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与非、治与乱、兴与亡、功与罪，都在这里收藏；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这里展示；尊与卑、贵与贱、富与贫，强与弱都能在这里找到精神寄托；更有山的雄奇、水的灵秀、花的凄美、月的迷幻，以及四时交替、风云流转，都是那么发人精思与玄想，那么令人慨叹给人感悟。如果没有这方圣洁的精神庄园，人世将是何等苍白！　

一个民族的土壤里，生长不出诗歌，那是多么可悲！人，是恐惧心的空乏和荒凉的物种，精神饥饿是多么可怕！　

作为诗国的子孙，我们不愿意看到诗歌的沉沦，我们拒绝心灵的荒漠，可是，我们无奈地看到，我们的精神庄园，已是赤地千里，荒漠化的惨象，竟然比困扰地球的荒漠化还要叫人恐慌！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中，世世代代奔流不息的诗性精神呢？我们不能不在内心深处，发出千古浩叹！　

当然，我们很乐意作这样的自我安慰：在我们这个伟大的诗国里，源远流长的诗性精神，不可能因为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干涸和断裂，秦王朝发生四十年断裂的历史不会重演，我们的时代不会留下空白；我们还可以心存侥幸：优秀甚至伟大的作品或许已经客观存在着，只是我们还无缘读到。然而，画饼毕竟不能安抚我们饥饿的心。一年又一年，我们望穿秋水！　

年年有“年度最佳诗歌”问世，当我们用虔诚的心捧读这些“最高的星宸”，我们绝望得几乎要掩卷而泣！诗神真的遗弃了我们这块人杰地灵的东方土地么？　

诗坛沉沦，诗人落魄！“世无英雄，遂以竖子成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诗歌成了戏谑、恶搞、作践的玩物。　

于是，诗坛游戏着：一班“自恋诗人”，声称“诗是贵族文学”，用变态心理来摹状“高贵的内心感受”，凡人无法理解；一班“自慰诗人，用谁也弄不明白的迷语、隐语、呓语、诳语和病语来自慰；一班“自大诗人”，还没弄清“后现代”的实质，就急于标榜，“破权威”，破出狂妄心态，“去中心”丢掉文人风骨，“拆结构”拆得大卸八块；一班“自残诗人”，“乱把白云揉碎”，母语被剁成残片，“诗”弄得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一班“自虐诗人”，效法“网上成名”，把丑陋的luo体与丑陋的意象“虐”给众人看，以“拯救诗歌”。更有“软件诗人”，提供诗歌快餐，这难道不是对诗界莫大的嘲弄吗？诗被弄成这样了，都成了笑柄了，居然还有人出来吓唬“不懂诗的人不要妄谈诗”！　

诗歌的远离群众、回避现实、漠视民间痛痒，是现代的“古老”话题了。体察国运民生、关注文治武功的诗，当然不是诗的全部，但素来都有扛鼎、压卷的份量。当代诗人，难道都“吸毒”去了？全都麻木不仁了？可是有谁知道，在这浮躁的时代，内心最痛苦的，莫过于诗人！诗人最大的痛苦，不是无权，不是无钱，而是内心无法渲泄、睿智无法传播。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表明的，现代社会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调集各方力量，令人“无所察觉地控制人们的行为”的结果。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适宜于优秀而伟大诗歌的生长与传播吗？　

真正的诗人，只能望洋兴叹！　

一叹文字狱。一首还谈不上是诗的打油体，讽刺了“父母官”都会招来祸端，这种气候，真正有力度的作品怎么可能问世？说是文化环境宽松了，你可以写神写鬼写精写仙，可以写暴力、魔幻、恐怖和隐私，还可以大写特写“下半身”，大量生产文字垃圾，但要切中时弊，你就得讳“光”讳“亮”。“文字狱”事件尽管只发生在一地一县，却有着“典型”意义，也是对当今文化环境的“概括和提炼”。“个人崇拜”时期只崇拜一个人，当下可是层层搞“崇拜”，对台上的“官”（“公仆”早已回归或者蜕变为“官”了）只能唱颂歌，吹政绩，讽刺、挖苦和披露“官衙”的失误或者恶行，是件了得的事，往轻里说是“诽谤”，往重里说是破坏当地的“政治稳定”，这种人不抓还有什么人可以抓？。要写，你只能写已经倒台的官，杨子荣说：那是一只死虎！所以，任你多踹几脚也无妨，象余秋雨对待陈良宇那样（余先生哪怕是公布一篇当时无法发表的旧作，我们也佩服他的文人风骨）。　

二叹话语权。诗的话语权早已收归“国有”了，诗人的翅膀再硬，也飞不过“雁门关”。象水、电、气、油等垄断部门一样，文化系统也是圈地为王，拒绝界外人“问鼎”的。君不见，刘心武评红楼，就惹得“红学”圈大光其火，就象是遇到口中夺食、身上夺衣、床上夺妻一样。平心说，各类官办文学刊物，生存也不容易，为了不折断生存的“翅膀”，就得仰人鼻息，岂敢僭越？在对待具体作品上，就得如履薄冰，使出“看家本领”坚守阵地，特别在“敏感问题”上，就得拒绝深刻，宁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宁可杂草丛生，也不栽篱外之苗。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入，话语权被把死了，哪里还听得到不同的声音？就算是产生了《离骚》一样伟大的作品，镇关大守岂能“走私”放行？　

三叹世不容。包容诗歌的雅量，早成昔时的韵事了。没娘的孩子是棵草，世事不洞明，诗人就是没娘的孩子，连哭的地方也找不到啊。本来，诗人天生就是完美主义者，总是竭力追求生存状态的理想化，企求现实的尽善尽美，并非刻意要与谁作对。这种追求，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精神动力，没有这种动力，连希望的翅膀都折断了，这个民族还有什么活力？由于追求完美的天性使然，真正的诗人总是不屑于为官方歌功颂德。事实上，历史上的“歌德派”，都形成不了大的气候，也产生不了多大的后世影响，难道不是吗？与政治家更关注乱与治、理论家更关注是与非、道德家更关注善与恶、史学家更关注兴与衰，法学家更关注罪与罚、美学家更关注美与丑一样，诗人更关注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总要求哪怕一首小诗也要对社会做“全面”、“历史”的分析，很不现实。同理，任何人也不可能每一句话都说得“全面、历史”、每一件事都做得没有异议。为什么要独对诗人那么苛求呢？谈诗的兴衰，必及唐时。女皇则天，读到诗人骆宾王《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俗称《讨武曌檄》），大加赞赏，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唐宪宗看了白居易百多首讽谏诗后，觉得很好，不仅不怪罪，而且召其为学士。唐代帝王多善诗，极少不善诗的也爱诗和理解诗人，当权者如此善待诗歌，唐代诗文无不盛之理。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上上下下的理政者都能吟诗作赋或者加冕诗人，但要求理政者要有雅量、给诗歌更多的理解却不为过。事实上，一首小诗，螺丝壳里做道场，也作不起多大风雨。叛逆诗人黄巢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可谓牛气冲天，如果他不是大动干戈把皇帝逼出京都，只凭几首菊花诗也并不能把李唐王朝怎么样。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诗人的性格，本来就是悲剧性的，但也是坚韧的。他们身处逆境不合时宜，他们颠沛流离风雨剥蚀，但他们却一定是初衷不改矢志不移。鉴如此，我们还是坚信，诗性精神还在，诗人风骨没垮，真正的中国诗人，一定会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民族。当后人读到他们的杰作时，也许会惊奇得拍案称绝，感动得掩面而泣，崇敬得恨不逢时。但是，那究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呢，还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莫大讽刺？　

本文已被编辑[无缘牵手]于2007-4-4 12:40:04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