，一向在美国旧金山经营牧业，得知黑龙江大量放荒，就由美国旧金山携带巨资，在鹤立岗组建《兴东垦务公司》，实施开垦；可是，却因“交通梗塞，物资匮乏，不久撤退。”当然没有开成。一九零八年三月，乌鱼、通北等地，曾放毛荒，并由天乙、瑞丰两公司承领了二万零三百零三垧毛荒；遗憾的是，那只是岭西，不是萝北，因为萝北、绥东一带属于岭东，“地处极边”，虽然押荒金钱，每垧地由五钱降到三钱，仍是无人认领。一直到一九一二年，萝北的人口才增至五百七十八，耕地也才有九十一点三垧(垧十二市亩)。由此可见，在萝北大地上，民国初年仍然是荒原一片。

一九一二年，兴东兵备道被撤，设萝北厅设治局，首任设治黄光彝。黄光彝上任后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向省厅呈文,说萝北放荒多年，“开垦甚少”。于是就来了一个叫李道的人，他派了一个放荒委员范庆峰主放萝北、佛山、汤原、鹤立岗和绥滨等地的毛荒。规定承领者先花一块银元买一个小扉子，到现场看地，决定认领与否。当时放荒原则是自西往东排，萝北为十八排。由南往北丈量，六里地为一“井”，一“井”为三十方，一方为四十五垧。承领者至少认领一方，多者不限。一方地需要交银十二两半，限三个月内办完手续。交完钱，小扉子作废，再换一张官府发的地照。不乏承领者，其中海参威的王爱玲就承领了九十六方，肇兴的谦益恒老板买了十五方。这样，萝北共放出一万二千方毛荒。没放出的荒原，由衙门里一个叫冠寿堂的官员，拿着空白地照，到辽宁、吉林出卖，一方地卖到十六两到三十两不等。这样，从吉林西安县(辽原市)来了薛玉明、金明甲、王清林等到肇兴落户。另有些招领大户，将荒原转手出卖或招民拓垦。到一九四一年，共放出毛荒二万八千三百五十垧，以及延兴、肇兴、温和、萝北等城基四处。一九一六年，经过清丈，萝北已放出毛荒达六万五千四百三十四点八六垧。其数字委实可观。

遗憾的是，一九二零年，政府派了清丈委员栾子玉，再次清查萝北所放毛荒，发现有许多土地，虽然有名册在籍，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动垦，而且放荒数字与原地照实不相符。（《县志》一九七页）

因为放出的荒地有名无实，栾子玉于是就发了一道布告：原承领荒户三个月内不来办理垦殖手续，可由他人抢开，谁开了归谁，原照作废。这时，有个叫义盛东的，就从俄购一台拖拉机(火犁)在召兴沿江一带就开了殖被好的地一千二百垧。

不管怎样，萝北的拓荒虽然步履艰难，却是在慢慢地发展；而且也曾有过集中的体现。据记载，日本关东军出于他们侵略的需要，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从日本新泻、札幌等地征集青年到萝北开荒，组建三个义勇开拓团，即：本部(红部)、朝阳(黎明)、凤鸣(蜂蜜河子)；一九四二年二月，日本开拓团从佳木斯山河屯、万发屯、东西竹板屯等地，迁来开荒民五十二户；一九四三年，由地主杨云峰和萝北县开拓股协同伪三江省开拓厅，从桦川的湖南营、孟家岗等地招募卖身给日本千振、弥荣开拓团的中国佃户二百三十户在南段建起了一心屯、三利屯、四维屯、五福屯、六合屯；由杨云峰又从肇兴迁四十户在南段建了自兴屯；由温明奎、刘永发从凤翔迁三十户建了北振屯。一九四四年，伪安东省桓仁县移民到凤翔西外建屯开垦；共组建八个村。到日本投降时，开出耕地才八百六十垧。

二、荆棘路上几多情

萝北是一块宝地，不仅黄金出名，大片沉睡的荒原也令人无法割舍。清朝的宣统元年即一九一二年，吉林三才子之一、兴东兵备道道员徐鼐霖曾到萝北一带，登岸勘荒。他面对望不到边的大片荒原，思索着开垦之事，因苦无良策，于是就写了一首《逊河荒段直抵乌云》诗：

平原沃野总宜耕，

愿携翁孙仗剑行；

但愧屯田无良策，

推蓬东望月三更。

感叹和无奈之情跃然纸上。但是，他并没有就此甘心；于是，他在他的另外一首“招垦实边”的诗中又接着写道：

船开昼夜为谁忙？

才见朝暾又夕阳。

莫谓筹边今已晚，

补牢何至再亡羊。

这“补牢”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历尽艰难。其中也不乏有识之士。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三月七日，程汝霖调来萝北任知事(也就是当县长)。他了解到萝北平原是个水泡子地区，缺人就是不缺水，粮食产量又低，再就是匪情多。他上任的前一年（一九二四年），就有二百多土匪攻打肇兴，驻萝北的军队三月一日前去进剿，土匪才逃回老巢蒲鸭河。四月五日，县知事晚六时在大马哈河又与马匪和俄匪相遇。这一来，留人难，招垦也难。那时候，到萝北开荒的，有一些人是独来独往，每年二、三月将化冻时进来，开小片荒地，种玉米、菜自给，同时种大烟、挖草药等卖，十月，要上大冻了就走；并没有长远打算。当时有个姓候的安徽人，因怕野狼袭击，只是选择一棵大树搭窝棚，住在树上。因主人姓候，人们对树上的窝棚戏称为“候家楼”。就是在此地落脚的住户，多数人日子过得仍然十分艰难。

为了安定一方民众，给外地人做出样子，程汝霖就想到应该种一些高产农作物。这位安徽人凭着他们安徽那里的经验，觉得水稻是高产作物，又得知江东就有种水稻的，心里也就确定了一套行动方针：安民必去匪，无忧好劝农；去匪强军事，劝农种水稻。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程汝霖县长恳请省府“凡种水稻的田，免于升科5年。”并亲自带头试种水稻。在他的带动下，另有五户也参加试种。这年的九月一日，程汝霖向省实业厅呈送稻样一束，并报告说：全县试种水稻一百零七垧，即将成熟，每垧估产可达十四五担(二百七十公斤)。

程汝霖试种水稻成功，产生了巨大影响，引来了外地到萝北开发的人。一九二七年，黑龙江省督军万福麟就在梧桐河下游建立了一个丰福稻田公司，招迁鲜族人三百多户，用火力机开垦稻田一千二百垧(二万多亩)，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春，为了推动水稻的种植面积，程汝霖自己又在鸭蛋河畔开地二百垧，他胞弟程汝森在都鲁河开地六百垧；还有孟谒言、徐子安等五家亦在梧桐河、大马哈河、孤站、鸭蛋河等地开地一千二百垧，都种上水稻。

因为程汝霖带头种水稻而引起的水稻热，从而使萝北境内“地方安谧”，“日臻富庶”，颇有“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的江南景象。(《县志》4页)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肇兴成了萝北开发的重点区，人口大量增加，农业也随之发展，兴起了不少家围子，这些围子也叫“窖”。这些窖的建立，都是放荒或是逃荒过来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建起的，是以家族为主，也有外姓及投奔者。在这些窖里，有一个窖叫杨家窖，窖主是子承父业的杨云峰。

杨云峰的父亲杨丙德，原籍辽宁省安东市宽甸县牛毛雾镇，是上个世纪初，带着一家十多口人逃荒来到肇兴。杨云峰兄弟九人，他排行老八，所以又有“杨老八”之称。因为杨云峰能干而且为人厚道仁义，被父亲杨丙德委以家任，掌管家业。杨丙德一家人初到肇兴，为生计，先在一个姓钱的人家里扛活。因为家里劳动力多，一边给钱家扛活，一边在东兴那里开荒种地；很快就开了几十垧地。随着荒地越开越多，需要劳力经营，他们才辞别钱家，专事农业，并建成“杨家窖”。后又用打下来的和收的粮食榨油，除了自用外，还对外卖；因此，“杨家窖”又被外人叫做“杨家油房”，从而实现了农商的结合。

随着农业的发展，萝北的商业也随之兴起。萝北的商业是围绕黄金开始的。一八九三年，袁大化受命创办观音山金矿，矿工近两千。当时就有河北、山东籍人到此做生意。没有固定场所，都是行商走贩，趁开江之际，用风船从哈尔滨、富锦等地进货，在太平沟卸船。冬季用马爬犁拉着货往返于矿区贩卖。一九一零年，金矿处于旺盛时期，采金工人达到了一万多人，一些商人看到此地有生意可做，就开始建立了店铺。当时，太平沟有坐商双合德和德发祥等十四家，兴东有福盛恒等五家，肇兴有德盛公司(谦益恒)和义盛东两家，共计二十一家。人多后吃粮也多。据《通记调查录》记载：“宣统二年，在县署辕门外江边沿建一码头，为轮船停泊卸货之所，从富锦由粮商贩入的粮食仅面粉一项一次卸下了三十万斤。”

伪大同二年(一九三三年)县公署由兴东迁至召兴，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集中到的肇兴，太平沟和兴东一批商号相继关闭，有的搬到了县城。肇兴也随之兴旺起来。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年)伪县公署对商业的记载是：全县有二十二家杂货商店，资金额为六万余元，从业人员一百零九人，年销售额为十八万六千八百元。一九四一年(康德八年)，全县大小商号和行业有四十二家，其中经营百货业的有祥记号、同义祥、和顺成、大有粮栈、天增利、利源东等六家。在酿造业上，值得一提的是周家烧锅(德隆泉)。它的从业人员达到二十五人，仅次于大有粮栈的三十二人。在召兴，据群立的叶中良讲：永兴一屯，龙江二屯，三屯是工商户。三屯的工商户有：曾家床子、杨国皮床子、麻花铺、鲁家床子、自成玉药铺、老刑家药铺。（床子——商店）当时，召兴有五家店铺最有名：同义祥（老板孙守成）、祥记号（老板曲敬轩）、天增利（张福世）、利远东（陈本银是少东家）、合顺成（老板有说姓张有说姓陈）。富锦、绥滨商人往金沟拉大米、白面肉等，回来拉黄金、大烟，冬天拉鱼，路过召兴，把黄金放在店铺，随时取用。

周家烧锅主人周峰，字云山，一九一六年从辽宁庄河孤山子到萝北占荒。他看到此地粮食卖不出去，于民国七年(一九一九年)用“小渠”烧酒，一九二零年改“小渠”为“烧锅”；并在大烟囱写上了醒目的“德隆泉酒厂”五个大字。当时，周家烧锅年生产白酒达到了二十五万斤。

在商业发展的同时，和苏联的小额贸易也很普遍。萝北与苏联仅一江之隔，国境线长达二百四十六点五公里，双方边民早就有贸易来往，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更加活跃。苏方从我方买花布、烟酒、茶糖和黄豆之类；我方从苏方购食盐、石油、火柴、五金之类商品。日本人侵占萝北后，严禁商人对苏联人搞交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据《萝北事情》记载：大同元年，“仅肇兴一地私商秘密向苏联搞交易金额年达35万元。”

苏联人历来种鸦片，每年一到农历六月份，我们的边民都要到对岸割大烟，干一个季的活，能赚取烟土二十两左右。当时，这里买一头“扛子牛”(上等公牛)或是一匹使役的马，只需要八至十两烟土就行。看到种鸦片效益这么高，比种庄稼强多了，我们这面也就私自种起大烟来。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又由官家发动农民种大烟，然后用鸦片到富锦、佳木斯和哈尔滨兑换成哈洋、银元或者纸币往回买衣服、鞋帽和生产生活用品。一九二零年以后，萝北种大烟的面积达到了二千多垧；光是肇兴一地就占其中的百分之七十。每年一到割大烟的季节，有一千多人从富锦、佳木斯和哈尔滨等地涌入肇兴；肇兴也就成了“大烟市”，集市贸易十分活跃。街面上，饭馆有十几家，客店也增加床铺，说书的、唱戏的、放赌的、妓院等样样皆有。那些饭馆跑堂的就站在各自的店门口，对街上熙熙攘攘过往的行人大声喊着：

“荷!要想打尖屋里请，包子馒头热乎饼……”

这也算是萝北的鼎盛时期了。

三、苦挣扎，岁月蹉跎

据考古发现，早在九百多年前，汉族移民就有了开发北大荒的伟大功勋：“这批可敬的移民沿着古道，万里迢迢，踏进了‘豺狼四嗥，霜雪遍野’的漠漠大荒。长年累月在‘烟瘴之地’，刀耕火种，筑起了可笑又简陋的小土城。然而他们的开发性举动，却点燃了垦殖北大荒的‘奥林亚圣火’。从此，‘移民开垦’的幽灵徘徊在北大荒上空，绵延不断，持续了近一千年。”（引自郑家真《北大荒拓荒录》）

屯垦和戌边常常是并例使用的，叫“屯垦戌边”。在中国，屯垦戌边并不是一个新题目。实际上，远在秦汉时期就有移民垦荒。西汉汉文帝（公元前一七九至一五七年）曾募民到北方移民垦荒，在开垦的地方筑墙挖沟，建立城邑。到汉武帝（公元前一四零至八十七年）不仅向内蒙古河套地区大规模移民，还命令六十万将士屯田于河西走廊，创立了军屯。三国鼎立，魏、蜀、吴都曾发展屯田，以魏最盛，军屯、民屯都比较发达。两晋和南北朝，战乱频繁，屯田成了安置难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供应军需和民食的一项措施。到了唐朝，不仅实行军队屯种的制度，而且，在中央和地方还设有专管屯种的机构和官员。宋朝也曾屯田于边陲，但政策多变，时兴时废，收效甚微。元朝疆域扩大，屯垦作为供军储和维护政权的手段。明朝重视屯垦，鼓励开荒，屯垦制度渐趋完备。但是，从一六六九年到一八五七年，在长达一百八十多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出于本民族发源的“龙兴之地”的偏爱，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禁止汉民移垦。一八五四年，帝俄乘虚而入，鲸吞了东北的大片领土，清廷才被迫宣布开放禁地，鼓励移民东北，并设军屯，以固边防。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倡导在东北、西北发展农垦事业。由于关内难民大量移往东北谋求生计，开荒种地，促使东北农垦业发展较快。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于一九四零年在农林部下设垦务总局，也曾举办过垦殖事业，也有为数不多的人或团体办过一些垦殖场和垦殖公司。到了一九四四年，这些机构和垦殖场相继撤消。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曾制定一个二十年内在东北移民百万户、五百万人的侵略计划，成立“拓殖公司”，组织“开拓团”，向我国东北地区移民垦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把被日伪占领的土地，以租佃的方式给农民耕种，也曾利用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的一些拖拉机，办过少数机械农场。即是这种“幸运”，也没有降临到萝北大地上。在萝北的大地上留下了往日的悲伤。

历史上，对移民迁徙的生动记载是令人读之心酸的：

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孩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柱杖，少女相依……前后相望……

长途鞍马，风雨饥寒，死亡枕藉，妇稚不能骑者，沿途委弃……

无论贵贱壮弱，路途之遥，饥饿之困，死者枕藉，骨肉遍野……

那时的移民成份极其复杂。从辽金年代有被掠来的汉人和强制迁徙的百姓，到明朝年间，有因避乱而入居北疆的移民，有因科场之罪、文字之狱、反叛之嫌而被放逐来的“流人”，也有冲破封建樊篱而流入的破产的农民。到了近代，那浸透血泪的“闯关东”“流民”“肩挑两箩筐，一头挑家什，一头挑婴孩”的扶老携幼、颠沛流离的景象，更是令人嘘唏的了。萝北当年，这样的人家的也不在少数。

任国昌，山东济南人。一家四十多口，因为实在生活不下去了，这才一起闯东北。那时哪有车啊，就是有车，也没有钱坐，全家是走着过来的。他父亲辈上哥七个，路上，把老三丢了。先到现在朝鲜屯南面建了任家部落。后来因为起胡子，这才分开了家。任国昌的父亲排行老五，带着自己的家人又到了召兴。

齐殿革，山东梁山人。当年他父亲就是用挑挑着两个姐姐，经辽宁、吉林（呆了一段时间）到兴东。民国十六年四月初四，他才在兴东出生。

张德林，辽宁海城人，他的爷爷辈上赶着牛车到萝北来的。来时，他的叔叔还不到十岁。拉车的牛，是借了奶奶娘家（开药铺）的钱买的。到了萝北后，牛剩下没几个了。其中，有一头牛不吃不喝，很瘦。齐殿革奶奶的娘家人来要钱，看牛瘦成这个样子，就说是牛长了“牛黄”了。等牛黄成了后，把牛黄割了说，“我就要牛黄，借的钱就不要了。”在逃荒到萝北来的人中，像上面的情况的人很多。

史长安，祖籍辽宁西安县。父亲史万增。在他没有出世前，举家逃荒来到萝北江边居住，后因洪水泛滥，全家才又搬到莲花泡子定居。还有王守义。王守义，原籍辽宁，他父亲哥五个，家里没有地，过不下去，他父亲同他四叔听说这面需要人，就过来了。他四叔上了黑河，他父亲先到哈尔滨，后到萝北。在兴东，靠打拌子供来往船只用。后来在往船上卖拌子时，无意中碰到他四叔，老哥俩这才到了一起。后又兑了一饼店，以卖饼为生。

到北大荒来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流民，其中包括招来的穷苦人；一部分是被招垦来的有钱人。当然还有被流放的人。不管是流民还是被招垦、流放来的人，这些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穷苦人受压榨、有势力人互相倾轧，是一种普遍现象。

如肇兴的周家烧锅。周家烧锅的主人周峰，不仅只用他烧的酒来换老百姓手里的粮食，不给钱，老百姓若是不从，他就以不收相要挟，迫使农民不得不把自家辛辛苦苦一年打下来的多余的粮食同他换酒；而且，周峰还把他烧出来的六十度白酒，分装在两个箱子里：一个箱子放到柜房处，这是真正的六十度，专门用来打点(官相)政府人员和伪满警察、特务；另一个箱子装的是兑了水的六十度酒，专门卖给老百姓。老百姓不满意，说他卖水。这话传到周峰耳朵里，他当着众人的面明目张胆地说：“有人说我卖的是黑龙江水，对，我卖的就是黑龙江水!只要黑龙江的水不干，我的烧锅就不会黄!”

再如上街基的赵广林。赵广林那时是肇兴上街基的大户，屯长。从到肇兴开荒直到建成一个赵家围子，还在围子四面修筑了四个炮台，从一个拓荒人到萝北的一个头面人物（能和县长说上话），不管如何，其间，赵广林开拓的艰辛也是可以想像的。他本来是可以继续种他的地，发展他的事业；可是，他却在和伪警察张黑子相互倾轧中死于非命。

在日伪统治时期，土匪作歹、日本鬼子的法西斯行径，使萝北人，像上面种种开拓挣扎的呻吟声不断回荡在托萝山下。

土匪、母徐、曲大爷

在日伪统治时期，除了日伪的统治之外，土匪的打劫也让萝北的子民们倍受煎熬。

在了解中，我们听到不少上了岁数的老人们说：“那时候，家里就是有顶好帽子，也剩不下！”原因是都得让“胡子”(土匪)给抢了去。当年，萝北地方的胡子有：徐大胡子、大五龙、小五龙、徐九江、刘山东子等十几伙之多，不下百人。有一些大股的“胡子”还讲究一些，专打大户，不骚扰平民百姓。而那些小股子“胡子”就不一样了。他们不管是谁，枪劫、绑票、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弄得百姓人人自危，屯子里鸡犬不宁，妇女儿童不敢出门，成年男子出门也要带上武器。有一年冬天，老宗头同姓姜姓赵的三个人往太平沟用爬犁（两马）送面，走到名山江段时，碰到“胡子”。“胡子”叫他们停下，他们没停，“胡子”就开了枪。把姓姜的打死后，把宗、赵二人当“秧子”抓走。经过教“秧子”后，用两段木头刻了空，夹住腿脖，两头钉上钉子。老宗头家人听说他被抓，就变卖了家产把他赎了回来（赎相）。姓赵的因为没有人赎他，死在胡子那里。三屯有个叫赵青山的，一天下晚，“胡子”来了要绑他爹，他就对胡子说：“你们别绑我爹，就绑我吧。”胡子见他是个挺壮实的小伙子，就把他给绑走了。在“教秧子”时，看他家实在榨不出什么，就让他为他们干活，直到年三十才放了他。赵青山回到家时正是年三十吃饺子时。郭家窑王兴堂的叔被一伙“胡子”绑走，因没有限期送去钱财，三日后给割下半个耳朵扔在王家院内。家人只好变卖耕牛、家具将人赎回。这些胡子，在“教秧子”时，对被绑去的“秧子”受到百般折磨。他们教“秧子”的办法有一种是：把抓来的“秧子”排成队，让他们昼夜不停地传木棍，一边传一边念：“王八递，王八传，王八千万别攒钱，攒了钱要受罗乱。”谁要是接不住，就用棒子敲头。一九四六年，土匪田九江到三马架站了一下后就到了召兴，刘玉县长被迫过江。田九江后又打富锦、绥滨，被自治军打回来，又路过到三马架。当时刚种完地。近处的屯子，得知土匪又过来了，怕他们来抢马，都骑着马躲开。马一跑就带起灰尘。在房上站岗的土匪看到了飞尘，以为是追他们的人，饭也没吃就跑了。土匪自己的人死了，他们就把他烧了。

肇兴地方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母徐”的地方。“母徐”就是太平屯，过去叫徐家屯，因为是以姓徐的建立起来。为了防止土匪抢劫，屯子四周不仅修起了围墙，而且还筑起了“炮楼”，备有武器。有不少次，土匪来抢劫时都遇到了屯里男人们的抵抗，不得不灰溜溜地走了。屯子里以农事为主，男人们不可能总在家里。为防止男人不在屯子里时土匪来抢劫，屯子里的女人们自动组织起来，有时间就练习放枪。没有打劫成的土匪不甘心在徐家屯的失败，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打听准徐家屯的男人不在屯子里时，乘机来抢劫。他们满有把握地来到徐家屯，刚要进屯去，却突然遇到了女人们强烈反抗，激烈的枪声，打得他们晕头转向，最后只好悻悻而去。走在路上，土匪们议论着徐家屯，有的土匪无意中说了一句：“这母徐也真是厉害！”“母徐”从此而扬名，不光这股土匪再也不敢对徐家屯轻举妄动；就是别的土匪也对“母徐”敬而远至。

不过，萝北地方并不是只有一个徐家屯；但是，别的屯子却没有“母徐”。延兴有一个曲家屯，屯的主人叫“曲大爷”。也可能是“财大气粗”？土匪来时极尽地主之谊，管吃、管喝、管住，走时还有相送。后来他的家业败了，实与土匪的骚扰不无关系。

贾海滨的爷爷贾化成，那天腰扎绳子，手拿一把斧子去砍柴，路过南大营时，鬼子以劫法场的名义抓了他，要往狗圈里扔，求了赵家振的妈一个日本人说情，才幸免于难。

赵广林的死也可以理解为是“狗咬狗”；然而，兴东几十条人命就不那么幸运了。

萝北的开拓民受土匪蹂躏只是一方面，受日本鬼子的统治却是水深火热。肇兴的杨云峰和凤翔的温明奎、刘永发等到南段建起的开拓屯子，属于本地开拓民，他们有一定的生产力，还可以搬家；而外地来的开拓民，属于外来开拓。在外来的开拓民中，有个别是夹进来的，比如一屯的关玉堂，他是带着五匹马过来的，可以雇人经营土地。其他的都是净身出户，一无所有，就只有出卖劳动。他们之所以能来，是因为对他们的宣传是：三年不交出荷粮、代款建房舍，吃穿官家给，耕畜现成的，第六年开始偿还，十五年还清本息后土地归开拓者所有。盼望能有土地的农民，听到这么好的条件，还会有哪个不愿意来的？二零零五年六月份，团结六十四岁的王录对我们说，当年，他从桦南到萝北来之前，是在一个叫中田的日本人家里放羊。中田不让他来，说是到萝北活不了，他没有信，还是跟着亲人们偷着跑来的!

这些外来开拓民到南段后，才发现，远不是他们宣传的那样，生存非常艰难。开始种地时，每人每天配给谷子六两，不够吃，就连皮一起磨了吃。吃了这带皮的谷子，拉屎都拉不出来，用亿们的说法是：“拉巴巴疼得乔叫唤!”他们住的是几十人住的是大草棚子，有的还没有住处，连阴雨天，大人孩子露天而宿，加上吃不饱，又缺盐，当年病死、饿死的人就不少。杨兴林，一家八口人，一下子就死去了四口。那年，光是一、三、四、五屯，就死了一百一十九人。日本人怕开拓民逃跑，每个屯都派有警察监视他们种地。每天是一听警察拉笛就要起床，要是迟了，不打即骂。因为死去的开拓民占配给总数的三分之一，指令开荒的数目达不到。原来说是三年不出荷，到了秋后，却不顾这些开拓民的死活，一陌地(一点三垧)要交出荷粮一百多斤，要是种的大豆，那就必须全出荷。当年，开拓民因初安家种地晚，一般都欠收，到了次年(一九四四年)因缺粮饿死了不少开拓民。

出劳工，是日伪压榨老百姓的又一种手段。在日伪统治下，老百姓除了在种地上受到欺榨外，就是出劳工。那时，不管是并屯的围墙，还是日本鬼子的战略工事、道路等，年年不断，这一些全要靠老百姓来干。老百姓死活不管，劳工不能不出。那些劳工的工头都是中国人，日本鬼子用中国人管中国人的办法来统治中国人。萝北的工头主要有田守信、高俊岭等。他们死心踏地当日本鬼子的走狗，并借用出劳工对老百姓实施盘剥。那时的劳工大都是到凤翔北山修工事。没车的出苦力，有车的给拉东西。永兴的刘宝贵当年就给日本人拉过东西。任国昌的父亲被抓到凤翔北山干活，苦头吃尽。家人为了让他脱离苦海，变卖了家产，把钱给了特务腿子，这才被放回来。任国昌的才十岁的三姐，被工头高峻岭家看上，高俊岭就以出劳工相要挟，逼迫家人把她卖给了高俊岭的弟弟。那个田守信更是极尽迫害劳工之能事。以至光复后，绥滨的劳工成伙找他，把他打死在“母徐”。二零零五年，住在老年公寓里年已九十岁的赵永华介绍说，她丈夫范万贵当年被抓到凤翔北山出劳工，一去就是四年，家里住的地方又冷，又没有吃的，连冻带饿死了五岁和八岁的两个姑娘。

日本人侵占萝北后，对萝北人民执行了法西斯统治，使得民不聊生。贾海滨的爷爷贾化成，那天腰扎绳子，手拿一把斧子去砍柴，路过南大营时，鬼子以劫法场的名义抓了他，要往狗圈里扔，求了赵家振的妈一个日本人说情，才幸免于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大户不是走了，就是破落下去。农业如此，商业也败落。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伪县署由肇兴迁到凤翔，商业也随之移动，当即有信大号、同和盛、天兴成、信和裕、小卖联盟(日本人开)在凤翔工业。肇兴把和顺成、祥记号、天增利、利源东五家组成“合同商店”，凤翔把信大号等五家组合到一起为“凤翔商店”，对粮食等物品实行配给。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物资十分缺乏，能走的商人、地主都走了，全县境内日益萧条。一九四二年二月，日本开拓团从佳木斯山河屯、万发屯、东西竹板屯等地，迁来开荒民五十二户，到光复时的八月就只剩下了八户人家，开出耕地才八百六十垧。从一九零六年开始，经历清王朝、中华民国和日伪统治三个时期四十年，萝北全县才有一千九百八十八户，九千八百九十六人（男五千六百四十一，女四千二百五十五）开垦土地六千零一十垧!原有的八个镇被合并为四个村，在全县六千七八十四平方公里面积中，仅剩下二十个居民点。人祸天灾，十屋九空，住户只余九百，人口不足五千。

时过境迁，这些移民先驱——北大荒的开拓者、屈辱者和奋斗者，连同他们悲惨的垦荒生涯，随着历史的消逝，一起淹没在漠漠大荒里了。“极边寒地，生活艰难，人烟渐退，已垦之地，撂弃荒芜”。其荒凉情景正如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聂绀弩在《北大荒歌》中写道那样：“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和苇塘……大烟炮，谁敢当，天低昂，雪飞扬，风颠狂……”

这一时期，萝北拓荒的特点是：官家放荒，人民逃荒，从而在官匪灾患中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抗争，反映了一种无道的肆虐、一种苦难伸延、一种压迫沉重、一种无奈的反抗。血和泪、情与仇充满其间。当然，也不乏开拓的欢乐；但却是极其短暂的。萝北期待着新的阳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