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写了点“闲言碎语”，关于激进主义，理想主义，看了朋友们的回复，突然就想再说点什么，或许叫不吐不快吧。那就再“闲言碎语”一回。

我不是学者，所以没有严谨的论证，单就感性或者说从自身的感悟出发去理解这两个词。

“激进主义是目标明确的政治理想主义；现代主义强调潜意识和自我表现，而激进主义强调艺术家投身于群众运动，反对个人中心；现代主义热衷于文体实验，以作品本身为评价参照对象，而激进主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以文学是否有利于社会革命为标准；现代主义是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反叛，而激进主义表现为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回归；现代主义追求超越现阶段历史，而激进主义要求适应现阶段历史；现代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大多是失去传统的文化贵族，而激进主义的鼓吹者和推动者大多比较靠近下层人民，至少在理论上和感情上如此；现代主义受到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巨大影响，而激进主义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巨大影响。”__（《现代主义和激进主义——对峙背后的姻联》虞建华）

如果要把人群分类的话，我以为“愤青”应归为激进主义者一类，比如五四时期的青年，再就是八十年代人们所指的“愤青”，或许还应该包括八十年代的摇滚人和“海阔天空”“水手”“星星点灯”（音乐）一代。他们的特点是：追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如果说这是他们形而上的“理想”的话，那么反应在现实，就是反贪腐/反官僚。比如，五四愤青，他们的激进源于政府的无能，而政府的无能主要源于他们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不思上进。80年代的“愤青”既是对历史——“文化大革命”“愤怒”的延续，还有当时的环境——对腐化，官僚的不满，以及经济的落后，生活的贫困的“愤怒”。

如果说，激进主义是目标明确的政治理想主义，那么愤青的激进理想就是“政治的民主，以及社会的公平/公正”——显然，这是文明社会的永恒追求，而现实世界不是完美的，正如李肇星外长在回答关于中东问题的提问时所言，“还没有人说过这个世界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激进主义者在向着这个永恒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催化剂”的角色，如五四之于中国革命。如果说群众的激进主义是一种对社会正向的“催化”，那么政府的“激进”就是一种反向的“催化”，如孙志刚之于“救助”——这种说法或许有人认为欠妥，——管理的过激行为导致了社会的反弹——再比如，城管与小贩，同样是政府的管理过激，从而导致了大量的社会事件，最终推动社会向法治和人性化的进步。。(最近的报道,现在一部分城市不再满街追赶小贩,而是给他们划定一定的区域,给他们的生存留下一定空间·不过想想这还不够，应该给予他们免费的培训，包括销售技巧，环境保洁以及食品安全等知识，要让他们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补充，又要使他们变成一道特色的风景，形成和谐共融。)正向和反向“催化”的不同的是，前者是一种建设性的行为（当然，过度的激进，比如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则是破坏性的）；而后者则是一种破坏性的行为。前者需要的是政府的及时响应与协调，而后者需要的是政府将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在制定规则时既要咨询百姓的意见，还要尊重百姓的历史感情。因此，不得不说，社会是需要“适度”的激进主义者的。

现在，“愤青”已基本上是一个过去时的词，为什么呢？难道说社会不需要了么？难道现在的人们没有愤怒了么？我想，是因为几个原因：一是生活的富裕，法治的完善，人们的激进不会表现得那么明显，而是通过一种理性的，有节制的，法治的方式去化解。二是经济的发展，商业的发达，更多的机会摆在眼前，“机会”的诱惑力（潜在的物质上的）超过了“目标明确的政治理想主义”的诱惑力。三是社会的开放，政府与百姓的互动有了更多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四是经济的发达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理想”的物化，长远利益（对完美社会的追求）让位于现实的利益（物质享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