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毕业那年的冬天出奇的冷，因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家，第一次全家人共同踏上那么远的路。也就是那一年我离开了生活了十八年的陕西老家。如今已是又一个十八年过去，故乡已是时过境迁不知变成怎样的模样？

转眼十几年过去，在我生活的土地上到处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去深圳、上海南；从停薪留职到如今下岗再就业，可叹世界真是越变越快，飞速向前发展。时代不同了，人们一天天忙碌起来，过去那一声声亲热的招呼也显得敷衍了事，那种悠闲的生活方式已不多见，每一个人都喊忙，人们的面孔变的象墙上的画，钢筋水泥把人们渐渐包裹起来，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近，沟通起来却越发困难，时常想起儿时的快乐时光，更加想念故乡的山山水水，那一段昔日的苦日子反而成了我日夜咀嚼的青橄榄，让我回味无穷。

村庄·河流

十七岁以前的所有时间我都是在陕西农村长大的，那是沟沟峁峁之中极平常的一道川，川流不息的两条河，因东西分居而被人们称为东河、西河。

二条支流在村北边汇聚成一条更大的水流，从此没有名字，生生不息的流向远方，好象百年如此而已。前几年几次洪水带走了人们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也差一点漫上我们那个村庄，如《白蛇传》中水漫金山般，村民们整日里慌乱不安，一些胆大的豁出命去捞由上游冲下来的牲畜和树木等什物，急得岸上的人们大呼小叫，沿着岸边跑上跑下，忽然一个浪打来，河里的人便没了影子，岸边的人心一下子就揪上了嗓子眼……

村庄原是故城遗址，据大人们讲，老城墙有几米宽，还有东、西、南、北四大城门，可威风啦。这些我都没见过。自打从记事起，每当村里谁家盖房、垒墙全去村南边的老城墙跟取土，时不时的会挖出些铜钱、陶罐什么的，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也不能当饭吃，老一辈常唠叨。又比比划划的讨论老城墙的位置。孩子们一哄而上，抓上好的铜钱去做鸡毛键子，基本上好的铜钱不多，大部分已氧化发绿，锈成薄薄的一片。

后来西河在人定胜天的口号指引下，改变了河道。那可是一场轰轰轰烈烈的大会战，汇集了附近好几个村子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挑着担子匆匆奔跑的人们来往穿梭，有四、五人一组打夯的人们，浑厚的有节奏的劳动号子声在工地上弥漫。大喇叭里整天放着“春风吹，战鼓擂……”鼓舞人心的口号，那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是我以后所不再遇到的。从此，河水温顺了许多，再加上后来几年天旱少雨，二条河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平平静静的如淑女般向北流去，看着村庄的沧桑变迁，年少的渐渐长大，步入中年，迈进老年。河流带走了老年人的苦难，中年人的艰辛与困惑，迎来青年人的纯真与向往，最终流向久远以前姜太公曾经垂钓的那条河—渭河，岁月如流水般就这样静静流淌。

当西坡的粉色杏花、桃花，白色的苹果花、梨花竞相开放，花瓣轻盈如蝴蝶的翅膀，在春风中开的热热闹闹，人们看到眼前美景，心情豁然开朗，满怀希望的新的一年又来到了，赶牛下地，翻地播种，压抑了一冬的劲全使上了。被饥饿吓怕的人们把能种的地都种了，田边沟角，责任田的边界线成了村民经常争吵的缘由，改良梯田，多打粮食，家家户户都行动起来。满坡的果树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是果树下的那未开垦的土地。于是乎，牛、羊来吃草，啃了树皮；人们屡屡出击砍柴烧火，不久所剩的果树也就寥寥无几，山坡改变成了梯田，零散的果树像一个个孤单的哨兵。再后来，人们承包了剩余的果树，而满山遍野的桃树已经不复存在了。

夏季，河面上年复一年荡漾着孩子们的笑声、喊叫声，打闹声在不太宽的河面上三蹦两跳的打着水漂，这样的情景如花开春季，叶落秋季一样每年如此。在那样的日子里，我常常望着西边高高的塬展开无穷无尽的想象，塬上到底是怎样的花花世界？塬那边的那道川与我所居住的地方有什么不同？是否也有同样的我、你；同样的我家、你家？那样的向往因不能亲眼去看一看，在我小小的脑海里直到今日仍然是个无法摆脱的谜。

秋季，是村里最忙活的季节，掰玉米、拣棉花、割水槄，忙碌的不已乐乎。十月播冬麦，来年六月中旬便有了收获，村里的人们用锄头、镰刀耕耘着自己的希望，同时也收获着自己的希望，最忙的时候，劳动力多的人家总会伸出手帮忙，老人常说：力气是用不尽的，只有饿死的鬼，没有累死的汉。

冬季的村庄静悄悄的，吃完晚饭人们就上了炕，因为大多数的人家房子内不架炉子，再加上房顶那大大的天井，屋内就显得更冷了。串门的人们少了些，坐在别人家的热炕上，东家长西家短的人还是有的；只需一壶热茶、偶尔也烫一壶老酒的事也是有的。几声狗叫后，村子又恢复了沉寂，谁家的门一开一闭，才透出一道亮光，继尔又黑漆漆的了，夜深了。

村庄依然如故，只是靠着南墙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不知何时又少了一个，余者还要生活下去，刚开始几天还唠叨唠叨，时间长了也就淡忘了，生生死死本是很平常的事，只有看不开的人们才让失去的痛苦长久伴着生者的路，然而世间又能有几个可以超凡脱俗呢？谁又能伴我们一生？是父母、爱人、还是朋友？谁也不能。

村庄曾经落后过，美丽过，人们相互关照，缕缕乡情无处不在，令人难忘的不是那失去的时光，而是被时光带走的那些人、物、事；或是唤你一声乳名；或是那憨憨的笑容，以及那背后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朴素心情。

纪念章·老照片

七十年代的关中农村是相当落后的，朴实的人们整日里忙着扫盲、唱样板戏。荒了田里的庄稼，武装自己的头脑。墙上到处是标语，喇叭里是鼓舞人心的先进事迹和革命口号，人们对领袖人物的祟敬之情达到一种无法比拟的境界，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激励着热血沸腾的人们。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投机者不乏其人。我同学的父亲因能对《红五卷》倒背如流，据说随便问一句，他便能说出出自×卷×页正数或倒数×行，由此他从一个农民而一升为县长，这是我经历过的一步登天的最最典型的事例。领袖人物的像无论石膏、画像、纪念章等，都如同领袖本人一样具有不可侵犯的威严。记得有一次，我因喜欢一个塑料皮本上的领袖插图，想撕下来据为已有，不小心撕的不太完整，恰被一个大人看见，不知他当时说了什么话，吓的我那一阵子晚上老做恶梦，总担心被抓起来批斗。每次看着家家户户门上用大红广告画的领袖像，我都象做贼一样心虚，低下头快快的逃离。说出来你也许不信，邻村有一个老太太，因自已孙子下巴上长了颗痣，戏说长的象大人物，将来长大做大官，结果给到处游村批斗了好几个月。

我的父亲收集了很多领袖像章，大的、小的；圆的、方的；铁的、塑料的；还有夜光的，各种各样，我常以此为骄傲。受“小土地出租”成份的影响，父亲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很爱看书的他尽管心中怨恨，但他依然看各类书籍，包括医学书（竖行排版的中医书）。小说或其它任何书籍，还有我看的连环画，只要是那时出版的，翻开第一页便是领袖语录，“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等等前奏曲。

有一天到别人家去玩，看到了父母结婚的照片，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张黑白两寸照片，颜色有点旧。父亲留着小分头，怪时髦的。两人是满脸的严肃，同时每人的左手各握着一本红语录放在胸前，右胸前还别了一枚领袖纪念章，看着母亲粗粗的辨子，大大的眼睛，真有点样板戏《红灯记》中铁梅的样子。后来给父母提起此事，他们也不大记得结婚时的样子，至于那张照片，他们也说不清别人家咋会有他们的照片？

那张朴素的黑白结婚照，便是父母那个年代爱情的证明，与如今影楼里的浓妆艳抹的结婚套装相比，真是天地之差别。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他们总是匆匆忙忙的在我面前出出进进，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里劳作，然后是月上树稍归家。家里的孩子要么是在我的带领下剥玉米，或是把一本《南征北战》的小人书翻了一便又一便；要么就是听我讲那不变的“狼来了”的故事。弟弟、妹妹困的不行了，就枕着我的膝睡着了。我的耳朵最灵，门外的任何脚步响起，准能分辨出是不是父母回来。

父母也为了生活时常吵架，一吵架母亲就回娘家，事后父亲每每把我送到外婆家村口的大皂桷树下，看着我进了外婆家的门。外婆是个东北人，是外公在东北打仗时认识的。从老照片上看，外婆衣着灯笼裤很时髦，当时是大连一家刺绣厂的女教师，会说流利的日语、俄语，据说认识东北名将张学良的第一夫人。母亲1947年出生后1岁多，外婆便随外公回到了陕西西安，外公的警卫员安排在陕西锅炉厂（后成为厂长），而外公不顾外婆的劝说，又拖家带口回了华县的一个小村庄，他的老家。家中的媳妇已生有一女，见此情景便改嫁他乡了。过不了几日，母亲汽消了便带我回了家。这样的事等弟弟、妹妹出生后就发生很少，生活的担子更重了，母亲经常是怀抱小的，手牵一个，后边跟着我去大队开会，走在大人的队伍中，尽管我迈着很大的步，可总是跟不上，真搞不懂弟弟、妹妹有人抱、有人牵为什么哭，我总是尽量的迈大步子……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对父母来说，对方一句稍微关怀的话，他们都会难为情或脸红。在他们的爱情生涯里，没有什么海誓山蒙、“同心锁”，但父母照样抚养孩子成长，教育他们成人，共同承受一切生活的重负和欢乐，一路走过人生近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堂哥·堂姐

十岁左右的时候，村里天天开批斗会，田里的野草比庄稼长得还茂盛，村民们肯定是装着看不见。我们小孩子更无所谓，觉得大人们整日里聚在一起开会，孩子们打呀闹呀、追呀赶呀，多热闹。还有猪、鸡在人群中哼哧乱叫跑来跑去，谁管他开什么会批斗谁。

父亲的大堂哥是一个干瘦的高个老头，未开批斗会前，整天呼噜呼噜的吸那个水烟，同时手里还拿着一个小纤儿，时不时的捣捣烟嘴，现在想来有点象小型萨克斯管，里边装着水罢了。据说他藏了一本变天账，我也没见过，具体地说是什么样，谁也说不准。村里的大人们为这事闹轰轰的，整日里说他想变天，因此天天批斗他，目的是让他交出来，可他总不交，所以天天批斗，我真为他急。后来关到了村外的窑洞，数九寒天，缺衣少食。实在忍受不了，大嚷“毛主[xi]他老人家也不会不给吃的，你们算老几？”，于是在遭受了一顿毒打后回了家，已是奄奄一息。儿子媳妇嫌弃他嘴贱，他也惜惜惶惶苦渡光阴，稍好一些又抓了进去。

嫁到外村的妹妹可怜他，送了个棉夹夹，他怪妹妹送的衣服不暖和，没领没袖。结果被演义成“不要领袖，想变天”，于是又招来了无尽的盘问和毒打，最终身体不济命归西天。

说起他这个妹妹，现在也许你不信。她嫁给远村的一个人家，土改那阵，村里给每家每户定成份，调查组一进屋，看见炕上一张席，水缸缺了口，一面窑洞里也没个值钱的家什，就说定贫家吧。没想到站在一边的她死活不依，大吵大闹“解放前受穷，现在还不让过好日子？无论如何，不给我个富农就不行。”，调查组没法，只好依了她。因为婆家在当时成了响当当的无产阶级，当时她着实乐了好一阵，然而后来家还是那样，富没富了，运动一场接一场，人倒受了不少罪，从此她在婆家的地位是一落千丈。后来又有调查组进村，她发誓一定讨回公道，在家中一贫如洗的事实面前，终于验明证身，还了“贫农”的真面目。她又一次风风光光，并专门回了一趟娘家，引起娘家人一阵阵的啧啧称赞声，羡慕之神情溢于言表。

那是成份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好的成份就等于你可以走在天堂的路上，反之只能在地狱里漫步。再加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言论盛行，父亲因成份问题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被退回，看着同村学习大不如他的纪守成份比他好，风风光光去上北大时，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父亲非但大学上不了，而且还要继续接受劳动改造，怀才不遇的父亲只能听天由命，在农村这块广大的天地里发挥自己的能力。从此，父亲命运的轨迹在这里拐了个大弯。

教育·改造

六十年代出生的我们很单纯，没有大头儿子的动画片；没有娃哈哈；农村孩子唯一的文化娱乐便是看小人书。三、四个一堆，南墙跟下一坐，边晒太阳边看，翻了一遍又一遍。最敬佩的是刘胡兰，最恨的是刘文彩，什么水牢、泥塑收租院等。晚上做梦，老是梦见自己成了英雄人物，临死前高呼革命口号，梦醒后依然是个小人物。

记得那时候，大伙尤其男孩今天偷东家枣，明天偷村里的菜是常有的事。有个小伙伴偷了别人的香椿，全校开批斗会，他的检讨书写的很有特点，念起来朗朗上口：“检讨书小评论偷香椿……”，没有标点符号，就那样读了下去，此句最终成了那个时代我那个学校最具影响力的时髦用语。

村上的再教育也在轰轰烈烈的进行着，白天在操场上排样板戏，晚上全村男女老幼聚集在我们的教室内开批斗会，忙的不亦乐乎。批斗的人和事各式各样，有摘棉花时把棉花私藏在裤裆里的；有麦场上故意在鞋子里装麦子的；有掰玉米时故意掰不干净遗漏的等等，尽是些婆娘们干的事。批斗会天天开，事情天天有，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回回保证，但效果大不大谁好象也不在乎，但形式是最重要的。

农村那时候实行工分制，农民对工分很看重，因为年底要根据每人的工分分口粮、分布票粮票什么的。有些小聪明者便想一些投机的法子，尤其是春秋施肥时节挑肥时，挑一担就发一个竹牌，听大人讲：有人就仿造那东西，以便捞更多的工分，至于是谁，我就不记得了。那一端涂上红色或篮色的1厘米宽5、6厘米左右长的小竹牌，一直刻在我记忆的深处。

记得83年我上中学，无意中看过父亲的一本日记，发黄的纸页上有这样一段文字：“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荣精神，我奋勇当先第一个跳下粪坑挖粪……”，觉得真不可思议，不知当初他们是依靠怎样坚定的信念支撑，干劲冲天的来证实人定胜天的道理。后来父亲这个被改造的文化人在再教育的运动中派上了用场，指导样板戏的排练；给村上的文盲当扫盲老师；慢慢的知识的优越性渐渐显露出来。

每当新年的时候，别人家可以欢天喜地贴年画，而我们家却不能，只能贴父亲亲笔画的年画，如《沙家浜》《红灯记》什么的，对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沙家浜》里机智勇敢的阿庆嫂形象，穿着篮底白花的对襟袄，显得别提多俊俏麻利，父亲把她画的是栩栩如生，一提起贴年画我就想起她。

当恢复高考的那年，我已增添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也在母亲的支持下以最高分考上了乡里的民办教师，那年父亲所带的高考补习班成绩很不错，考上了好几个状元，家长谢，人人夸，别提父亲多高兴了，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从此父亲脸上有了笑容，深感自豪的他以满腔热情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小学校·童年

我是上高三那年来新疆的，毕业后就去了四川，在内江上统计学校。

四川在我的记忆里，除了阴雨绵绵的坏天气外，其它值得回忆的东西确实不多。期间去游过长江三峡，逛过武汉，上过庐山、峨眉山；走过长江大桥，观过莫愁湖等许多地方，然而它们只是增添了我谈天说地的资本而已。在我的记忆深处，童年的那段小学生活成了我人生挥之不去的存盘，永远不会删除，也不能格式化，因为他一直在影响着我的人生轨迹的改变。

我最难以忘记且深深怀念的还是那个小学校，豁豁牙牙的围墙，简朴的教室，教室内用破砖垒的台子上搭上一块木板便是我们的课桌，凳子是自己从家带来的，每天放学再带回家。

没有玻璃的窗户象一个个渴望的黑眼睛，寒冬腊月天，冷风直往里灌，冻的大伙直缩脖子，尽管老师动员大伙带一些牛皮纸来糊窗户，但一场大风过后或调皮者的恶作剧，起不了太大的作用。逃学的孩子增多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冬天实在难熬，我逃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家里有个妹妹要照顾，时常旷工课。总觉得学校的时光太美好，下课了同学们一轰从教室门里往外挤，争着去抢晒太阳的好位置，于是大家站在墙根下，你推我挤，背靠着墙，玩一种“挤油”的游戏，不一会儿，我们每人的背上便象土猴一般。对此家长有办法，于是有些同学新衣的背上、膝上、胳膊上，都是先打上补丁才上身。除了这以外，便是踢鸡毛键子，有的人可以反踢、正踢、背后踢，连续踢1000多下不死直至上课。冬天早上第二堂课的课间休息长一点，可以吃从家带来的老师已经烤好的馒头，有白的黑的，为了好辨认，老师建议每人在自己的馒头上用小刀刻上记号。看着别的孩子的白馍，心里很羡慕，回家也向母亲要求，没有答应。

尽管挂馍馍的筐很高，我还是不甘心，先是站上小凳，不行；爬上高椅子，还是不行；然后就把小凳放在椅子上，颤颤畏畏的爬上去，还未直起身子，就稀里哗啦的摔了个狗啃地。多次尝试失败后，母亲改变了策略，把筐放低了点，我终于吃上了白馍，不过是玉米面的，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小学校四周的围墙与其说是围墙，不如说是除了校门外的另一个出入口，村里的猪、鸡、羊大摇大摆的进进出出，同时也是我们这些逃学孩子的方便之门。最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校园里那两颗树杆发绿光滑且笔直挺拔的梧桐树，它雍容华贵，象一位贵妇人，简直是天外来物。听大人讲这种树在北方很少见，长的那么高那么大，想必落地生根也有好多年了吧，我当时并不能想出别的词来形容，只是觉得它尤如天外飞来的金凤凰。小时候我所到过的附近任何地方没见过，后来我也去过南方，到过许多地方始终不曾谋面，它只出现在我的梦里，让我魂牵。我现在还常常想：梧桐树是如何落根在我的样园里的？百思不能其解。

每当夏季，我们在树下抓石子时，树上会偶尔掉下梧桐树的果实——几片小船样的东西，小船里面藏着几颗绿油油的象碗豆一样的小豆子，淡绿色的园润可爱。那便是我们最抡手的美味了，那种感觉比如今孩童们得到娃哈哈、喜仔郎还要好上千倍万倍。

我家的劳力本少，父母为了多挣一些工分，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理所当然由我承担。学不能按时上，更别说学校的其它活动了，看着小伙伴们又是帮生产队拾麦子、捡棉花、桌上放着红五卷手里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看麦场，保卫生产队的财产不受坏人破坏，别提我心里有多痒痒了，可是我始终未能参与过。

小学校里只有一间破旧的教室，一个老师，一块黑板，一、二、三年级共用。那个年级上课，那个年级的孩子面朝黑板，其它班的同学背过身去就行了。黑板是用两根树杈支着的门扇还是床板，我已经记不清了。时不时的还有老鼠在屋顶做怪，弄些土下来，落的满脸都是灰。那时候每天还写一面大字，每每放学时，脸上总被墨水抹成了大花脸，大人训了多次后无效，也就听其自然了。

后来学校里增加了一名外乡老师，每家每户还要轮流管饭，此作法在当时农村普遍采用。弟弟妹妹上四年级，要到大队的学校去上，上学的路上要经过一个祠堂，里面曾经停放过死人。记得晚上有一次，弟弟、妹妹结伴去给老师送饭，恰好天阴起风，刚好走到那儿，一阵风吹息了手里端的油灯，吓的他俩撒腿就跑，回到家中，暖瓶也碎了，油灯也丢了，二人一进门便放声大哭。哭完了老师的饭还是要送，学还是要上，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们也一天天的长大。

河的记忆

故乡的那条河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是它给我们提供了夏天最好的学习、玩耍场所。留下了我童年的许多美好时光。

当夏天来临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河边上课，大石头做桌子，小石头做椅子，享受着夹杂着潮湿的风吹拂在脸上，没有围墙挡住我们的视线，心情放松，尽情放飞自己的想象。上课前，老师先让我们去游泳，男孩去下游，女孩在上游，水不太深，女孩们会游的很多，而我只会狗刨和捏着鼻子在水下呆几分钟。一年之中的小河上，终于露出朗朗的笑声，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下地干活的大人们路过，看着孩子们纯真的笑容也禁不住搭上几句话，夸夸谁家孩子的技术好，谁家的闺女越长越俊。男孩女孩们经常为争夺上游游泳的最佳阵地而搞一些恶作剧，时不时的给水里扔些玻璃片，那方受伤，另外一方便可以小心处理后占为已有；没过多久，受伤方照技重演夺回震地，就这样反反复复夏至秋风吹起。这样温暖的季节里，大人们也很高兴，在河里拆洗被子，被里子还要用面糊浆一浆，颜色也洁白多了。整个河滩花花绿绿的被面晒的到处都是，增添了一丝喜庆的气氛。那时候洗东西先是用皂桷，后来有了山丹丹牌洗衣机粉，也没有洗发水，就用洗衣粉洗头发，洗衣粉成了那时候唯一的清洗剂，结果我又细又黄的头发更毛燥了。

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经常到河边去，找一块平平的大石头，让弟弟坐上，周围围上些大石头，哄他不要出来，姐姐给他找好玩的，就和妹妹搬开附近的大大小小石头，或挖开河岸上的小洞，抓螃蟹。那时候螃蟹可真多，不一会儿功夫，便可以抓到二十来只。有一次抓了满满一瓶，刚一拿起，谁知瓶底掉了，看着张牙舞爪的螃蟹满地乱爬，吓的妹妹哇哇乱叫。有一次，我正在忙活，就听见弟弟大喊“姐姐……”，我连忙赶过去一看，可不得了，有一个大螃蟹正用大夹子进攻弟弟的脚拇指。我眼急手快，一把扭掉了大夹子，把那家伙扔的老远。也许它也觉得弟弟从母亲做的布凉鞋里伸出的五个小指头很好玩想摸摸而已，弟弟哭个不停，已成了泪人儿，我只好背起弟弟，一手拉着妹妹一手拿着战利品回家了。

把战果带回后，大多数生吃；奢侈一点的便在锅里放几滴油榨一下，螃蟹的腿就变成红色的，味道也更鲜美了。这种事只能偶尔为之，让大人发现了的话就得一顿打，因为不到半公斤的菜籽油可是一家五口人一年肚子里的油水。

冬天的河流显得很寂静，那一个个黑黑的石头在白花花的冰面上很刺眼，河边柿子树上的叶子也落光了，没有了黄橙橙如小灯笼似的柿子挂在枝头，那褐色的枝杈随遇而安的伸向任何方向，尤如树通向全身大大小小的血脉。

二、三十年过去了，那条河变成了什么样？河里的螃蟹还有没有？是否还有像我一样的小伙伴常在河边嘻戏？还有勤劳的妇女们在河边一年又一年的忙碌？对于久别家乡的我来说已不得而知。

妹妹

无论是有意或无意，每次提起比我小两岁不幸夭折的那个妹妹，父亲总是很怨我，母亲尽可能的为我辩护：说现在的孩子六七岁懂什么？二十几岁的还让人操心；何况那时我才四岁多。可我心里仍不是滋味，很内疚，那必竟是因我的过错造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体会到了以前不曾想过的人性感情的脆弱，妹妹的夭折，成为我一生最大的心痛。

那时候，我身为家中老大，自然成为弟弟、妹妹的守护者，相当一个小大人。每当别家的孩子欺负他们的时候，无论是男孩、女孩；年龄大的、小的；个头高的小矮的；打得过打不过；上去就扭打着抱成一团，在地上滚来滚去，弄的满身是土。虽然战赢的机会不多，每次脸上总挂彩，但我义无反顾，一战再战。

记得那是入冬后正值深耕的时候，我带着刚会走路的妹妹去田地里找劳动的父母，路途相对于那个年龄的我来说是有点长，妹妹她走走停停，我只好背背她，再哄着她走；后来她是无论如何不愿意再往前走，路上要经过一个小河，紧挨着河的有一条小渠，伴着河的方向流向远方。回想起来那时的情景，不知道我对她的磨蹭不耐烦还是去找父母想法子，总之我一个人一直向前走去……等到了地里，父母问起妹妹时，我一回头后边啥也没有。父母丢下手里的工具，慌乱中向来路奔去，留下我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后来我只记得全村的老老少少大声喊叫着乱成一团，四处寻找可还是没有下落，不知经谁提醒,说刚才有几头牛从来路经过，想想会不会孩子为了躲牛掉进那条小渠，父亲恍然，又抱着一丝希望疯了一样沿着那条小渠向下游找去，他在渠两边左右跳动的身影现在还留在我的脑海中。

妹妹终于在下游被找到，是一个倒在水渠中的树枝挡住妹妹小小的身体，她已经脸色发紫，双眼紧闭没有知觉了。从掉下水渠的那一刻，她小小的人儿经过怎样绝望的呼喊，小小的身体经过怎样拼命的挣扎，幼小的心灵是怎样的恐慌，也许当初她绝望中首先想起的是姐姐，喊的是姐姐，如果当时我能等一等她，同她慢慢的一路走来，怎会发生这样的事？如今每当我看见春天的一朵小花，秋天的一片叶，我都会想到：它会不会是逝去妹妹的来世？不知现在的她在天堂过的怎么样？有没有恶人欺负她？可否知道姐姐和未曾见过面的妹妹也有了孩子，不曾见过面的弟弟也有了一个漂亮温柔的妻子。

当妹妹被村里的大娘大婶们放在火边，一个老人不停的叫她的名字“小荣，小荣……”给她招魂；后又让牛拖回家，据说牛若叫了，孩子有救，反之，无望。结果一路上那牛一声未吭。在我家的屋里到处挤满了人，父母哭的死去活来，谁也顾不上我的存在，妹妹那一双天真、明亮的大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事后近一年功夫，父母几乎天天在村里的沟沟峁峁、坡上、沟底到处寻找妹妹的坟墓（村里埋小孩是不让其家人知道地方的），整日里疯疯颠颠，家里、地里的活全停了，饭也不吃，我也跟在他们屁股后紧赶，我心里知道自己犯了天大的错，总是远远的跟着他们，畏畏缩缩的。村里人把话带给外婆，她不放心来我家住了好一阵子。

妹妹来到世间匆匆两载就悄然离去，记得有次为了给她看病，父亲心酸不已，忍痛把心爱的书当废纸买掉，为的是能换回治病的药钱，当时只卖了几角钱。她时常在我家门前玩，从不走远，过往的人她不是喊爷爷、奶奶，就是喊姑姑、叔叔，深得人们的喜爱。妈妈给的好吃的总会留给姐姐，等着爸爸从田里回来，她总喜欢坐在门口的石凳上前后晃着，嘴里不是唱着就是向来往的人打招呼，一幅很快乐的图画。有一次麻雀把我家晒的柿饼啄下来一个，她捡上舍不得吃，坐在门口等姐姐回来一同分享，过往的大人们逗她说要吃，她死活不肯，小手捂着柿饼躲来躲去的不让，嘴里喊着：“这是给姐姐吃的……”

有一次我同村里的孩子去地里割猪草，在离村很远的山坡上，同伴拣到一条红头绳，说是妹妹的，并送给了我，说妹妹就埋在附近，是她父母告诉她的。那条红色的头绳我保存了很久，这事谁也不知道，包括我的父母，有些时候我同那条红头绳还可以谈谈悄悄话，也希望她能再回来，我心里也难过了好一阵了。

记得那时候，父母总在地里没命的劳作，无论天寒地冻还是酷暑骄阳，我们经常跟着父母，一本小人书看了又看，可是到了年底，挣的工分总不够全家一年的口粮，有时候还要倒贴，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总听大人们说：“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小孩想不了那么多，只要谁家吃大米饭，下午一上学就开始嚷嚷到放学，搞的全村都知道。

我最后一次回老家是1988年在四川上学的署期，1996年父母也回了趟家，时隔近十年之久，听父母说老家变化可大了，谁家盖了两层小楼，谁家孩子下了深圳、上了海南；村里的年轻人能出去的能走了，只留下些老人和媳妇，面貌大大改变，但却少了鸡鸣狗叫的吵闹。老人们生活好了，再不会为粮票布票的什么发愁了，但晒着太阳的老人眼睛空洞洞的，不能大面积耕耘的土地荒了，老人的心也荒了，村子也在平静中荒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