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年没有回过乡下老家过年了，突然有同学撺掇今年回老家过年，第二天就有人开了一辆“长安”面包来接我，说起来惭愧得很，同学中有房有车的不在少数，但多数已经很少记得自己的出生地了。即便有人还记得，也舍不得自己的高级坐驾再去老家的山路上饱受颠簸之苦了，“长安”对我而言已经是很高级了，年关前，在外地务工的我那些叔叔哥哥们纷纷背起行囊、有从工地上捡来的钢筋，有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破旧自行车、有从垃圾堆里刨出的两边不一样大的拖鞋、皮鞋、还有破旧的沙发、塑料桶……原本紧张的长途汽车就显得拥挤不堪，我经常和他们一起挤在同一辆车上，厚重的脚汗味和浓烈的旱烟味袭击着我，从来不晕车的我每次在这样的环境里少不了狂呕几次，最要命的是：通往家乡的只有这么一辆车，而且只能坐到离家15里地的路口，要么步行回家，在故乡的时候，这条路走了不下五百个来回，感觉就像从自家的厨房到厅堂，丝毫不觉累，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发福，曾经走过一回，中途歇了十余次，脚痛了好几天；要么坐农用三轮车回家，崎岖的山路能把你的肠子颠出来，随车卷起的尘土能把你喂饱……·

好歹坐一次专车回家，一路上心情很好，车窗外同样裹挟着滚滚的尘土，此时却有些淡淡的甜味，就连路边曲曲弯弯的杨树也显得异常参天，旧在离家十五里地的路口，同学的车要拐弯去往县城方向，我才想起给父母去个电话，父亲在电话里一再抱怨为什么没有给他提前告知，好去接我，如不然他现在就套上架子车去接，让我在原地等候。同学可能是听出了些许端倪，掉转车头，拐向故乡方向的崎岖土路，所有人没有再说一句话，我从路边的一家小饭店里买了一只“烧鸡”，扯了给他们吃，没有一个人能吃得下去。

虽然崎岖，毕竟是机动车辆，长安停在家门口时，父亲正在教训不屈从于车檐的驴子，对门口的长安熟视无睹，直到我们全部下车，我喊了一声爸爸，才回过头来，已经有些浑浊的眼光打量我们，好久才确认，此时的父亲就显得有些局促，仿佛刚才教训驴子的举动很有些不好，我用双手去抱父亲的肩膀时，他急忙把双手筒进了袖筒，用胳臂肘向外别着不让我挨他：

“进屋，赶紧进屋，有土，有土。”

说毕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身上，又拍了拍我的上衣，然后仔细地用袖子拭了拭乳白色的长安。

同学都急着赶路，没有进家门，长安离去时，父亲追出几十米，一边扬手一边喊：

“吃了饭再走……·”

回头对我又好象是对驴，说道：

“你说怎么都这么犟呢？”

炉火上的锅里糊着土豆，一股面香扑鼻而来；母亲不顾阻拦，端下来要给我热早已煮好的肉。

不由得想起多年前的一幕：

大约八九岁的样子，农村土地承包制刚开始，妹妹刚2岁，那时侯最盼望的就是过年，过年就能穿上新衣服，而且在大年三十晚上，能吃上一顿洋麦面的臊子面，多数时候实际上是鸡蛋面；村里有个在公社里工作的人家杀了猪，当天下午煮了肉，将吃剩下的骨头丢弃在村口，天真的妹妹捡了一根，拿回了家，啃得孜孜有味。母亲一把抢过，劈手给了她一巴掌，呵斥声被父亲听到后，提起菜刀把家里唯一一只母鸡的头砍了下来；当天晚上，我吃了自己有生以来最好吃的臊子面，那个年成了我记忆深出最为甜蜜也最为酸楚的“年”。我刚想提起这件事，母亲却用眼色挡了回去。

妹妹如今已经出嫁，虽然还是地道的农民阶级活路，但家境很殷实，有摩托车、有农用车，还盖了大瓦房，听母亲讲，今年过年人家杀了一头三百斤左右的猪，还杀了一只羊和鸡。我不知道，妹妹是否还记得那件事，母亲对我讲过，千万不能对妹妹提起那件事情，那是她觉得最愧对妹妹的地方。

白肉的清香愈来愈浓，启开我从省城带下去的“世纪金徽”三星白酒，给父亲斟了一大杯，父亲用白肉蘸上蒜沫和豆腐乳，吃像很象个贪玩的孩子，空寂的新瓦房里弥漫着和睦、思念、团圆，真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