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扇引清风

----忆念翁仁德老师

如果不能让人性的美好在社会上呈现

那是对良知的一种亏欠　

题记

“破扇引清风”，这是翁老题在他的棕扇上的毛笔字，虽然谈不上书法，但还是透着一股苍劲的骨气。破扇颇像电视剧《济公》的那一把，扇沿用透明胶纸粘合，枯萎的棕叶还是不能掩饰岁月的伤痕。本来他有台格尔，他总觉得自己大至之期不远矣，索性先将空调送人，免得日后别人嫌晦气。一直至终，他还是用那把破扇。

我刚分配到学校时，在明亮的清晨，为了早读监督不至于迟到，6点就要起床。当我打着呵欠准备洗漱，总能看到垃圾堆那一角，一个消瘦的身影，一头银发，猫着腰，一手攥着胀鼓鼓的尼龙袋。就像《新闻联播》那么准时，因为他必须赶在清洁车之前。当你与他相遇时，他总是微笑地点头致意，霜白的头发跟着抖动着。带着好奇去寻问同事，才知道他是个退休留校的老师，孑然一身，孤独的晚景不免让人萌生几分的怜悯。

这是翁老给我最初的印象。

直到一次公共汽车上的偶遇，我发现，我没怜悯他的资格。看他匆忙又激动的神情，像个害怕迟到的学生，我问他准备去哪里，他说要去参加科榜小学“海春教学楼”的剪彩仪式。我才知道那楼他捐了钱，每年还给科榜小学1000元的奖学金。1000元，这不是一个令人惊叹的阿拉伯数字，然而，翁老直到退休都没评上高级职称。2001年他领的是中教一级工资----1000元左右吧，除了自己的生活费，还有近几年来一直困扰着他的脑萎缩治疗费，有时他那不争气儿子回来还要蹭个三五千块，还不时有本校的贫困生或乡邻向他借钱。

他的另一个收入就是卖废品所得。

独自一人，身体老迈，发妻早逝，子不成器，整天在垃圾堆里摸索的他，难道就不是活生生的当代“苏乞儿”？

与翁老深入交往是在他生命最后两年----2004年至2006年，73岁的他，身体已大不如前，捡的废品也渐渐地少了。有时拄着拐杖，一手提着整袋废品，从操场到升旗台的台阶有点陡，他只好把袋子一扔，让它直接从上面翻滚下来。后来，看到矿泉水瓶，也只是用拐去拨弄到垃圾桶----他干不了了。

2004年我承包学校的小卖部，准备给我失业的妻子经营，正好与他的宿舍仅一墙之隔。当与上一任承包的同事进行清盘交接时，在旧货折价处理上出现了分歧，同事准备把旧货折价为2000元，我觉得只值1000元。虽然平时是和和气气的同事，但一涉及到钱这节骨眼的事，双方都不肯让步，商谈一下子陷入了僵局：我在等待合同期一到，全部以新货上架。这时，翁老拄着拐杖来找我。那时我和他谈不上深交，只有相遇时那种习惯性的问候。我猜他是来调解的，毕竟他也和上一任承包者也是两年的邻居，但我没料到他说的一番话：“我给你500元，你自己再添500元，就当用500元换一份同事间的情谊。”我心里一愣，一股莫名的感动油然而生，我们二人争利与他何干呢？手指搓揉着“毛主[xi]”粗糙的衣领，感觉也非常。虽然至终没接受他的馈赠，但听了翁老这番话，觉得自己确实忽略了太多比钱更美好的东西。只怪自己没有翁老那样把世事看得那么通透。

从此，我们成了翁老的新邻。繁忙时，他帮我卖点东西；闲暇时，泡上一壶铁观音，坐在芒果树下聊天。聊到兴起，他会拿出一些材料作为佐证。他的毕业证书上赫然印着“王亚南”的名字，我才知道他是60年代厦大经济学系的毕业生，他常提到他的同学谁当了处长，谁当了大学部门主任，谁当了教授；还有文革时自杀的妻子----那封娟秀的遗书，他一直珍藏着。儿子的不肖，是他一生最大的痛苦。他经常看着我两岁的女儿，叹气地说：“要是我有这样一个亲孙女，我宁愿三餐吃稀饭配咸菜。”

翁老最后三个月是在他老家度过的，他不想把生命的终点选择在学校宿舍，想必是经过深思熟虑。孑然一身的他，回到老家，也是雇人照顾。据说佣人晚上回去，翁老夜里不知何时从床上翻倒在地，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发现，但已气若游丝，在镇卫生院赶去的医生的摇头叹气中，翁老的一生画上了句号。什么时候，他还得意自己百年之后，科榜小学还可以从他的工资里续一年的奖学金；什么时候，他还说等他身体康复之后与我举杯共饮，约定已变成渺茫的奢望。没有人知道他几点去世，没有人知道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想说些什么，就连出殡的那天，他唯一的儿子也未能奔丧。哭丧的是雇佣的中年妇女，练就深长的啜泣应和着祭品焚烧的火焰，连同那把棕扇灰飞烟灭。但我懂得，生来就高贵的灵魂与生活的不幸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破扇引清风”几字，依然是那样遒劲有力，还是透着凛然傲气，清晰可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