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确定现在是深夜两点了，那不是值班老王头进门来叫我了吗？我一骨碌翻身下了床。
“嘿，嘿，你没睡呀！”老王头眨巴着眼睛感到很惊讶。
我笑笑。此刻，我的全身似乎涨泡了，轻飘飘的大有一踮脚尖就会飞起来的感觉。
于是著衣穿鞋，洗脸刷牙，包装捆扎，东摸西看。一阵手忙脚乱，大致料理停当，估量顶多一刻钟。“行动军事化”嘛，已经受了二十年的训练啦。农忙季节，从起床到吃五两干糙米饭到出工，还包括拉一泡尿，只消十分钟，够得上一个标准军人的动作。当然，争分夺秒的时刻——誓夺亩产万斤粮呢，不紧张还行，态度问题——洗脸免了。好在那年头，脸不脸的无所谓，反正是铁定的牛鬼蛇神，丑入骨髓。
“别慌，班车五点半才开呢。”老王头卷了支喇叭筒，喷出一缕青色的烟雾，好心地提醒我。我照旧忙我的。一切舒齐，我右手拎着一只提包，把网兜甩在左肩上。行，简单，利索，那条陪伴我十多年的破棉絮以及瓶瓶罐罐什么的，下决心割爱统统留给同号房的难友了。
没有人送我，也没有一个可告别的人。这里是关押囚犯的监牢嘛！
早春天气虽然凉意袭人，在圩堤上兴致勃勃地走了两三里，全身就有些汗湿了。
一钩灰蒙蒙的新月孤独地偎缩在黑绒似的天幕上，象是被丢弃了的一把锈禾镰。依稀的月影下，右边不远的田野上一圈高耸装上通电铁丝网的围墙，墙角矗立着三层高的岗楼，黑洞洞的枪眼隐约可辨。围墙的四周布满了棋盘格子一样的田地。这里每一丘田都印有我的足迹和手痕，每一丘田都渗透我洒落的汗水和眼泪。寒来暑往，二十年的岁月都消磨在这些棋盘格子里；春种秋收，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同样而刻板的劳动。象蒙着眼睛的驴子围着磨盘打转转，象时钟的指针绕着十二个数字走圈圈。
啊，二十年，二十年！二十年的韶华，二十年的屈辱，二十年的寒暑，二十年的悔恨！
我不知道这二十年是怎样过来的。淌了多少汗水？流了多少眼泪？尝了多少苦辛？受了多少羞辱？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小时是六十分，一分钟响六十声滴答。
你知道吗？
一声滴答，世界各地有多少条粉嫩的生命呱呱堕地？有多少个男女老幼命丧黄泉？有多少对牛郎织女百年好合？有多少个怨妇旷夫对月长叹？
一声滴答，工人不知生产出多少件成品，农民不知打了多少颗粮食，教师不知吞咽下多少克粉笔灰，运动员不知刷新多少项世界纪录。
一声滴答，全世界不知耗费多少度电多少立方水，宰杀多少头牲畜多少只家禽，发生多少次车祸多少件谋杀案，枪决多少名死囚逮捕多少万政治犯。
一声滴答，有人在吃饭，有人在拉屎；有人在发奋攻关，有人在情话绵绵；有人闲得学狗叫，有人累得折断腰；有人挥动胳膊高喊“打倒”、“砸烂”，有人颈挂二十斤大黑牌游街示众。
世界在滴答声中变幻，社会在滴答声中倒退，国家在滴答声中衰败，骨肉在滴答声中离散。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我这二十年就是在一声声的滴答滴答中熬煎过来，滚爬过来，呻吟过来，苟活过来的！二十年有多少声滴答，这是个天文数字，让天文学家来计算吧。
啊，二十年，二十年！二十年的冤狱，二十年的沉默，二十年的梦魇，二十年的空白！
二十年可以培育出一个优秀的博士后；二十年可以学精通五国文字；二十年可以写出两部《复活》或者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或者三分之一部《浮士德》；二十年可以抱一个孙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
我心里喷出一团火！望着这熟悉的土地，熟悉的岗楼，熟悉的装有通电铁丝网的围墙；还有时缺时圆的月亮，这一切在我二十年行尸走肉般的生活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而今，要和这一切告别了。和二十年的屈辱，二十年的辛酸，二十年的沉沦，二十年的悔恨告别了，告别了，告别了，告别了……
公元一九七九年二月，凤凰涅槃。
2我没有未卜先知的特异功能，怎么会料到一首很平常的诗歌竟招来如此悲惨的结局呢？
我不过是黄河小学一个地位卑微的校役，由于酷爱文学，常写些诗歌投稿。天长日久，竟也有几首小诗在报刊上发表了，还颇获得好评。报刊编辑来信把我美美的鼓励一番，更增强我写作的信心了。如此这般，我就有些陶陶然不知量力起来，梦想成为诗坛一颗新星。那年我才二十五岁，这个年龄正是人的一生中的黄金岁月。锦绣的前程在脚下铺开，伟大的抱负从心田升起。对生活充满激情的向往，给爱情抹上浪漫的色彩。
象我这样一个连初中也无力读完的穷孤儿，距知识分子这一阶层还差一大截哩，可我毫无所惧的立下雄心壮志，要去攀摘诗坛璀璨的桂冠了。
一个人有了奋斗的目标，对人生就感到非常的有意义了。我的目标当然是要成为一个著名诗人，而骨子里却是为了某种愿望。愿望不能说不好，动机嘛有些羞于启齿，所以连热爱着我的夏春我也绝不透露一丁点儿。
我和夏春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地度过既辛酸又幸福的童年。由于家庭变故，在抗日战争胜利那年，父亲因贫病交加去世了。我只得辍学做小买卖来贴补家用。其实我卖了一天的大饼油条所挣的钱，只够买些油盐。母亲还得走东家串西家抱回一大堆衣服搓洗，才勉强度日。夏春经常把吃早点的钱省下来给我，自己饿着肚子上学。我们同住一栋楼房，晚上，夏春就下楼来我家边做作业边教我功课。夏春比我小五个月，这个时候在我眼里，她俨然是我的一个大姐姐。在这种凄苦的环境里，我和夏春的友谊就象开春雨后地里的油菜苗，嫩绿的叶苗生机勃勃地一个劲儿往上长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夏伯伯了，她家也从来不说起，全靠她母亲当小学教师的一点微薄工资糊口，经济比我家也好不了多少。这样苦挨苦捱的坚持到解放。可是母亲却因劳累过度，解放前夕与世长辞，盼不到这好年景了。
沙市解放不久，夏伯伯风尘仆仆地回来了，原来他去了延安。这时我才明白夏春母女守口如瓶的原因。
夏伯伯担任了教育局长，她母亲也升任黄河小学校长。夏春已在中师毕业，分在黄河小学教书。我呢，叨光也进了黄河小学当勤杂工。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校里，我就感到自惭形秽了。我没有学历，怪谁呢？夏春倒是经常安慰我，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的区别。又常讲些华罗庚、高尔基、爱迪生等名人事迹给我听，激励我刻苦自学，一样可以出人头地。
现实终归是现实，夏春是国编教师，又是局长的千金。我算什么？扫扫地摇摇铃的勤杂工。尽管我俩心心相印，但我始终没有勇气把火一般的爱奉献给她。不知是自卑还是自尊，我羞于主动对一个职业学历地位出身都比我强的姑娘吐露心曲。
出于虚荣心，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产生了：让“诗人”和我的名字连结在一起，才不致于在夏春面前矮一截。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目标没有达到之前，不能接受夏春的爱。愚蠢呀！一念之差，不仅使我抱恨终身，还深深伤害了一个纯洁少女的心。
3记得那晚全校教职员工都去看电影了，留下我护校。初秋天高气爽，凉风习习，月明如洗。我信步踱到校园，在一方小小的养鱼池边停下来，百无聊赖地瞅着池水出神。忽然飞来一颗石子，扑通一声落入水中，漾动一轮轮光环，闪着银色的涟漪。我回头一看，是夏春。她靠在一颗柳树下抿着嘴儿笑呢。
“呵，是你。夏老师，没去看电影？”
“你叫我啥？”她迅速走近水池，和我并肩站着，不答理我的话茬，却嗔怪地瞅了我一眼。
“啥也没叫呀。”我莫名其妙地望着她。
“你叫我夏老师。”她垂下长长的睫毛，轻声说着。
“你不是老师吗？我哪天不叫你几声老师。”我嘴一咧，笑了。
“那是在办公室里，在教室里！”她狠狠地翻了我一眼。
我悟出她话中深意，心海翻起甜蜜的浪花。
“你还记得我俩小时候的事吗？”她接着又柔声说。
“怎么不记得，你最爱哭。有一回，你要我的口琴，我不给，你嘴一扁，要哭。我一回头，妈在用眼睛瞪我呢。我赶紧给了你。打这以后，你要啥我就不敢不给。”
夏春噗哧笑了，轻轻叹了口气，感慨地说：“是啊，能够永远象孩子那样多好呵！长大了倒生分了。我抽空给你打了件毛衣，你千遍万遍的道谢呢。”
“讲点礼数不好吗？”
“礼节当然要，看什么人么。如果你的姐妹给你打件毛衣，你也那样谢来谢去吗？”夏春说完显得羞涩，把脸扭到一边去。
“小石子，”夏春又转过脸来，她那黑莹莹的双眸闪着异彩，仿佛两堆熊熊燃烧的火焰，“我现在问你要东西，你还象小时候那样要就给么？”
“跟小时候一样，不敢不给。”我斩钉截铁地说。
“真的？”她钉紧一句，“你不给我就哭。”
我俩都笑了，陶醉在童年的回忆之中。
水一样的月光梳洗着她披散到肩的乌油油的长发。她把长发抻到胸前，编着麻花儿。编好就拆，拆散又编。半响，夏春脸红红的，眼皮儿不抬，轻声说：“小石子，我俩都二十五岁了，你，有啥打算？”
啊！触到敏感问题上了，还能回避，还能含糊吗？瞧她的情怀，听她的语音，不都摆明了吗？只要勇敢点儿，胆大点儿，把丘比特的金箭射出去，她就是你的了。把心掏给她，向她表白，今晚是最好的时机了。
啊！你这个懦夫！你这个孱头！你这个傻蛋！你这个没出息的痞子！你还犹豫什么？思量什么？指望什么？梦想什么？趁早收起你做诗人的梦呓吧。你有多少学识？有多少能耐？有多少灵感？有多少天才？敢这样不知天高地厚！
一首诗就象放一个屁那样轻易就写出来的吗？你熬了多少个夜晚？绞了多少cc脑汁？撕了多少张稿纸？写干多少瓶墨水？好不容易写出几首来了，那又值什么？是好是孬还未见分晓，就把你美的骨软筋酥头重脚轻了。
你不要异想天开了，还是安分守己，乐天知命，老老实实摇你的铃，扫你的地，做你的勤杂工吧。还是放机灵点儿，聪明点儿，说你爱她，向她求婚，失去这个机会，你点燃灯笼火把也找不到这样好这样俊的媳妇了。
…………。
“小石子，你在想什么？咋不说话呀！”
“我早铁了心了，在这世界上，我死活爱定一个人！”
“谁呀，能告诉我吗？”夏春妩媚地一笑。
“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夏春含情脉脉地瞟了我一眼。我接着说：“她人好，心更好。我俩从小到大，相亲相爱，没分开过，没红过脸。”
夏春满脸飞红，死死盯住池水，一动不动，仿佛是一尊娉婷的玉雕。
“可我又前后左右想过好多遍，她待我这么好，职业又高尚，能叫人指着她的脊梁骨飞短流长：满肚子墨水的女老师，嫁给一个半文盲的勤杂工……”
象一粒苞米落进沸油锅，滋的一声炸开花了。夏春腾地车转身，脸色红里泛白：“你说什么哟！勤杂工怎么啦？勤杂工不是人干的吗？你自己在自轻自贱！现在是新社会了，人与人是平等的。瞧不出你书没念几多，脑瓜子里孔老二倒不少。”
“话是那样说，世俗的偏见可不象你说的那样美。”
“路是人走出来的，看你有没有勇气向传统观念挑战。”
“小春，也不单是为了这一点，难道你不愿意我改变一下现状吗？”
“可是，这和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关系可大了！”我嘴硬，心里很虚。
“有什么关系？”夏春紧跟不放。
我理屈词穷了，招架不住，只得告饶：“小春，别问了，我是为了你，也是为我自己，去，去跳龙门。到那时候，我都听你的。”
夏春给逗乐了，噗嗤一声，旋又收束笑容，喃喃自语：“到那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们都二十五岁了！”
“二十五岁正是上天入地降龙伏虎的年纪。年青时要没一点志气，到老一事无成，能不抱憾终身吗？我念两句诗你听听：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你的话听起来无懈可击，但不理解为什么把事业和爱情对立起来。它们之间有矛盾吗？我也念两句诗你听听：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沉默。皓月当空，秋风飒飒。
“你呀，真是一块顽固的小石子儿！”夏春带着怨忿愠怒的脸色走了。
4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九五七年六月，我呕心沥血之作《新欢》问世了。这是写一个党的干部进城后喜新厌旧的长篇叙事诗。
诗发表后，反响强烈。读者评论这首诗时自然而然在我石方的名字上冠以“诗人”的荣称。全校教工都对我刮目相看；有些老师建议破格提拔我当语文老师。夏春的妈妈——何校长也夸奖我这首诗写出了水平，抨击了人间的丑恶。还说可以考虑老师们的建议。夏春也为我的成功而喜悦。
《新欢》的发表使我遐尔闻名。
夏春哟，现在我可以面无愧色和你相爱了，不因我是勤杂工身份而辱没了你，因为我获得了人们的尊重。
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幸福在向我招手之时，祸患已经隐伏在我身边了。我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夺取“诗人”这顶桂冠，我成功了！但我却走向了自认为是幸福的反面，不仅我抱恨终身，还深深伤害了夏春的心。
秋末冬初的一个下午，在食堂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大会由王副校长主持。他开门见山地宣布《新欢》是棵大毒草，是向党进攻的一枚重磅炸弹。接着就跳出几个党团干部作重点批判。最后划定我是右派，在“诗人”上面压上一个“黑”字。我的耳朵轰轰作响，脑袋重得抬不起来。
大会在高喊“打倒”口号声中胜利结束。
第二天，我就被押送到梅县珍珠湖农场改造。这一切来得那样迅猛，那样猝然，我好象在梦中一样。来到农场好几天了，还似梦非梦，似醒非醒；浑浑噩噩，呆头呆脑。
一天， 我正在田里劳动，管教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这位同志找你谈谈。”
我一看，不是教政治的丁老师吗？
“石方，”丁老师笑嘻嘻地说：“你现在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了吗？”
“…………”
“学校对你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你是个勤杂工，也算是工人阶级吧，是不是？又没读多少书，怎么说也不可能写出反党的诗歌来，是不是？”
“…………”
“有没有人在背地里怂恿你教唆你支持你写呢？嗯，是不是？”
“…………”
“你很年轻，是不是？对党也不够了解，是不是？那首诗里的干部指的是谁？总有个模特儿啰，是不是？总不会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吧，是不是？”
“…………”
“何校长对你挺关心吧，是不是？她不是很赞赏你那首诗吗？听说还要提拔你当老师，是不是？石方，要认清形势哦，不要受人利用哦，是不是？何校长平时都跟你说了些啥？对你的诗提过啥意见？比方说，指点你怎么怎么写……只要你真诚悔改，说出写诗的动机，我们可以考虑摘掉你右派帽子。是不是？你说说……”
“…………”
“你是哑巴，是不是？”丁老师火了。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说的都不是！”我决不多说一个字。
那个“是不是”的脸立刻抻成一张驴脸。半响，才气呼呼的说：“你考虑考虑，书面交代你和何校长的关系。这是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是不是？好，三天交来。”
我什么也没写。
第二年春，我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判20年重刑。
我愤怒，我迷惘，我不服，我悔恨……
随着遥遥岁月的磨蚀，意志的压抑，思想的禁锢，人格的践踏，我逐渐感到自己确是罪孽深重。二十年来一次一次的深挖思想，几乎挖到骨髓里去了；一次一次的认罪，连祖宗十八代的罪都认下来了；一次一次的批判，批到这样深刻的程度，凡是我的手写出来的字，无一不毒。我已默默接受了这既成事实，没有希望，没有奢求，顺从地劳动，屈辱地生活。
生活象一潭死水，往事全部严严实实地埋葬在这潭死水的下面！
5造化真会作弄人呀！
当我对这个世界已无所求，无所望，无所恋，无所欲，无所爱和恨，象佛教徒已修行到了静觉的境界，忽然传来一个震撼人心的喜讯：“四人帮”覆灭了！
秋天里炸响了一颗春雷！
大地解冻了！蛰伏一个漫长寒冬的百虫在解冻了的潤湿大地上四出蠕动，对大自然炫耀它们顽强的生命力。
火山爆发了！被深深压抑在地心炽热的熔岩愤怒地朝四处迸出，向人们宣示它无比的威力。
春风哟，你吹吧，快快把祖国大地吹绿吧！
白云哟，你飘吧，飘过万水千山把喜讯带给天涯海角的亲人吧！
当农场管教科郝科长向我宣读了平反裁判书，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说：“石方同志，你受苦了！”我才从蒙蒙董董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啊，我平反了！二十年的强劳生活结束了，自由之神已在向我召唤。
啊，我平反了！就象那行将渴毙在沙漠里的旅行者于绝望中发现涓涓细流。
朋友，你有没有在饥荒年代啃过树皮咽过观音粉？你有没有在惊涛骇浪中和十二级台风殊死搏斗过？你有没有鲁滨逊那样漂流到人兽绝迹的荒岛上之经历？你有没有戴着镣銬关在铁窗里蹉跎岁月？
没有。那么，你不知道饥肠轳轳的难忍；不懂得死神威逼的恐惧；无法体会离群索居的孤独；不去思量自由对人生的价值。
啊，我平反了！世界又属于我，我又属于这个世界了！
熄灭的火堆又重新燃烧，沉睡的火山又重新喷发。刹那之间，我心里萌生出一股不可抑制的欲望。
琴弦绷断了可以接续；铁路炸断了可以接续；四肢锯断了可以接续；人生的道路被迫掐断了还接续得上吗？横遭二十年风霜雨雪侵袭的爱情还会散发出芳馨吗？
回答我哟，你苍天！回答我哟，你大地！
…………
我怀着强烈的赎罪心里，踏上北归的旅途，归心似箭。
我奇怪，二十年仿佛是短暂的瞬间，夏春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宛如昨天。我清晰地记得开大会的那天早晨，夏春不慎跌碎了一面梳妆镜子，我抽空去买了一块，做课间操时拿给她。夏春很是喜欢，说要把我一张四寸照装在镜子背面。
镜子碎了可以换面新的，人的心碎了能换一颗整的吗？
我但愿这二十年不过是睡了一觉做了一场噩梦，现在梦醒了，夏春哟，你把照片装好了没有？
我怎样才能求得你的宽恕呢？我是一个瞎子，看不见世界上的邪恶，我深深的悔悟了。夏春哟，请你接受我这颗饱经风霜摧残的一个勤杂工的心吧，这颗心仍是一如既往的那样深爱着你。
我又回到阔别多年的沙市了。旧地重游，景物依旧，人事已非。当我来到那栋充满我童年回忆的楼房门口时，心剧烈地跳动。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问明我的来意后，冷冷的说：“这里没有姓夏的！”“砰”的一声把我关在门外。
我又去黄河小学，校门口却挂着“胜利路第一小学”的木牌牌。正是放晚学的时候，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笑语喧哗地蜂拥而出。我又仿佛置身于二十年前了。啊，可爱的花朵，二十年前在这校门口进进出出的红领巾，现在怕是你们的父兄辈了。最后一个孩子走出校门，紧跟着一个年已花甲的老工友出来关门了。我急忙迎上前去，怯怯地问：“请问，这学校从前是叫黄河小学吗？”
老工友眯着双眼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遍，才说：“不错，改名有十多年了。”“请问，校长是不是姓何？”
“不姓何。”老工友又从脚到头打量我一遍，问我：“同志，你有么事？”
“我要打听从前黄河小学的何校长。”
老工友想了片刻，一拍膝盖：“有个何校长，女校长吧？死啦！反右倾的时候，死啦！”
我的心脏好象突然停止跳动，呼吸也仿佛窒息。老工友又说：“听说她是个漏划右派，粉碎‘四人帮’后，平反昭雪了。”
“那末，她有个女儿，怎么样了，你知道吗？”
老工友抱歉地摇摇头。我沮丧地茫然四顾。啊，芸芸众生，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你哟！
老工友倒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他把我让进门房，对我说：“你等一等，我给你找个人来问一下。”片刻，带来一个两鬓斑白的老婆婆：“这个柳妈妈是一九五八年来校的，是眼下学校最老的人了，她不知道，怕就没人知道了。”
柳妈妈年已六旬，耳又聋，没文化，搞不清什么左派右派。我好不容易连说带比划，她才听懂我的意思。
据柳妈妈说，夏春爸爸在三年灾害时就给罢了官，接着何校长就死了。不久，夏春下放到环城幸福公社插队落户，当了一名赤脚医生。临走时，还是柳妈妈帮她提着箱子送上火车。
我对这双老人千恩万谢，毫不犹豫就向火车站行进。沙市虽说是生养我哺育我的摇篮，但我现在对它已没有丝毫留恋惜别之情。只有我的夏春生活的地方，才是我朝拜的圣地。那怕是在荒漠的草原，不毛的戈壁，只要有我的夏春在，就会春意盎然，充满生机。
我怀着强烈的赎罪心理，向西进发。没有武装押送的旅行，使我心情舒畅。我无心赏玩沿路景色，夏春的形象不时在我眼前晃动。在我的脑海中，夏春仍是长发披肩、身材苗条的妙龄少女；我想象中的夏春还是那样的生动活泼，充满青春活力。
我的执着已经受到惩罚，现在深深的忏悔了。我要象基督徒向上帝悔罪那样虔诚，把我心中的一切，向夏春全部敞开，求她原宥。
尽管十八个小时没有阖过眼，我仍然精神焕发。几经周折，才在离环城五十华里的一个平原地区找到了幸福公社。我走访了有关“知青办”的部门和几乎所有的大队，不知赔了多少小心，受了多少冷眼，才略有端倪。
我在幸福公社来回奔波的路程总加起来约有一百公里，耗费五天时间，才获悉到这样一句话：“文革初期，转到花县的芙蓉公社去了。”
花县是个山区，离环城有二百公里。山路崎岖，据说有相当一段路无法通车，只能步行。我已下定决心，那怕是天之涯海之角，也要把夏春找到。这区区四百里路全不通车也不在我的话下。何况我囊橐丰满（政府发给我一笔冤狱费）。即使囊空如洗，我也要效法喇嘛教徒千里乞食步行到拉萨朝山的坚定信念。
我怀着强烈的赎罪心里，又向花县迈进了。
6脚一踏进花县，就给人一种灰蒙蒙的感觉。县城被群山环抱，山并不高，，赭色，也有土黄色或暗棕色。光秃秃寸草不长，遑论鲜花了。这样一个色彩单调景色萧瑟的城镇，却以花来命名，实在是名不副实。其实，世上徒有虚名的事物何止一个花县。
芙蓉公社在县城近郊。说是近郊，最远的生产队离县城也有百多里路。芙蓉公社因这里农民善种木芙蓉而得名。十年动乱时，芙蓉花被判为资产阶级的点缀品而砍掉。粉碎“四人帮”后，当地政府计划恢复木芙蓉的生产，但元气大伤，一句恢复，谈何容易。
这些情况是我在公社一家食堂里吃点心时，和我同桌叫金满仓的老汉闲聊中告诉我的。我顺便向他打听，有没有在文革时来这里落户的。
“有哇，多着啦，那个生产队都有。”金满仓五十多岁，具有一般农民的性格特征：憨厚，朴实。他谈锋很健，滔滔不绝地告诉我来落户的有工人、干部、教师和学生等职业各异的人，男女老少都有，也有武装押来的。他还感慨地做了个结论：“这那里是来落户，分明是来劳改的嘛！”
“现在呢，还有没有？”我进一步问他。
“现在？都平反回去啰。”
“一个都没留下来的吗？”我急切地等待他回答。
“……啊，好象有一个没走。”他沉思很久才答。
“是男是女？”我呼吸急促起来。
金满仓瞅了我一眼，反问道：“石同志，你是在找什么人吧？”
我无暇告诉他详情，只简单地说找一个文革初期来这个公社落户的女教师。金满仓哈哈大笑，拍一下大腿，说：“有门！芙蓉大队有个女教师，四十来岁样子吧，听说她爹还是个大官呢，文化大革命那阵被迫害死了。后来平了反，要把她调回城里去，她不走，留下了。不知你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人？”
“她叫什么名字？”
“说不上，就知道姓夏，乡亲都叫她夏妈妈。”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激动得立刻就要动身去芙蓉大队。金满仓和我同路，便邀我坐他的大轱轳牛车去。
俗话说，度日如年。我这时的心情却是寸阴若岁呀！我嫌牛车慢，好几次要跳下牛车步行，都被老汉好意拦住了。他说，到芙蓉大队有二十多里，又是山路，七拐八弯，路不好走，认错路倒是欲速则不达了。我想也是，只得耐住性子让老牛慢吞吞地拉着走。金满仓边甩着牛鞭，边告诉我一些夏春的情况。他说，他和夏春不在一个生产队，听乡亲们说，第三生产队有个落户女教师，怎样热心为乡亲们看病、接生；对孩子更是爱护备至，受到乡亲们的热爱。孩子们都亲昵地叫她妈妈，大人们也顺着叫，夏妈妈这个称呼就这样叫开了，她的名字反而没人记得。金满仓说乡亲们可舍不得她走了，恐怕这就是她留下来的原因吧。
日影正中，才到了芙蓉大队。金满仓指点了我的去路便和我分手了。我兴冲冲地朝东南方向走去。到了第三生产队，提起夏妈妈，没人不知道的，好几个孩子争着要带我去。我的心突突地狂跳，手脚也颤抖起来，眼睛湿润了。啊！二十年了，就象久居异邦的游子，怀着强烈思乡之情，一旦双脚踏上祖国的土地，心就醉了。
“伯伯，你看，在那条小溪边洗衣服的就是夏妈妈的女儿秋菊姐姐。”带我来的小孩说。
啊，夏妈妈的女儿！她有个女儿，已这么大了。啊，我真糊涂！我真该死！我怎么没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想不到这个问题！二十年了，她不要结婚？她不要成家？他不要生儿育女？我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来找她，在她女儿面前，她丈夫面前，我向她说些什么……
我站定了，就象植根地下的一截树桩。
容不得我过多的思虑，孩子们已把秋菊拥来了。这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乡村少女，圆圆的脸庞，眉眼透着几分秀气，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辩子拖在脑后。她好奇地注视着我。
“你就是夏妈妈的女儿，夏妈妈在家吗？”我问她。
她点点头：“在家。您从哪儿来？找我妈有啥事？”
我告诉她我从沙市来，是她妈多年前的同学。她又仔细端详我一番，忽然高兴地跳起来，笑着说：“我知道了，您就是写那首《新欢》的诗人石方伯伯。对吗？”
我心头一热，眼泪要夺眶而出。
“我带您去见我妈去。”秋菊拎起地上的提包要走，我连忙拦住她，说：“别忙。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写诗的石方伯伯？”
“妈常说起您，还说您左耳朵有颗痣，所以我知道。不对吗？”秋菊顽皮地侧着头笑，两颊露出一对迷人的酒窝。
“对，对。秋菊，你妈现在还教书吗？”
“教，也看病。又当老师又当医生。”秋菊骄傲地回答。
“你爸爸呢？”
“我爸爸！”秋菊奇怪地打量起我来了，半响才说：“您不知道我是个孤儿么？”
“那末，夏妈妈……”
“夏妈妈可怜我没爹没娘，就认我做女儿了。”
“哦……”我的心一下子轻松起来。
“走呀！”秋菊拎起提包命令我。
在一间普通农舍门前的石砰上，一个中年妇女仰面坐在一把竹靠椅上打盹，手里抱着一只花狸猫。这是一张略显苍老的脸庞，齐耳的短发已有些少灰白爬上两鬓，眼角也隐隐伸展出鱼尾纹，两颊肌肉有些松弛。
这就是夏春？就是那个长发披肩身材苗条的夏春？
“妈，你看谁来了。”秋菊摇了摇在打盹的妇女。她把眼睁开来了，看见了我，凝目静视。只有这双眼睛，深邃，明澈，还保持着当年的神采。
“夏春！”我喉咙哽得说不出话来。
夏春两颊绯红，一双澄澈的眼睛突然变得象两堆闪烁的火焰。可是，火焰很快就熄灭了。她凝视良久，才缓缓地说：“啊，小石子，你回来了！你是要回来的，我知道。”
“我回来了，夏春，我再也不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能到什么地方去呢？世界这么小，任你走得多么远，最终还是走回到你原来出发的地方。这就是生活的规律。”
“不，夏春，我走了这样长这样曲折的道路，我才真正认识到生活的意义，人生的真谛。”
夏春摇摇头：“你不是从我这儿走出去的么？绕了一个大圈子，还是走回到我这里来了。当初你又何必要去绕这个大圈子呢？”
“夏春，我现在醒悟了，我是来向你悔罪的。”
沉默。
“现在我把一切都给你了，夏春，我还是和从前一样，只要你要，我一定给。”
我向她倾诉积年的爱慕，向她倾吐内心的抑郁。有生以来，我没有这样痛快淋漓地把长期积压在心灵深处各种错综复杂的感情倾吐出来，就象山洪暴发瀑布急泻那样不可抑止。
“夏春，我们回去吧，回到生养我们的沙市。那里可以找到我们欢乐的童年，找回失去的生命的光华。”我的激情，我的狂热，换来的却是冷漠的令人难堪的沉默！一分钟就象一百年。
“秋菊，”夏春向呆在一旁的秋菊发出命令，“你回屋去把那面圆镜子拿出来。”
秋菊把镜拿来了，夏春接过递给我说：“照照吧，它会使你真正懂得生活的意义，人生的真谛。”
啊啊！这不是我给夏春的那面镜子吗？镜背装着一张四寸相片。那是个多么英俊多么潇洒的翩翩少年呀！
“照照吧。”夏春又说一遍。
我反过镜子，闪闪发光的镜面，照出一个瘦小、黧黑、苍老而又枯槁的面容，两鬓灰白，额上深深刻上了几道皱纹。我又翻转到镜背，镜面和镜背这两副容貌是同一个人吗？我骤然意识到自己老了。流光易逝，青春不再。逝去了的永远不再回来了。
啊，你苍天！你大地！你为什么不让时光倒流，不让时光倒流，不让时光倒流，不让时光倒流到二十年前去哟！
我胸中充塞着悔恨，但我还企图说服夏春：“可是，心是永远不会衰老的呀！”
“是的，所以我至今没有结婚。但是，心灵的创伤也是永远收不了口的，它将痛苦一辈子。不过，人到最最痛苦的时候，往往以笑或其它欢乐方式来表达。”夏春把猫轻轻放在地下，站起来平静地说：“我还要去给一个乡亲看病——这孩子可爱诗了，你教她几首吧。秋菊，带石伯伯进屋去。”
我象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没精打采的走进屋去。堂屋正中的方桌上赫然放着一本破旧的唐诗。我随手翻阅着问秋菊：“你喜欢唐诗？”
“喜欢。”
“你吟首给我听听。”
“我吟妈最喜爱的那首，好吗？”
我点点头。于是，秋菊便背着我轻轻地吟诵起来：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我的听骨剧烈地振动起来，诗句在我耳鼓里轰轰地震响：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待无花空折枝……
1981年11月于鄱阳湖
本文已被编辑[林林]于2007-3-14 18:48:37修改过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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