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与朋友一起喝酒，又喝多了。我的酒量不大，但对于酒文化的研究倒是颇有心得。这可不是吹牛，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在各种场合的酒桌上都能左右逢源。现在谈酒文化的很多，但有多少人能说清楚什么是酒文化，酒文化里包含哪些内容？愚以为，中国的酒文化首先是酒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其次是以酒为载体承接积淀下的那部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再次是酒与人类自身的紧密联系、密不可分。中国酒文化的积累和传播离不开人(包括喝酒的人也包括滴酒不沾的人)，特别是历代文人对中国酒文化的贡献最大，因此聊起酒文化首先要从文人与酒说起。我写了几篇有关文人与酒的文章，突出介绍了酒文化中的一些趣闻轶事，以引起人们对饮酒和酒文化的兴趣。欢迎同好对博大精深的酒文化一起研究推介，我将于近期按专题陆续推出若干文章·。

一、诗酒趁年华

——文人与酒之一

诗人离不开酒。酒助豪情，词章流出杯底，于是吟出了多少千古绝唱，抒发了无尽的恩恩怨怨、凄凄婉婉、苍凉悲壮之情。这情是怨情、悲情、豪情、亲情、友情、爱情，是思古之幽情，是亘古长存的人类感情。一代枭雄的曹操于浩渺的长江上横槊赋诗，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浩叹。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却不可一日无酒，九月九日于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怅望良久，候白衣人送酒，有了酒才有雅兴，遂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抒发了他闲雅、恬淡的情怀。不料因此一句竟使后世的研究家们得出他是斜眼的结论。李太白醉草吓蛮书、斗酒诗百篇，没有酒，就写不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绝唱。诗圣杜甫则惨了点儿，中夜饮酒，酒入愁肠，“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诗人的心情是多么的悲观啊，心境又是多么的凄凉啊。还是陆放翁来得爽快，“有酒不谋州，能诗胜似侯”，“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有了酒，诗人精神为之一振，心胸为之开阔。与李、杜齐名的白居易，更是篇篇诗词不离酒，故世人有这样的说法：“韩退之（韩愈）多悲，诗三百六十，言哭啼者三十首；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言饮酒者九百首”。有了酒，白居易才真正的“乐天而知命”，才不会耿耿于“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白居易初应举到长安，以诗谒顾况，首篇即是那首著名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见到白居易的名片后便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再一看白居易的这首诗，又叹道：“道得个语，居即易矣”。从此白居易声名大振。不单男诗人饮酒，女诗人也离不开酒。南宋著名词人李清照，还在她少女时代就“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较之辛弃疾的“醉中忘却来时路，借问行人家住处”更有甚之。她的词善于抒发离愁别绪、愁怨凄婉的情感，把个人不幸和对国家担忧的心情一同融进诗词里，而借用酒来烘托、渲染她的感情，如“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又如“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非常深刻地表达了诗人遭遇国破家亡、流落他乡的忧愁和苦闷的心境。缺了酒，似此纤纤女子又怎能唱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如此豪迈诗句。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的宋代诗人杨万里（字诚斋，另三人是范成大、陆游和尤袤），更以向风伯发通牒的口气，表达了豪迈、乐观、幽默的情趣，他的《檄风伯》诗道：“峭壁呀呀虎擘（bo）口，恶滩汹汹雷出吼。泝（su，逆）流更着打头风，如撑铁船上牛斗。‘风伯劝尔一杯酒，何须恶剧惊诗叟，端能为我霁威否？’一一岸柳摇头荻摇手！”诗人既有与狂风骇浪共饮的情怀，势必也能坦然的面对人世上的风风雨雨。南宋爱国诗人张孝祥更有“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的胸襟气魄。

古人说：听说诗人都解饮，宜言饮酒者莫如诗，饮，诗人之通趣也。所以李太白说：“古来圣贤俱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诗酒相提，据说始自杜甫的“寡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的诗句，后来清人汪师韩在《师学纂闻》中批道：“开后人诗酒对举俗派”。在李白“酒中仙”雅号的光环照耀下，杜甫饮酒的名声远不如李白响亮，其实杜甫也是终生嗜酒。郭沫若曾作一统计，在杜甫现存的1400多首诗文中，凡说到饮酒的共300多首，为百分之二十强。只是杜甫一生潦倒，经常是“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故此常为酒贵而烦恼。我们看他下面的这两首诗：“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诗人豪饮，文学家、画家也莫不如是。唐代画马名家韩干，少年时曾在酒店做过佣工，酒是少喝不了的。开一代画风的宋代山水画巨匠李成死于酗酒。唐代张旭，以草书闻名于世，有“草圣”之誉。他曾于酒后草书，挥笔大叫，仍觉不能意兴淋漓，忽然将头浸到水墨之中，以头发作笔，于纸上狂草。后来人们就把醉中作书画称为醉墨。唐代画家王洽，善画山水、松石、杂树，性疏野，嗜酒。每当酒酣之时，将墨泼于绢素，随其形状，脚踩手抹，浓淡画出山石云水，气韵生动，号称“泼墨”。因此，王墨成了他的别名。

西汉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短犊（du　，短裤或围裙）当垆”、卖酒为生的爱情故事更是深深的撼动人心。西汉才女卓文君，美貌聪慧，知书善画，不幸19岁时就寡居在娘家。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当时正官场失意，他善吹萧，一曲“凤求凰”表达了他对文君的深深爱慕之情，也赢得了文君的爱情。但是文君的父亲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文君便毅然与相如私奔。他们来到临邛，卖掉车马，买房屋开设酒店，文君当垆（温酒）、相如涤器，身着短裤围裙，于市街上卖酒，这真是酒文化中的一段委婉曲折的爱情故事。他们贫困时，曾在成都用所穿的鹔霜裘换酒喝，得意时也曾得到汉武帝的陈皇后所赠百斤黄金买酒，司马相如因而写出名烁千古的《长门赋》。

说到卓文君，顺便介绍《醉乡记》。明朝中叶以后，戏曲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较为明显，涌现了汤显祖、徐渭、周朝俊、孙仁孺等一批戏曲家。孙仁孺又名钟龄，明万历崇祯年间人，他在《醉乡记》的戏剧中，塑造了一个才气横溢的乌有生漫游醉乡，受到鳖相公的百般挑剔和文魔等五鬼的折磨，卓文君的妹妹一改她姐姐对待爱情的态度，她看不上有真才实学的乌有生，却嫁给了不学无术的白一丁；在醉乡，韩愈当了主考官，欧阳修作阅卷官，他们不录取乌有生，却使铜士臭高中榜首。《醉乡记》运用幻想、夸张的手法，对现实社会进行辛辣的讽刺。

酒是一种文化现象，由于酒与文人的结合，就产生了数不清的佳话，成为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粒粒明珠。贺知章金龟换酒、李太白醉中捞月、陶渊明白衣送酒、阮孚金貂换酒、杜甫酒中八仙歌、欧阳修醉翁之意······　，都是世人熟知的文学典故，每一个都有一段动人的传说。

唐朝开元年间，有几位著名的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他们都很善于写绝句，名气也不相上下。有一天，他们相约到旗亭（酒楼）饮酒，坐下不久，忽见一群乐工、歌伎伴随着几个梨园掌管乐曲的官员登上酒楼。宴会开始，乐工奏起当时的名曲，歌伎们唱起自己得意的诗歌。王昌龄他们坐在角落里饮酒观看，并相约，谁作的诗被歌伎唱得多，就说明谁的诗最受人欢迎，谁就第一。一会儿，一名歌伎打着节拍唱了一首王昌龄的绝句《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梦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很高兴，挥手在墙上划了一道。接着又一名歌伎站起来唱道：

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

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这是高适的《哭单文梁九少府》诗。然后又有一名歌伎唱道：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这又是王昌龄的一首绝句《长信怨》，王昌龄很得意。此时，只有王之涣的诗一首也没有人唱，他便对王昌龄、高适说：她们唱的都是平淡之词。一指歌伎中一个十分漂亮、气质高雅的歌伎说：如果她唱的不是我的诗，我一定甘拜下风，如果唱的是我的诗，你们两人要拜我为师。稍停，这个歌伎果然起身唱道：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唱的正是王之涣最得意的作品《凉州词》，歌伎唱罢，三个人不由得同声大笑。那些人听到笑声，不明所以，就过来询问，三人将赌胜之事说了。歌伎们听说眼前的三个人就是大名鼎鼎、久已仰慕的著名诗人，连忙恭请他们入席，重新摆酒开宴，竟欢终日。　

为什么文人与酒这样密不可分呢？因为酒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发展是同步的。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到《三国》、《水浒》、《西游记》，直到清代的《红楼梦》，哪本书里不洋溢着浓郁的酒香呢？历代文学家、艺术家喜欢饮酒，许多佳作都是酒后涌现出来的，“醉时拈笔越精神（辛弃疾语）”。现代著名画家付抱石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时，因没有酒喝而缺少激情，只得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求助。周总理派人送来好酒，他才激情勃发，与关山月一起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不朽之作。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京城佳酿一售而空，随之，《祝酒歌》一曲动京城，及时地唱出了人民的激动心声。可以说是酒激发了文人们的创作灵感，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想象力，产生泉涌般的创作欲望，于是一挥而就、下笔如神、洋洋洒洒、妙不可收。　

二、放胆文章拼命酒

——文人与酒之二

文人偏爱酒，这在前文已经写过，这里再说几句。由于古时成书极难，许多文人、藏书家们得到书珍惜异常，甚至到了吝啬的程度，往往束之高阁，秘不示人。以注《左传》而闻名的西晋学者杜预就曾告诫儿孙“书勿借人”，唐朝的杜暹更说：“鬻及借人为不孝。”古人为了借到书，只得通酒礼之好，即借书必须送礼，而礼品主要是酒。至少是在宋代，形成借书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时还时皆用之”的习俗。送酒，当然是为了喝，可见文人爱书，更爱酒，酒和书的关系该是多么的密切！古时有一种大型的盛酒器叫“瓻（chi）”，《广韵》注：“瓻，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书、盛酒瓶。”酒器与借书之意同一，更可说明书酒难分了。最初，“借书一瓻，还书一瓻”，借书、还书各送一瓻酒，不送酒不能借书，不送酒也不能还书，否则下回就不借给了。后来发展为“借一瓻，与二瓻、索三瓻、还四瓻”，借时送一瓻，还书时送二瓻，等到主人索要时就要送三瓻了，而待到主人费力追回时则须送四瓻酒了。

文人之间不单借书、还书要用酒，互相之间还要赌读书、赌酒量，以博闻强记和海量自豪，并受到别人的尊重。明代有个名流叫张伯玉，人们尊称他“端公”，他有两个外号，一叫“张百杯”、一叫“张百篇”，是说他一次饮酒可饮百杯，须臾可作诗百篇，故朝野闻名，名重当时。有一士人自负博闻强记，诵目成章，加之酒量豪阔，堪遇敌手，闻张伯玉之名颇不服气，便修书一封托朝廷中有名望的人从中引荐。张伯玉接信后大喜，遂邀士人来家，说：“委屈尊驾专程看我，非常欢迎。我虽然已经老了，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仍未遇到对手。你既博闻多才，且又酒量大，真堪敌手，我实在高兴。”于是让家人摆酒席，两人开怀痛饮。你一杯，我一杯，当对饮到三十多杯时，士人仍然谈吐机智、雄辩，议论风生；张伯玉则一如从前，好象没事一样。又喝了十几杯，士人自觉不支，辞以酒醉不能再喝。张伯玉微微一笑说：“君果然海量，然而酒量就到此了么？且看老夫为你再喝几杯。”于是又独自饮了数十杯酒，士人色变，吃惊不已。张伯玉手指室中的四柜图书说：“我已老迈，今不如夕，所学已忘记许多，现在所能记住的只有这四柜书了。请你随便取一卷来，待我为你背诵之。”士人从柜中挑出一卷书来，乃是艰涩难懂的《仪礼》一书。张伯玉对士人说：“你打开书听我背诵。”士人按照张伯玉的话打开书，但听得张伯玉背书琅琅，诵之如流水，一字不差。士人叹服，拜倒于地，由衷地赞叹：“端公真奇人也！”

古诗说：“放胆文章拼命酒”，表现了一个人博大的胸怀、深邃的学识和诗酒的豪纵，观之张伯玉其人，足可当之。

我们讲酒文化，是说附着在酒这种奇妙物质上的文化积淀。实在讲，酒是文化的载体，是人类精神的寄托，酒以其特有的醇、浓、香馥，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印下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开拓进取的脚印。这一负担是沉重的，而由于这沉重感又反过来益发加重了酒的浓洌和辛辣。

中国的文化仰仗着酒，中国的文人更仰仗着酒，中国的文化是通过大量的文学作品来体现其博大精深的。文人以酒助兴，助豪情，解忧愁，抒胸臆，来抒发丰富的感情世界。故此宋代诗人刘克庄有词道：“酒酣耳热说文章”。没有酒，封建桎棝下的文人们焉敢放肆；没有酒，焉能狂放；没有酒，孔孟之道下的文人们、道学家们，又何能写出狂放恣睢、豪放不羁的放胆文章？

三、真名士自风流

——文人与酒之三

古时没有报章杂志，文人的作品很难发表。一般诗作发表的途径是：第一，集录成书。由于印刷技术和纸张的限制，要想出书是很难的，特别是要想及时成书就更难，因此，许多人的作品只能留给后人看，同时代的人很少能看得到。第二是题碑留壁，将诗作写在墙壁、石壁上或刻碑留存，这也是发表作品的一种形式，作家写出作品是要发表的，谁也不愿使它烂在肚子里、锁在箱子里。为何我国的碑刻题辞特别多？凡名山大川、寺庙殿宇乃至市井乡镇，到处留有题记，恐怕与此有关。现代人不爱护文物古迹，到处题刻“某某到此一游”，古人题壁之风成为现代社会这种恶习之滥觞！第三是口碑留传、市井传唱、文人传抄、互相题赠，许多诗文都是这样保存下来的。但是要做到这点，一般都要有个公共的场合，做为传播的媒介。而酒宴则为文人们提供了良好的场所，提供了用武之地。

文人聚饮，斗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利用这种文人荟萃的场合炫耀文采，显示学问，发表新作，进行较量。对才思敏捷、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无疑是个非常好的讲台；而对那些才思迟钝、徒有虚名甚至滥竽充数的人，则使之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某太守宴请当地名流，有人提议每人赋诗一首赠太守。众人踊跃，边饮酒边构思，陆续成诗。只有某名士，搜索枯肠、绞尽脑汁，涂涂改改始终作不成诗。有个人生性忠厚，见此情形，便解围说：“诗不妨留待明天再交卷，现在最好先喝酒。”名士一听非常高兴，握着那个人的手连声附合。这位名士成名三十载，出的诗文集高可盈尺，实际上都是假手他人而作，并没有真才实学。

也有人自知才力不济，便事先做些手脚，算作弊吧，虽然带有点开玩笑的意思。某人在小楼置酒待客，喝了一会儿，忽然对客人宋某说：“今日逢胜地不可无诗，咱两各作诗一首，谁后成诗，罚谁一大杯酒。”宋自恃才思敏捷，欣然应允。于是在桌上摆好纸笔，宋方拟得一句，某人诗已成，对宋某说：“你该不该罚？”宋认罚，端起一大杯酒，边饮边吟，其诗作成时，某人第二首诗已打好腹稿，便又对宋某说：“还比不比？”宋点头答应，刚拟得一句，某人诗又成。如是者共五次，宋某被罚了五大杯酒。第二天，宋对某人说：“我想请教，你昨日何以才思如此敏捷？”某人笑答：“非也。昨日比赛作诗之前腹中已得一绝句，如果你从容一些入席，眺望一番周围景致，腹内打打诗稿，即使我奋笔疾书，两人也只是旗鼓相当。但是你没有如此，你作第一首诗，我已在作第二首了，你作第二首诗，我已在作第三首了。你越着急越慢，诚所谓欲速而不达了。”宋某听罢大笑。

要想成为名士似乎不难。古人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偷。”如果再仗着酒劲儿，露出一些张狂，就颇有名士风流的味道了，倘若再加上些抽象、变形、外来的时髦词汇，用些意识流的笔法，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话，诌几句谁也解释不清的诗，自可唬倒一席人，令人莫测高深。

但是真正有学问的人，决不靠卖弄这些谁也不懂的词藻，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包括他本人）来欺世盗名。惟大英雄真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何种场合，都能显出英雄本色，方是真名士。安史之乱平定后，唐玄宗欲制诏书安抚天下，找不到起草诏书的合适人选，便问大臣苏环。苏环说：其他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儿子苏頲才思敏捷，可以用他。只是嗜酒，但愿这时没醉。玄宗急命人召苏頲。苏頲此时余酲未消，匆匆来见皇上，到了大殿就呕吐，了草的行了跪拜之礼。玄宗命侍臣将苏頲扶到御座前的地毯上躺好，亲自给他盖好被子。苏頲醒来后，立即提笔，须臾书成，才藻纵横，文惊四座，玄宗大喜，由是器重。苏頲后为紫微黄门平章事，参理朝政，袭封许国公，同燕国公张说同以文章著称，时人号为“燕许大手笔”。古人常说：酒助英雄胆，武松是有一分酒便有一分力气，有十分酒便有十分力气。可不可以说，酒助诗人魂？文人们有十分酒便有十分才情，方能挥洒自如。

读过唐诗的人，没有不知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诗句的。唐高宗至武后初年，出现了“以文章齐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唐诗开创时期，他们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题材领域，对诗的格律形式也进行探索。王勃（649－676年），字子安，是初唐山水田园诗派先驱王绩的侄孙。王勃自幼聪明，七岁能文，十四岁就当了官。出仕以后，又两次因事废官，一生处于下位。最后溺海而死，死时只有27岁。他的文章以《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后人简称为《滕王阁序》）最为有名，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前面提到的两句诗就是这篇文章的名句。

唐高祖的儿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都督时，在赣江的长洲上建阁，命名为滕王阁。后来，闫伯屿接任都督，重修了滕王阁，于九月九日重阳节，在阁中大摆宴席，江南的学者名士不下百余人赴宴。王勃正好省亲经过洪州，仲秋时节，船行于赣江上，但见江水浩浩渺渺，横无际涯、大千气象。江岸矗立着飞檐叠拱、巍峨高耸的滕王阁，岸边荻柳摇曳，行人如织。此时的王勃虽然刚刚遭受挫折，但踌躇满志、雄心不减。闻阁上有一雅集，便翩然而至。因其年幼，坐在座尾。闫伯屿设宴的目的，说是要为滕王阁作一篇赋，刻石为碑，流传后世。但是他的真实目的则是以宴会征文为名，欲使其女婿吴子章成名，他知道自己一旦宣布征文开始，人人都要推辞，吴子章便可顺理成章地接受此项任务，推出他早已准备好的文章。果然，闫公说完后，大家你推我让，谁也不敢接受，闫公正高兴时，忽然王勃站了起来，表示愿作此赋。满座之人见王勃这样年幼，在众多名儒面前如此无礼，无不惊骇。闫公更是心中不快，便退到后堂，但又放不下心来，就派小吏前去打探。看看王勃究竟能作出什么文章来。

过了一会儿，一个小吏前来报告，王勃开篇写了两句：“豫章（一作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闫公听后说：“这是老生常谈，谁人不会呢！”

又一个小吏来报告，“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闫公不屑地说：“这是故事。”

又有报告：“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闫公心中默许，口中不语。

又报告：“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闫公有点坐不住了，隐约感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说：“这小子是打算和我相见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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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吏报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闫公听了，不觉用手拍了一下桌子说道：“这小子落笔有如神助。”于是更衣重新来到座前，对王勃说：“看你的文章，真是天下奇才！”便邀请王勃上座，王勃推辞。不大会儿，文章作完，题骈文名为《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人们争相传看，对王勃佩服之至。闫公把王勃拉到自己身边坐下，说：“帝子之阁，风流千古，你的文章铺叙了滕王阁一带的形势景色和宴会盛况，华章必会留芳万世，也使我们今天的雅会得以传于后世，洪都风月也成了无价之景了，我应当厚厚地报答你”。

忽然一人离席而起，大声说：“是哪一个三尺童子，竟敢将先贤的遗文说成是自己的新作，来此欺世盜名。”闫公一看，正是自己的女婿吴子章，便问：“你何以知道？”吴说：“这篇文章，我已收藏很久了，诸位不信，我为大家背诵一遍。”说完，瑯瑯诵来，一字不差。闫公和众宾客看看王勃，又看看吴子章，都有些怀疑不定。王勃颜色不变，徐徐说道：“看你的本领，不亚于三国时期的弥衡和张松，弥衡看到蔡邕的碑文，能一字不误的写出来；张松见到曹操的兵书，只看一遍就能背诵。你与他们倒是不相上下。”吴子章说：“这是我以前早已背诵过的文章。”王勃说：“你既然说是先儒旧文，请问是否还有诗呢？”吴说：“没有。”这时王勃起身离席，对大家说道：“这篇文章后面还有八句诗，如是旧文，诸公谁还记得？”连问三声，没人答应。王勃便提笔赋诗一首：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銮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众人观看，王勃问道：“这是新文还是旧文？”吴子章自觉惭愧，离席而去。众宾客齐声赞叹：“王勃的才能，子章的记性，都是天下少有。”闫公大喜，赠给王勃许多布匹酒器。王勃智赋滕王阁的故事，后人传为美谈。诗人才思敏捷自不必说，但是如果脱离生活，未对南昌地理山川、物候人情有一定的了解，闭门造车，恐怕写不出好文章的。可见写文章要善于观察和积累生活的重要性。

自古文人相轻，像吴子章刁难王勃，如果王勃一时语塞，千载不朽的名篇也许就成了吴子章的了，岂不成为千古文案。甚至文人相轻，也离不开酒。西晋文学家左思，计划写《三都赋》，三都是指魏、蜀、吴三国的都城邺县、益州和建业。左思为写好这篇文章，整日苦心构思，在他庭院的篱笆上，书房外面的走廊里，甚至厕所里到处挂着纸笔，每得到佳句便立刻记录下来。他呕心沥血，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三都赋》。他感到自己的作品可能不如张衡的《二京赋》和班固的《两都赋》，便拿给著名学者皇甫謐（mi）去看，皇甫謐读后十分赞赏，还写了一篇序。后来，张载等一些名人又分别作注，于是《三都赋》名声大振，很快流传开来。京城里的文人学士，富豪人家的子弟，纷纷传抄，竟造成洛阳城内纸价上涨，这就是成语“洛阳纸贵”的由来。

著名文学家陆机初到洛阳时，也打算写《三都赋》，听说左思已动手写了，心中暗暗讥笑。他给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这儿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居然在写《三都赋》，看他写出来以后给谁看，只能当作废纸去盖酒坛子吧！”左思《三都赋》写成了，陆机读后非常叹服，认为别人再也不能超过左思了，于是取消了原来的打算。

本文已被编辑[无缘牵手]于2007-3-14 20:05:57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