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千古以酒为魂
——中国酒文化系列谈之二
醉酒与养生
酒酣易醉。自从人类发明了酒,就有了醉酒的人,酒和醉就再也分不开了。据说大禹喝了仪狄造的旨酒后大醉,醒来发出“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的谓叹,不幸而言中,可以说大禹是我国醉酒第一人。文学作品中关于“醉”的字样处处可见,随处可觅,“今朝有酒今朝醉”、“醉酒狂歌空度日”、“醉里挑灯看剑”、“酒不醉人人自醉”等等,多如牛毛,举不胜举。描写醉酒人的形态的词语也是各式各样,如醉态可掬、醉眼朦胧、酒酣耳热、酩酊大醉、玉山倾倒、烂醉如泥、借酒撒疯······。
史籍中记载醉酒的事例非常多。《晋书•周顗(yi)传》说,周顗字伯仁,他早年时名气很大,自以为了不起,作了仆射以后,一天到晚的喝酒,常常接连三天不醒,时人称他“三日仆射”。就是这个周顗,终于因饮酒而稀里胡涂地遭致杀身之祸。以至他的朋友、东晋大臣王导悔恨的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东汉时,周泽任太常清修,这是个闲官,俸禄低,不能经常参加宴会,因此只要赴宴必醉,正像人们常说的“不喝白不喝”,所以当时有人说他,“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南北朝的孔顗,办事干炼,善断狱,但是嗜酒,经常喝得醉熏熏的,人们说他:“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胜他二十九日醒”。又将他和周泽比较:“一则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晓事;一则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办事”。西晋的山简,喜欢饮酒,经常喝得大醉。有人甚至编了儿歌讽刺他:“山公出何许(何所)?往至高阳池。日日倒载归,酩酊无所知。”三国时期皇甫亮三天没有上朝,问他何故不入朝,皇甫亮回答:“一天因为下雨,一天因为醉酒,一天因为病酒。”
事实上,醉酒的后果是既伤身体又误事,毫无可取之处。醉酒人判断力减弱,行动容易失去控制,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危害。据英国科学家、伦顿居易医院附属医学院伯纳德•罗森的实验,他发现醉意朦胧的人对别人恼怒、厌恶和轻蔑等脸部表情的判断力明显下降。酒醉者对别人是否恼怒常常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常误认他人对自己不满,如果加上本身情绪不好,便又会过分敏感地误认别人厌恶和蔑视他,从而对他人采取攻击性的言行,即通常所说的酗酒闹事。人们喝醉了酒,往往很难控制自己的行动,轻者可能造成行动失常、举止失礼、伤害他人感情,像西汉人灌夫“使酒骂座”、战国时期楚国的“摘缨会”,行为人都是由于酒精的作用而作出失礼的举动。无酒不能遮其行,无酒不能壮其胆,如果是清醒的人,即使胆子再大,谅也不敢在酒席上调戏国君的妃子。完全失去控制,就会危及个人及他人的生命,后果不堪设想。北宋孙光宪《北梦琐言》载:有秀才姓朱,狂酒。一次晋见陇州防御史巩咸,巩设宴招待。巩咸平时也使酒(借酒闹事),席间出示一口宝剑说:“此乃吾新铸的一口剑,哪位不怕死的可以来试试。”朱秀才便自告奋勇的伸直脖子说:我愿一试!巩随手将剑一挥,朱便身首异处,死于非命。孙光宪写到此,不禁叹道:惜哉,死非其所!在现代社会中,许多犯罪都与饮酒有关。某市统计,教养或判刑青少年中,他们犯罪原因有63%与暴饮烈性白酒有直接关系。在流氓罪、性犯罪案例中,不少是借酒逞凶和酒后违法。车祸一类交通事故犯罪,40%是由于酒后开车造成的。现在全世界已有30多个国家把酗酒、吸毒与刑事犯罪相提并论,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展“反酗酒运动”。1986年苏共中央作出“反酗酒”决定前,每年有100万人死于酗酒,90%的恶性案件与酗酒有关。
醉酒的第二大害处是损害健康,超量饮酒伤人更甚。“夜郎归未老,醉死此江边”的李白,死于腐胁疾,主要致病原因就是酒精中毒。自号“醉吟先生”的白居易,40多岁就患了严重的眼病,他得的是“酒弱视症”,非常严重,以致在其《眼病》诗中描绘出两眼一片昏花的悲惨景象,诗道:“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物上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又据说李白的四个儿子、陶渊明的五个儿子,都是智能低下的痴呆儿,恐怕也与他们父亲的豪饮有关系。陶渊明还做过一首《责子》诗,我看首先应责备的是他自己。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是我国古代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充分表现了对于东晋士族社会的憎恶,表达了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他在诗中赞美人民的淳朴生活,在《桃花源记》一文中创造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他的诗平淡自然、形象鲜明,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陶渊明很爱饮酒,他曾经要把俸禄田全部种上高粮用做酿酒,由于妻子的坚决反对,才种了小部分粳稻。他有一组诗共二十首,总的题目就是《饮酒》,他在组诗序中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加以近来)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饮,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铨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在当时的时代,陶渊明称得上是个大知识分子,但是侑于时代局限,他不懂得优生学,他的几个孩子智商都不高,为此他叹息悲哀,责备其子不能继承家学,伤心之余,还得靠饮酒来排忧。他的《责子》诗如下:“白发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16岁),懒惰固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陶渊明“性嗜酒”并视酒为“情人”。但正是这个“情人”既伤害了他的健康,也害了他的后代,他后来有所醒悟,后代之鲁钝,盖缘于杯中物。当然,也有人论此诗说并不是五子都是低能儿,而是陶渊明对其子期望过高,此所谓对其子“雅责”是也。
据现代医学分析,酒是引发白内障的重要因素,经常喝酒过量的人白内障发病率高过正常人1·5倍。经常过量饮酒,还可能造成中毒性弱视,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受到了酒的伤害,这是因为过量饮酒会妨碍人体对维生素的吸收和增加维生素的消耗,而许多维生素是维持眼睛正常生理功能的必需物质。酒能伤及大脑,经常饮酒会严重损害大脑物质,慢性酒精中毒者大脑的体积还会逐渐缩小。科学家还证明,女性大脑较之男性更容易受到酒精伤害。在年龄、身体状况和饮酒数量相同的条件下,女性大脑被酒精伤害的速度要比男性快两倍以上。酒精中毒还很容易诱发胰腺炎,容易造成肝硬化、心血管病和胃病等。从遗传角度看,对后代也有严重的负作用。明代李时珍在他的巨著《本草纲目》一书中指出:“过饮不节,杀人顷刻”,非常深刻!
为什么有人酒量非常大,有人沾酒就醉?醉酒原因是什么?现代科学揭示了醉酒的原理,原来,这与人体内醇脱氢酶和醛脱氢酶有关。醇脱氢酶和醛脱氢酶好象人体内的“滤酒器”,能够分解90%左右的酒精,使酒精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后排出体外。人喝酒后,酒精被肠胃吸收,再通过血液输送到肝脏和其它组织中。醇脱氢酶在肝脏内不断地将酒精分解成乙醛,乙醛再被醛脱氢酶迅速酸化,进一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所以,只要喝酒不过量,不超过醇脱氢酶和醛脱氢酶的工作效能,人就不会醉。反之,如果酒喝得过多,体内的醇脱氢酶和醛脱氢酶来不及将酒精分解,特别是醛脱氢酶来不及将乙醛分解,乙醛就会在人体内大量积聚。这些大量积蓄的乙醛,就会导致脸部和其它部位的末梢血管扩张,而出现面部发红;身体被迫分泌肾上腺素,使中枢血管收缩,心跳加快,血压回升,因而人就醉了。所以,人体内的两种酶特别是醛脱氢酶决定人的酒量,善饮的人,体内两种酶的含量多,对乙醇有较强的分解能力,所以不容易醉。当酒量不同的人喝下相同数量的酒时,酒量小的人血液中的乙醛浓度会超过酒量大的人的15倍。人们喝酒时经常说:舍命陪君子。“舍命”倒真的是舍命,而“君子”却不一定是真君子,因双方的基础不同。由此可见,人们喝酒时确实需要量力而行,否则,大量乙醛在肝脏中积聚,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必然会严重地损害健康。
俗话说:“适量饮酒酒养人,超量饮酒酒害人”,这里还有个辩证关系。适度饮酒能增强食欲,兴奋精神,促进血液循环,恢复疲劳,对人体有利无害。用酒和一些药物泡制成的药酒,治疗和保健效果非常显著,药酒的产生,使酒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提高,同时使得饮酒大军的队伍又进一步扩大,一些平时滴酒不沾的人也要经常的喝点儿药酒,为的是治病防病、滋补强身。传统中医认为,由于酒本身有通经络、活血脉的功能,所以饮用药酒,可以收到通血脉、散湿气、杀百邪、助药力、提神助兴、消疲解乏、强筋壮骨的效能,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的目的,我国有许多著名的传统药酒。如屠苏酒,孙思邈有屠苏酒方,他给屠苏酒以极高的评价:“屠绝鬼气,苏醒人魂”。至少是在宋代,形成春节饮屠苏酒的习俗,王安石的一首“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幢幢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我们都很熟悉。诗中的“屠苏”即指农历正月初一家家要饮屠苏酒。苏轼《除日》诗写道:“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则又是在除夕日饮屠苏酒。屠苏酒主要用屠山椒、桔子皮、桂皮、小豆等原料调制,有不染瘟疫、医疗养生的功效。再如虎骨酒、国公酒、五加皮酒、风湿骨痛酒等,也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在《本草纲目》一书中,李时珍介绍了70多种药酒的功效、主治及配治方法。酒真不愧为“百药之长”。此外,我国还有一些有益的谚语,如“半酣酒,独自宿,软枕头,暖盖足,能息心,自瞑目”,也可说养生经验之谈。
国外许多学者也有相同见解。早在古希腊时,诗人荷马在《奥德赛》诗中提到应当让老人洗温水浴,喝好酒。15世纪欧洲著名解剖家余毕(1445—1505)提出:“葡萄酒可以促进血液流动,增加生活能力,适量饮酒对老人有好处。”加拿大的萨伦达尔•基拉姆博士研究发现,如果在服用阿斯匹林之前先喝几口葡萄酒,几乎不会发生胃组织发炎。
“酒德”是悠久的酒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倡酒要喝得恰到好处,有利身心,陶冶情操,为生活增添欢乐的气氛。无论三杯五盏、酒量大小,应以不醉为最后界限,“不越雷池一步”。反对饮酒无度、不加节制,既反对个人的泥饮、酗酒、大喝英雄酒,更反对对他人强敬强灌,让他人舍命陪着你这位“君子”。
劝 酒
上文说到醉酒。要使席上有人醉倒,离不开一个“劝”字。“壶中无酒不待客,客不尽兴主不恭”,客人尽兴的标准就是要醉倒,而主人的“恭敬”就突出体现在一个“劝”字上。于是,为了使客人尽兴,主人就要想尽各种办法、动用许多手段劝酒,以显出主人对客人的恭敬态度。于是乎,客人醉,主人醉,一个个东倒西歪,尽醉方休。
说起劝酒,真不知让我们感到自豪,抑或是汗颜,中华民族的劝酒既称得上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又可说在不断的发扬光大,充实提高。历史上留下许多劝酒轶事,读后既令人喷饭,又发人深思。南北朝人陶榖《清异录》载:荆南节判单无粹,每次招待亲朋,都强迫客人用巨杯饮酒,常常令客人十分狼狈。以致人们戏道:“单家酒宴,乃觥筹狱也”,意为酒食地狱,去赴宴即意味着下地狱。东汉末年,荆州刺史刘表家中宴客时,使用三个大酒爵,大的叫伯雅,装七升酒;中等的叫仲雅,装六升酒;小的叫季雅,装五升酒。他还在杖头上安一枚大针,遇到客人醉倒时,就用针刺该人身体,以检验是否真的喝醉。西汉的奋威侯陈遵,字孟公,性嗜酒。每次宴请宾客,一俟宾客到齐,便把大门紧紧关闭,禁止出入。这还不算,还要把客人乘坐的马车的车辖(xia,辖是装在车轴两端的键,长约三、四寸,它使车轮不外脱,是车的重要部件,又叫作三寸辖)投到井里,客人即便有急事,也不许走,必须醉了才许回去。一次,有位刺史来奏事,赶上陈家酒宴,被强迫留下喝酒。刺史急欲脱身,趁陈遵有些醉意时,跑到后堂见陈遵的母亲,叩头说:自己有急事,去晚了恐怕尚书要怪罪。陈母派人悄悄的打开后门把他放了。当时有人作诗嘲讽陈遵的这种作法:“可笑陈孟公,好客常投辖”。
中华民族热情好客、礼节周全,是典型的礼仪之帮。生为一个炎黄子孙,温良恭俭让,深以此为自豪。但偏偏在饮酒方面,热情过了头,既不温良也不谦让,有欠礼貌。试想一定要害人醉得胡说八道、举止失态、呕吐不止,这样才算礼貌吗?进门时峨冠博带、西装革履、道貌岸然,一幅绅士气派;出门时则衣衫不整,神智不清,呕吐狼籍,被人或架或抬,狼狈不堪。古人如是,今人也如是,劝酒之风实为不雅。岂止不雅实为恶习。封建社会里,不单平民百姓、达官显贵、王侯公爵,酒席之上频频相劝,劝风甚烈,连至尊无上的皇帝也不例外,这实在不能算是好传统了。蔡攸是宋徽宗时宰相,一日皇帝在宫中赐宴,蔡攸也在席上,徽宗以大杯频频劝酒,蔡攸不胜酒力,坐都坐不稳了,只得连连辞谢,惹得徽宗愠怒的说:就令灌死,朕也不至少一司马光也。
笔者公余之暇喜读古人笔记,往往看到一些饮酒的趣事,劝酒水平之高,不禁拍案叫绝。明代,江南有个叫王禹屏的人,他不单自己是海量,全家从老到少没一个不喝酒的,而且个顶个酒量都很大。更兼劝酒手段冠天下,客人凡入得王家门,没有一个不醉倒,真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每逢客人进门,王便命家人用锁将大门、二门一道道的锁上,整日便不再开,唯恐客人逃席。这一天的喝酒、劝酒的场面就不必说了,到了近半夜时,客人全部醉倒。按一般常理,客人既然已经醉得不醒人事,也就算了。王禹屏则不然,他让幼子提着灯笼,对着客人一个一个地照,见到有的客人在醉乡中翻动身子,王禹屏立刻高兴得大叫:“快点儿!这位还能动,快拿酒来灌!”试想,哪位在王家饮过酒的,今后再敢踏进王家大门?
有人说:劝酒也是一门学问,让你劝,可能客人一滴不喝;让我劝,可能客人喝得很痛快、喝得很多。现在这门学问还在不断发展、提高、完善。春秋战国时期,平原君劝子高饮酒,对子高又是吹捧又是强迫,并引经据典,说古之圣贤如何如何能饮酒。平原君说:“昔有遗谚: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十榼(ke,古时盛酒的器具)。古之圣贤无不能饮也。”意思是:尧、舜是圣主,一饮千钟。孔子是圣人,酒也能喝上百杯。子路是贤人,他说不喝不喝的,尚且喝十榼酒。自古以来圣贤都善饮。平原君说这番话,是把子高比为圣贤,我这样抬举你,你不喝下这杯酒能行吗?还有的人表面上不劝酒,但最终还是要你多喝。宋人窦苹在其所著《酒谱》中载有一个故事,长孙登喜欢召集宾客来他家中聚饮,他不好饮酒,但爱看别人豪饮,和酒客们谈古论今,有时直到深夜。他常常担心客人早走,便将好菜好酒留到最后才端上桌,埋伏香饵钓金鳌,以此办法留住客人。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式各样的酒宴多了起来,劝酒手段也花样百出,不断翻新,水涨船高。只要你上了桌,喝不喝就由不得你了。无论劝你喝一杯、两杯、三杯、四杯乃至更多,都有成套的顺口溜,如“亲不亲,一口闷”,头次见面,这头一杯酒是一定要干的。只要 喝下这一杯,就说明你会喝酒,于是席上便有人单独找你喝个“哥俩好”,意为每人连干两杯。往下一轮又要“加深印象,加深感情”,每人再来一杯。最后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第四轮的酒不喝是违背“基本原则”的,主人一定坚定地站在你面前甚至跪在你面前,坚持不懈地请你喝。此外还有什么鱼盘端上来时,鱼头对着谁,鱼尾对着谁,谁就要先喝一杯、两杯酒等花样,否则,别人不能动箸。自然了,主人早已安排好的,鱼头总是对着主宾。后来又发展为“头三尾四腹五背六”,吃起来更有说道,请你吃鱼眼(高看一眼),请你吃鱼腹(推心置腹),请你吃鱼背(倍加关照)。似这等劝酒,身为下级者、求人办事者,在高看一眼、推心置腹、倍加关照下,能不喝得吐血吗?
劝酒目的并不都一样,有些人劝酒确实目的单纯,发自内心,出于热情,对上级、故友、兄弟单位的同志热情有加;也有些人其目的说出来就不那么光彩了,“酒盅一端,原则放宽”,三杯酒下肚,条子批下来了,合同签好了,户口办妥了,出生指标拿到手了,甚至升官也十拿九稳了。
关于劝酒场面的描绘,莫过于现代著名作家丰子恺先生笔下的淋漓酣畅。他在《作客者言》一文中写道:“主人好象是开着义务酿造厂的,多多益善地劝客人饮酒。他有时用强迫的手段,有时用欺诈的手段。客人中有的把酒杯藏到桌子底下,有的拿了酒杯逃开去。结果有一人被他灌醉,伏在痰盂上呕吐了。主人一面照料他,一面劝别人再饮。好象已经‘做脱’了一人,希望再麻翻几个似的。”这“做脱”一句,不禁让我们想到了《水浒》中的十字坡酒店,为作家的幽默、辛辣的描写忍俊不禁。
现代人对于劝酒深有体会,有人还是吃够了苦头的。因为劝酒,出车祸的有之,大打出手、拔刀相见的有之,当场命丧黄泉的有之。总起来说,劝酒实在是酒文化中应该革除的陋习。
1987年10月,在古都西安召开首届中国酒文化节,发出文明饮酒的倡议,其中一条便规定:“提倡文明饮酒,礼让敬酒,不强行劝酒,不在公开场合高声喧哗、猜拳行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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