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全国都在讲政治挂帅，小学生也不例外。那时对未来也没什么期盼，最终大家都是要上山下乡的，所以学习成绩的好坏，并不被特别重视，政治进步才是重中之重，从小学就是这样。小学的政治进步就体现在加入红小兵上，以加入红小兵为荣，以不加入红小兵为羞，以越早加入越光荣，越迟加入越落后。

雨天

我的第一位班主任长着天然卷曲的头发，年龄已经不算年轻，她讲课的风格我已经全都记不起来的，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考试。

那时所有的考题都是老师抄在黑板上，同学不抄题直接答题在卷子上。我的父亲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所以我的父母希望我做个有知识的人（尽管有了知识在当时也未必能有什么用处），在入学前已经教我学会了简单的四则运算和认识很多汉字，所以一年级的题对我来说，简单至极，老师边写板书还得边换粉笔，边监督课堂纪律，所以写题并不快，往往是我已经写完答案，得停下笔来等她写下一道题。

她把全部题抄完，用两手拍打完粉尘时，我也答完了题，但老师一再强调下课交卷。我没事可做，于是拿出本子，撕下一张纸叠起了飞机，又变成裤子、衣服、帆船等消磨时间。

到了成绩出来那一天，是个狂风暴雨的天气，教室的门被风刮开，灌进来的雨水，把前几排的同学书桌上的书本都打得湿乎乎。老师进来，怒气冲冲，直接到了我的桌前，一把就揪住我的领子，喊：“去！把你的家长找来！”到了门口，把我扔到瓢泼大雨中就关上了教室门，我们家只有一把伞，父亲早晨撑着它送我上学后，又拿着它去上班了，我没有任何雨具，走在无遮无掩的泥泞的路上，鞋子一下子就灌包了，浑身也马上湿透了，并滑了几跤，到了父亲单位时，成了个小泥人。我把上班的父亲找到学校，尽管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但也觉得是非常丢面子的事，心里惴惴不安，中午回家时，父亲对母亲讲，老师怀疑我考试作弊，成绩是假的，父母当然相信自己孩子的超群智力，任何难题都不需要抄的，何况是全班唯一的满分，能去抄谁的呢？书上更没有题和答案了。问清我是因为老师不让交卷，无聊而在下面折纸时，父亲后来又跟老师去解释。由于每次的作业成绩，老师也知道我是没有作弊了，但对于我在下面折纸的行为却坚决不可谅解，在学期鉴定中重重地写下了“生活散漫”的评语。

至于我热烈期盼加入的红小兵组织，则是根本没有希望了。

雪天

后来我不得不转学到了另一所小学，红小兵的中队长和我是一个学毛选小组的，由于我的作业做得又快又对，他就经常抄我的作业，做为回报，他热心地帮我加入了红小兵。

红小兵的红领巾戴上不到一周，上了一堂算术课。

班主任给我们讲乘法，她说，任何数乘以零都等于这个数自己，一乘以零为一，二乘以零为二，我在下面举手，老师不知我想干什么，喊我：“运涛，有什么事？”

我说：“你说的不对，任何数乘以零应该都等于零。”

她恼了，“难道说，你交了三筐肥，每筐三十斤，我一筐也没交，我们两个就是零么？捣什么乱，你给我出去！”

我说：“就是零吗，你举的例子不恰当。”

她不由分说，上来就把我的红领巾扯下去，又揪我到教导处，说：“罚站一天！你不听老师讲课，也别影响别人！”

尽管没收红领巾意味剥夺了政治权利，是最严重的惩罚，但我心里并不难受，我觉得自己是为了维护真理，即使罚站也是光荣的，就象无数的先烈坐牢，“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也算是为了真理啊。

我望着窗外皑皑白雪，北风狂哮，想到自己毕竟是维护真理，所以立得很直，教导处里没有去上课的教师中有的动了恻隐之心，让我坐一会儿，我没有坐，有的让我走一走，别把腿站麻了，我也没走，就是笔直地站在那里。

几个课间班主任回教导处，故意不理我，我也没理她，我决不想妥协的，因为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到了中午放学时，我依旧没有认错，因为没错可认。她恼羞成怒，说：“运涛，你有本事，你不认错，你就别去上课，下午继续罚站，直到你认错为止，再去上课。”

下午的上课钟声敲响时，我按时站到了教导处，没有去上课，又是笔直地站了一下午。教导处的老师纷纷劝我认错，回到课堂去听课，我没有吱声，眼睛看着雪花在窗上扑打着，心中充溢着悲壮的激情，我想起了吉鸿昌，他就在雪天就义的，在雪地上写了那首荡气回肠的诗：“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第二天我连书包都没有带到学校，也不想上课了，又到教导处去站立，班主任却不让我站了，允许我回班级上课。我自己始终没有认错，虽然她也没有认错，但我仍然有一种胜利的自豪感。

被没收的红领巾却没有发还，我反觉到了自由，以后红小兵的活动，我想参加的就参加，不想参加的就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了红领巾，但也没有被宣布开除，说是还是，说不是也不是，红小兵干部拿我也没辄。

但每学期的学生鉴定上“生活散漫”的评语却如影随形，一直相伴我到告别校园生活。

晴天

近六年的小学，我只有一条红领巾，一直躺在班主任的办公桌里，倒也为家里省了再买红领巾的钱。一直到小学毕业，班主任才把红领巾退还了给我，红领巾犹是全新的一样。

到了中学，开学是个大晴天，我理直气壮地戴着红领巾去上学，因为按规定，我还是红小兵的年龄，不够当红卫兵的。学校老师并不管我的事，其他学生却没有人戴。后来红小兵改称少先队，我也就不再戴了。

初中的班主任并没有看过我的小学鉴定，但她每学期也都给了我“生活散漫”的评语，或许就是因为我是戴着红领巾进入了中学的。

在政治挂帅的时代，“生活散漫”不算是一条罪状，但绝对不是什么优点，我参加“红小兵”的前前后后就象是一个稀里糊涂的梦，“生活散漫”更是一个含混不清的评语，迄今我也没理解其中的全部意义。

正如冰心的诗中说的：“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