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

法官终于轻轻地、幽幽地吐出了这两个骇人的字眼，声音象是从闷着盖的瓮子里迸发出来，但语气显然十分坚决，让人听了几乎没有丝毫争辩的余地。

我们五个人，医生、教师、户籍警、县法院的书记员（就尊他一声法官吧）、再加上我这个小报编辑，虽然没有一个超过而立之年的，我们的经历不但可以使当代新人类咋舌吃惊，而且还可以让长征过来的老头子慨叹莫名。因为我们都亲身参与了“上山下乡”和“文化大革命”这两项人类历史上空前（应该也是绝后）的“壮举”，我们聚在一起时往往会聊上三天三夜而言犹未尽。今晚是除夕，尽管窗外朔风呼啸，室内却是温暖如春。开头，记不清是那一位了，提出“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这个话题，当然内容不能脱离“知青”和“文革”的范围，每个人就这个题目讲一讲自身的经历，如果是杜撰的，只要通情达理，也未尝不可。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呢？初恋！这似乎是天经地义，不需要任何争论了。

“那么，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法官问。

“失恋！”

除了法官，我们几乎又是不约而同地回答了这个相反的话题。紧接着便是四个缠绵绯恻的故事。我注意到，法官也在静静谛听。我们的故事都讲完了，法官依然一语不发。大家忍不住齐声催促他：“论到你了，你倒说说，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一阵沉默之后，法官终于开口了，轻轻地、幽幽地吐出了两个骇人的字眼：

“杀人！”

我们四人瞠目结舌。法官徐徐开始了他漫长的叙述，我们的情绪立即被紧紧吸附，一直持续到凌晨……

一 下山村僻乡惊艳

1970年春，武斗总算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各地“革委会”也相继成立。论资格，这个新生的“政权”还有点我的汗马功劳呢！我戴过红臂章，在天安门前接受过伟大领袖和副统帅的检阅，在大规模的武斗中动过真刀真枪；论“革命”资历，理所当然的我不必担忧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万万没有想到，第一批插队知青的名单，竟印上了我的名字！就这样，我和十几名伙伴终于在偏远地区的一个小山村落了户。这里纬度很低，是祖国的西南边陲，地势高峻，虽已过立春，气候仍异常寒冷。

一天午后，天空阴沉沉的好象要下雪的样子。我不想出工了，脱衣上床睡它个囫囵觉。正当朦胧之际，队长敲门惊醒了我，说是公社来电话，又到了一批知青，其中一名分配在我们生产队，要我去接。

我被队长打破了美梦，虽然不太高兴，但听见有新的伙伴到，精神振作起来，随手抓起扁担绳索，兴冲冲步行十里山路，赶到公社。

啊，想不到还是个女知青。

别以为我在“文革”时曾是个冲锋陷阵的勇士，但一见到女孩，就变得笨嘴拙舌了。眼前这位姑娘长的怎样？哎！不说啦，我简直没有勇气看她第二眼，只感到脸上有些发烧。男子汉的自尊心提醒了我，可不能让她意识到。公社干部介绍，她叫章曼莺。

我望望放在墙角的行李，背着脸对她说：“就这些？”干净利落地把行李捆绑好，插上扁担，用双手提了提，约有六七十斤重，不算太轻，对我这副经过磨练的肩膀来说，就好比骆驼托个猴子。为了显显身手，干脆不蹲下，两手用力一提，往右肩一搁，说：“走吧，路远着呢。”

“不，你放下，我自己挑。”

什么？你自己挑！那要我来干什么？不过，我可没说出来，而是边走边说：“甭客气啦，再说，这儿全是山路，空手走都累得慌。”

“我能挑，请你在前面带路就行。”她竟伸手牵住后面行李的绳子。

“不是瞧你不起，山区跟城里不一样，要挑着爬‘楼梯’呢。还是我来吧。”我停下来，扭过头说。

“那……就劳你驾了。我怕人家说闲话，到农村锻炼，还要别人挑行李！”

“没人说的，放心好了。走啰！”

“等一等。”她匆匆跑到办公桌前拎起一只大琴盒。原来她还带着一把吉他，我还以为是公社文娱室的呢。

一口气走了三分之一路程，来到山脚边。从这里开始，就得爬山了。我停下来转头望了望，她正一路小跑，喘着气紧跟着，我才意识到走得太快了。便说：

“把琴盒也挂上吧，挑着不费劲，提着走路手酸着呢。”

“不必了，琴，碰不起的。”她腮帮上抹上两片鲜艳的红云，喘吁吁地说。

我真愿意这是一段走不完的路程，竟那样快就到了。我把行李挑到队部门口，解下绳子扁担，回到房间，洗了手脚，一头倒在床上。奇怪，脑海就是宁静不下来。顺手拿起一本读了一半的《浮士德》，可老看不进去，也许是这部诗剧哲理味太重吧，于是我在箱底找了一本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来读，才慢慢的沉迷到小说里头去。我秘密带了不少“禁书”，有些是抄家时顺手牵羊得来的，我没有烧毁它，或许不算太罪过罢！

二 掉象章初探芳心

第二天，她就下地劳动。据同组的一些妇女说，队长叫她休息三天，她只笑笑。谁也想不到她一清早就往地里跑，组长再三婉劝也拦不住。章曼莺，第一天就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可不是那么想的，哪有如此死心眼的人，无非是想捞取一点政治资本吧了。

表面上我的政治态度明朗，每次“早请示”“晚汇报”就象插在神台上的蜡烛那样站得笔恭笔正，嘴里念念有词。暗里却怀疑，一个无神论者怎会变成虔诚的宗教徒？因此，当我看到她也起劲地朗读“语录”时，不仅没有好感，甚至觉得她有点矫揉造作。

尽管我承认，还没有见到过象她那样富于神韵的女性，但我发誓决不主动接近她，除非……

曼莺视她那把吉他犹如无价珍宝，我从没有听她拨弄过。直到最近一个深夜，我从队部开会回来，经过她的住房，她屋里煤油灯还亮着，我真想偷偷看一下她独处的情景，却意外地听见弹拨吉他的声音。四顾无人，便索性停步，听到调弦的音响转变为乐曲。我側耳倾听，大失所望。她弹的是唱得烂熟的“语录歌”，这种象念经文似的调子，根本判断不出弹奏技巧，更谈不上捉摸弹奏者的内心世界了。我不想听了，越发坚信她不过是一个徒有其表的靓女而已。我是多么希望她的灵魂跟她的外貌一样令人神往啊！

终于有一天，我接触到了她的灵魂。

那是一次例行的“早请示”，每个人都佩带“宝象”手捧“宝书”。这出老戏我已表演得滚瓜烂熟，不知是没注意呢还是衬衫太薄，当我把“宝书”高举过头时，碰落了胸前的“宝象”。那枚瓷质“宝象”掉在水泥地上，滴溜溜滚到章曼莺的脚下。糟糕！让一个想捞政治资本的她看见了！我急得好比热锅上的蚂蚁，偏偏这时工作队长走了过来，我想弯腰检起已不可能。队长的目光停在我的胸前，突然厉声嚷道：“什么？请示不戴宝象，这是最大的不忠！”

我知道，有机会指责别人的“不忠”，就可以显示自己的“大忠”。但愿队长的目光别往下扫才好。

如果她这时候检举呢？！

现在唯一的应急良策，只有承认“不忠”，这要比故意毁坏“宝象”的罪名要轻得多了。

“都是我不好，我喜欢他的象章别致，要求跟他换一个。”

啊，是曼莺的声音！那样突然，那样不可思议！我把“请罪”的话立即咽了回去。

“交换？”工作队长将信将疑地盯住曼莺，“那也不能不戴嘛！”

“这个就是他的。”她指了指左胸，“我的象章锁在抽屉里，他等不及开锁，怕误了‘请示’时间，急匆匆先走了，所以没戴。”

女人到底有点魔力，工作队长的脸色和缓下来了，“嗯，误了时间最最不忠。下次注意，回去写个检查！”

一场横祸来得突然，去得突然，尽管有惊无险，我的心仍在剧烈跳动。那颗象章已被她勾到脚下遮掩起来了，没有第三者知道。啊！怀疑和苦恼，原是自己的愚蠢幼稚所造成。我是多么感谢那枚跌碎的“宝象”呀！

好不容易捱到收工，草草吃罢晚饭，就去找她。曼莺仿佛料到我会来，门敞开着。一进屋，我就说：“太感谢你了。”

“你是指早晨的事吗？”她微微一笑，“那又算得什么呢！”

“不检举立功已是难得，谁还愿担那么大的风险去包庇别人呢？”

“为什么要去检举呢？有人掉进井里，你是丢根绳子下去，还是丢块石头下去？”她从衣袋里摸出那枚有裂缝的“宝象”，毫不在乎地往桌上一扔，“收起来吧，别担心我会检举了。”

我赶紧把象章抓进口袋，尽管她语中带刺，但这显然是玫瑰的刺呀！

三 中秋夜吐露衷曲

离“请示风波”后约两个月，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来临了。同队知青们合伙会餐，开怀畅饮，气氛相当热烈。只是薄醉之后，不免有点异乡客地孤寂难耐之感。于是悄悄离席出屋，观望那一轮皓月，忽然被浮云遮挡，山林随之幽暗朦胧。我想起李煜的词，不由轻轻吟诵：

“春风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作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你想当反革命不是？这种诗词也能随口胡诌！”

我大吃一惊，一看，原来是章曼莺，不知什么时候她也跟出来，那块乌云似乎也被她厉声驱散了。

“可惜你的声音不够严厉，要不然真吓我一跳。”我说。

“当心祸从口出。”她粲然一笑，“到我那里喝杯茶吧，我有上等的铁观音。”

我当然求之不得。

坐定后，呷上几口浓茶，顿觉满嘴生津，精神振奋，话也多了起来。

“曼莺，我终于有了希望，从遇见你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到有了希望。”我终于吐露出第一句肺腑之言。

好一阵，曼莺才缓缓地说：“你知道我的出身么？我父亲是个右派。”

原来曼莺刚来插队时是那样胆怯谨慎，就因为她父亲的遭遇。

“你认为我很在乎你家庭的政治成份吗？就算是地主、反革命，那又怎样？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轻松地笑了，“不过，现在做人要兼备两重人格，这是我投身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折腾几年后悟出的处世良方。”

“直觉告诉我你是个可信赖的人，也是我有生以来你是我第二个能使我幸福的人。”她把脸埋进两掌之中。

“什么？你说什么？我是第二个！”好比当头一棒，耳鼓轰鸣。我不太理解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于是，她开始叙述一个凄婉的故事——

四 亿往事梦幻泡影

“幸福对我而言，就象高悬天幕的明月，可望不可即。”章曼莺眼圈微红，娓娓而谈，“进高中那年，隔壁新搬来一户人家。记得有一晚看电影归来，静谧的月夜，随风飘来悠扬的小提琴声，是那首缠绵绯恻的夏威夷乐曲《骊歌》。我在这条街出生，知道邻居都不会玩乐器。是谁在拉琴呢？而且演奏得出神入化！我凝神伫立，琴声显然从隔壁楼上传出来；不错，一定是新搬来的那家。拉得太棒了！此后，我就留意那户人家，终于发现有个弱冠少年进出那栋楼房。他眉清目秀，身材颀长，我就认定是他拉的琴。不瞒你说，情窦初开的女孩，对才貌出众的男孩会产生各种幻想的。我们是邻居，很自然地就相识了。

“他发觉我也爱好音乐，就邀我去他家玩。除了小提琴，他还会弹吉他。年轻人耽于梦幻，我们彼此的观点、爱好又是那样一致，感情就越来越融洽。

“不到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向往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我也毫不怀疑这是一场伟大的变革。遗憾的是，我不够格当红卫兵，而他早就臂戴红袖章了。后来，他那一派要到北京串连，分别前夕，我们聚了餐，真有点‘送郎上前线’的味儿。最难忘的是我们合奏那首《骊歌》，我已跟他学会了吉他，他拉小提琴，这支夏威夷名曲震撼了我们的心，‘别了，别了！’离别是那样的令人心碎呀！

“当时，我们确信是投身一场保卫红色政权的革命运动，虽然有些儿女情长，但英雄未必气短。我们说着豪言壮语，互相鼓励。他说回来以后一起考音乐学院，毕业典礼和结婚登记同时进行。他把吉他留给我，就义无反顾的走了。在首都还有他的信息，之后便杳无音信。那时，武斗已遍及全国，局势失控，生命财产都无保障，一想到这一层，就不禁心惊胆战。我四处打听，毫无他的音讯。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听说他已偷渡出境。这个讯息令我喜忧参半，果真到了国外，证明他还活着；可是，这是一种叛国行动呀！再一想，又疑虑丛生，为什么不写封信来？变心了，还是死在武斗中？

“我们都曾狂热过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寄托了一代年轻人的理想。我无法理解，他会‘叛国投敌’！那还不如在武斗中‘壮烈’的有价值。我那时思想很乱很矛盾。只有一点我是坚定的，在没有获悉他确切的信息以前，我会等他……”

章曼莺说完，似乎支撑不住了，身子斜扑在桌上，双手蒙着脸。

在倾听她叙述这段故事时，我的神经中枢一直在紧张地活动，我无法决定是否应该告诉她一件事故的真相，由于情绪激动到极致，不由脱口而出：“你那朋友是不是叫苏彤？”

“你认识他？”她猛地抬头，是惊愕？是疑惧？是喜悦？我分辨不清。

“你等等。”我箭一般冲出屋，回住地找出一张相片，又箭一般冲进来。在这短促的时间里，我已做出决定：不能告诉她。

“是不是他？”我把相片递给她。

她捧住相片，凝神细看，手不停在抖：“在天安门，穿着军装，旁边的是你，那你们一定认识了？快告诉我，他在哪里？”她站了起来。

“镇静些，坐下来，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我们是好朋友，他的情况我都知道……”

五 搞武斗铸成大错

1966年，面临高中毕业，大家都希望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我和苏彤是同班同学，他酷爱音乐，我热衷法律，尽管志趣各异，却不妨碍我们成为莫逆之交。

文化大革命兴起，惊醒了我们求学的美梦。年青人最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何况文革一开始就提出“横扫四旧”，颇有点“五四”的味道。我们热血沸腾，搞串连，上北京，我们是一路同行。在天安门广场，我、苏彤和十万红卫兵一道接受了毛主[xi]的检阅，这是我们最幸福的一天。会后就照了这张相留作纪念。

在“革命”过程中，我逐渐发现苏彤的小资情调很严重，这可是原则问题呀！比如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学术权威家里造反，权威家有架大钢琴，头头喊“砸！”我也爱听音乐，心里也闪过纲琴无罪，砸了可惜，何况钢琴不是“四旧”。但这是“革命”行动呀，不能手软呀，于是一拥而上，把钢琴砸个稀巴烂，苏彤却偷偷溜进内室检查什么信件去了。又有一次，我们去批斗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一片喊打声中，那老教授也着实捱了我几拳，而苏彤却缩在一旁，还流露出同情怜悯的表情。事后我批评了他，苏彤默不作声，等我数说完了，他才轻声地说：“这就是你最敬爱的作家b呀！”我的心象被尖刀剜了一下，内疚，惶惑，悔恨，这闪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辉，很快就被“革命”的狂热淹没了。

因为“革命”观点有分歧，我和苏彤逐渐疏远，也是为了避免口舌之争。

我们一路串连到了一个边境城市。我和苏彤彻底分道扬镳了，他参加一个保皇派组织，我当然是造反派了。我们两派是势不两立的敌人，由于过去的一段友谊，我和苏彤尽量避免正面接触，那时各派都拥有枪支弹药，真刀真枪的火併，可不是玩的。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城里又响起激烈的枪声，两派武斗正酣，保皇派渐渐不支撤退了，我手持冲锋枪，一路追杀过去，远离了队伍。这里已接近城郊，突然发现前面有个黑影在逃窜，我追上去发个暗号，没有回应，知道不是“自己人”，心里有些发毛，万一他放冷枪，我岂不遭暗算？要先下手为强，那时杀个人不算什么，根本无从追究。于是停步瞄准，手扣板机，一串连发射向黑影，眼看那人倒下去了，我正想溜，传来一阵凄厉的呼号，这声音太熟悉了，莫非是他？我的心猛地一沉，缓缓向前挪了几步。叫声又起，好象是叫我的名字。这下证实了我的判断，是苏彤！我忍住悲痛，飞快跑到他的身旁，他已倒在血泊之中，双手紧捂住胸膛，一支步枪横在身边。我的天，本来他也可以开枪的呀！

六　悔当初终生遗恨

我立即意识到我已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

“我背你上医院。”我蹲下身子，沉痛地扶着他的肩膀。

“不……来不及了。我很高兴，果然是你，要是别人，有一桩事就不能嘱托……”

“既然知道是我，刚才为什么不开口呀？”

“我正犹疑是不是你……不料枪响得这么快。算了，没有时间谈这些，把我扶到那块石头上，我怕来不及把话说完……”

“不，你就靠在我的怀里。”我泪如泉涌。

“今天我想趁此机会偷……渡出境，我算……彻底看透了，祖国……变了，暂时躲到国外……刚才我已瞄准，听到是你的声音……我怎么能够，瞄准一个……亲密好友……放枪呢！”

好比万箭穿心，我痛苦得涕泪俱下。他不忍心向一个亲密朋友举枪，而我的枪弹却击中一个亲密朋友的胸膛！

“你刚才还是把我打死的好！我不配做你的朋友，我不是人！”

“反正……都一样，如果我不死，以后也……也会一样不是人，所以想偷渡……啊，我不行了，你快……把我裤袋里的皮夹拿出来……”

我抽出右手从他后裤袋里取出皮夹，按他的吩咐，取出一张相片，就是我俩在天安门上合影的那张：“是这张吗？”

“是的。你一定……要把相片交给……给她，转告她不要为我伤感，她……住在，还是写在相片背后，免得你忘了。”

我把相片和钢笔递给他，借着朦胧的星光，他抖抖擞擞地写了起来，刚写了“××路”三个字，便全身抽搐，笔从手中掉下来。

“不要写啦，快说吧，我会记住的！”我发疯似地摇晃他，呼唤他，用手拨开他的眼皮。迟了，来不及了，他永远睡着了，“睡”在一个杀死他的亲密朋友的怀里！

我把苏彤的尸体摆放得端端正正，此时枪声已绝，夜色浓重，万籁俱寂。我脱下钢盔，向遗体肃立默哀。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思潮起伏，把积存在脑海深层的思想垢泥，荡涤得干干净净。然后，双手托着苏彤的尸体走向山谷深处，细心地把他埋葬。

我把记忆中所有的细节都对曼莺说了，唯独隐瞒了死亡前后的关键情况。

“你亲自送他走的吗？为什么这么多年也不写信给你？”曼莺似信非信地问。

“确实是我亲自送他走的，你看相片背后还有他的亲笔字。当时情况紧急，又怕大队红卫兵赶到，连你的地址都来不及写。”无论我怎样解释，这个谎总圆不好，曼莺仍然满腹疑虑。

“是他的笔迹，为什么不来信呢？变心了？在越境途中出事了？”她梦呓似地喃喃自语。

…………

以后怎么样？活着而唯一知道凶手名字的我，将永远也逃避不了良心的谴责了。多少年来我总觉得“杀人”是人生最大的痛苦，那怕杀的是个敌人，是个社会渣滓。何况我杀害的是一位把我当知己，视我为亲密朋友的人啊！我注定这后半生良心将在痛苦煎熬中度过。

我至今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曼莺，并非我不敢正视现实，不敢认罪，我只是不忍曼莺一旦知道苏彤的死讯，使她希望之光熄灭。就让她永远在祈祷声里寄托一点点寛慰，让她带着希望生活，即使是那么一丁点儿希望，面对人世，才不致完全趋于绝望之境。（倬云）　

本文已被编辑[晴茜绮梦]于2007-3-18 17:36:34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