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仰吞宇宙、星悬日揭、地负海涵、高华莫并，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达到了浪漫主义的顶峰。宗白华说李白的诗高、深、大，涵盖乾坤是大、随波逐浪是深、截断众流是高，都根植于一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这就是浪漫主义思想。[1]p·165李白这种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令其人其诗仙风道骨，与众不同，后人敬而难及。抓住了李白超凡脱俗独特风格的文化内涵，就抓住了锲入李白思想的钥匙，就能启开这神秘的大门，去追根溯源。

一、盛唐时代精神的映射：繁盛与隐忧的潜生，希望与失望的困惑　——　新时代的大人先生李白

唐开元年间是封建社会的高峰时期，经济繁荣，文化灿烂，政治制度成熟，是一个富于开拓和创新的大好时机。统治者以文治天下，重用文人、发展科举、广开言路，所以思想活跃、百花齐放。但同时又存在着隐隐危机，藩镇割居，节度使拥兵自重，而唐玄宗宠幸玉环，沉迷酒色，所以唐代社会处于一种极度繁荣而又隐忧潜生的特定状态之中。从武则天的考试封名到唐玄宗的乡贡进士，希望之门大开，但入仕的可能毕竟有限，特别是“因循”资格考选制度而得到稳固的士族势力再起，使才士们唯叹门槛太高，所以往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隆兴中方兴未艾的隐忧投射到以希望进取为主体趋向的才俊之士心头，形成了他们“英特越逸”（玄宗语）之气的朦胧不安，这不安又往往因个人遭遇而演化为独特的风格。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独立宇宙的大我主体精神；王翰之窃定海内文化而高标自置、余皆斥落；孟浩然酒醉而不赴荆州之约；李白请高力士捧砚脱靴的高傲姿态……如此等等，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狂放不羁的士风，一种辉宏中见激荡的时代性格。然而，高自期许、狂放不羁的盛唐才士在思想上其实是幼稚的，他们普遍缺乏一种深刻的思辩与洞察的能力，却多了一种为辉宏的开元盛世所鼓荡的轻狂之气。作为庶族的文士即使入仕，但在士族咄咄逼人的强大势力下，也还要一定时间去铺路搭桥，才能稳固位置。武后时入用的才士多为文学侍臣，开元中以来，即使中式授官，也仅为校书县尉，偶有头角峥嵘者进入中枢，但都好景不长。李白虽才高八斗，但入用之后也仅为吟诗赏月的玩臣而已。《剑桥隋唐史》指出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原因在于其个性的偏窄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识见不足以与有累世治政经验的王族抗衡。[2]p·403这是极有见地的。

他们有两条路，要么放弃其才士的偏执狂傲，脚踏实地在从政的过程中磨炼治国经邦的才干，而这样却闷杀了诗人的特有个性；要么是偏执地发扬其诗人的狂傲个性，而自断仕途之路，在诗国大显身手。因此，可以说盛唐诗秀朗浑厚之魅力的根因，恰恰在于其政治上的天真与不成熟。李白因其特殊的气质、出身、经历、素养，将盛唐才士的这种时代个性发扬到了极至。

李白历经7位皇帝，[3]在开元、天宝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李白之所以具有典型性，在于他在政治方面稚嫩得“出类拔萃”，近乎天真烂漫的程度。天宝初，盛唐才子的仕途在希望之中失望时，王维在痛苦的深渊向“诗佛”之路亦步亦趋。李白却因待招金马门而朗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4]，安史之乱中，李璘起兵，高适应萧宗诏，而李白却主动入李璘幕，高吟“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4]，结果，落得个流放夜郎的下场。对于政治，他不是凭理性的思考，而只是凭感性的认识作出反应。李白的这种风格使我想起阮籍的《大人先生传》[5]p·161，才士们将政治压力放到文论之中去舒解，即形成似狂非狂的时代意识，放达为亦舒亦卷的名士作风。内心的极度苦闷与思想形成了当时的思潮和文风。睥睨八荒、牢宠万有的意象之下，恰恰是一颗被现实揉碎了的诗心。《大人先生传》的典型性就在于此。所谓“大人先生”，其实是在现实中深感无能为力、渺小卑微的阮籍在子虚乌有之乡的精神扩张。因此，透过“大人先生”的清虚氤氲会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和失意。由于所处时代的相似，“大人先生”的形象为李白潜学内化。李白自写道：“而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于人……将欲倚天剑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廖廓，登云天之渺茫”[4]。显然是“大人先生”的衍变，然而因时代精神不同，李白笔下的“大人”形象与阮籍之“大人先生”有本质的不同。由于宏盛开明的盛唐时代不同于正始，为诗人现实抱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希望，而形而上学的魏晋玄学经南北朝的动乱已渐趋式微，济世活国的儒家思想又一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于是，李白以其独具的天真豪逸的诗心，一扫阮籍“大人先生”之愤懑虚无，而将阮籍那种积郁躁动的英气，在新的高度上释放出来。这一新时代的“大人先生”形象有着丰厚的历史沉淀，也包含着现实的时代精神。他绍承阮籍而又反溯庄孟、超越现实而又淤陷时政，再加上天真的资质、豪友的习染、夸谈的个性，在弘扬时代精神的同时，淡化了前辈的哲理内涵而趋向文化气质，这一时代精神的内化外染成为李白浪漫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二、屈原庄孟思想的沉淀：浪漫与痛苦的交织，风鹏与王者师的张力　——　李白英特越逸之气的内涵

李白高标独立的风格，其实是深刻的历史文化逐步积淀的结果。“步屈原、庄子的后尘，‘并庄、屈以为心，自白始’（龚自珍语）。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浪漫主义的‘诗世界’。”[6]p·127“他们（屈原与庄子）同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想象都极为丰富宽广，所构成的艺术境界都甚为奇伟壮观。从思想到艺术都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久远、广泛的影响。”[7]p·206

李白在《古风》中写道：“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他曾评价屈原“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4]，可见屈原对李白的影响很大。后期李白因永王璘事件而被流放，流放中，李白常以屈原自比，“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4]。可见他对屈原的思想有着深彻地了解和领悟。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因现实的抑郁而无法用行动表达，只有超越现实，通过诗歌喷涌而出。李白的报国之志，因个人性格及现实阻挠而无法实现，也只有用诗歌发出澎湃激荡的涛声。这一共同的愤懑令李白念屈原、似屈原。屈原的风格通过历史的积淀，深深地感染了李白，所以说李白继承屈原，为我们创造了浪漫主义的“诗世界”。

“庄子对艺术的要求，不是具体地、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起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而是要求艺术地表现一种远离现实，超乎现实生活之上的理想的精神境界……这种文艺思想，必然只能导向浪漫主义，而不可能导向现实主义……如果你把它（艺术）具体化、现实化，就会破坏它。显然，这种艺术只能以上天入地、放浪无羁的浪漫主义方式出现，以便与其内容相适应。”[8]p·125庄子对李白的影响可以从“鹏”的意象来看，李白诗中频繁出现的“大鹏”形象源于庄子的“风鹏”。李白作品中同时也有“南华老仙”洞明云澈的圣人气质，其实这又是孟子。[13]庄子与孟子在李白身上同时得以再现，不是一种矛盾，而是李白对多种思想广采博纳、兼收并蓄的体现。

庄孟思想有重大影响在于以对人的主体精神的高度民主发挥基础，以“天赋尊严”为核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的完成。庄孟思想虽异，但都从不同端点共同指向这一点，其共同之处首先表现于对世俗王权的超越。同庄子一样，孟子的极度自尊是以天道与心相通为理论依据的，这是战国之时诸子以人为本论对传统的天人相应论的重要改造。庄子说“以天合天”[9]p·252，孟子则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知其性，所以事天也”[10]p·301。他从维养平旦之气起，达到“我养吾浩然正气”[10]p·60的境界。虽然庄以自然虚无为天道，孟以社会仁义为天道，但是其共同的以我心通天心的观念，与先秦诸子相较，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即以我价值的高度夸张弹射自我精神的极度张扬。不难看出李白那种以自我为主企望汇纳百川度越古今的性格，其精神实质正以庄孟性格为发韧。

开元时期的时代氛围和才俊之士的地位心态，与春秋战国之时新兴的士的地位和心态有惊人的相似处。他们都处于一种相对开明的时代，满怀希望，要求一展宏图。他们崭露头角，看来前途似锦，而又道路艰险，障碍重重。这种近乎历史重现的态势，使庄孟极端张扬主体精神、夸张自我价值的性格，在唐朝得以积淀张扬。如果说庄孟的英逸之气在盛唐才俊之士身上获得了最好的弘扬条件，那么李白因其地域、出身、幼学的特殊条件，更具备了发挥的独特资质，可以说作为思想家的庄孟对滋生力量估价还是有分寸的，甚至是世故的，那么，作为诗人、又缺乏“子”的素质的李白，一任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不断自我膨胀，从而将庄孟文化对立统一起来，将盛唐英特越逸之气的正面（进取自尊）与负面（政治上的不成熟）推向了极至。

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4]、“天生我材必有用”[4]，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10]p·102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然而，孟子游说失败闭门授徒，“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10]p·351与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4]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了。但“沦落”对李白来说已是更加激起狂放的催化剂，我们还可以发微深省地从他的哀叹中捕捉到他自哀自怜间潜流着以“天将降大任”的“王者师”自居的丝丝情感。“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4]、“遥望长安月，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是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4]。这些诗句正是这一精神的写照。

道教超凡脱俗的仙人气派、神思万逸的精神内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白。二十岁之前，诗人就和一些隐士道教徒有过密切交往，并拜隐士赵蕤为师，在岷山隐居，修炼道术。甚至“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为道，并不起”[11]。安陆时期和东鲁、梁园时期，在长达二十八年时间里，他经常栖隐山水，寻仙访道，更有甚之，最后还加入道士籍。[12]p·11

天宝年后，李白更加追求仙境，最终不可收拾。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唐代后期，政治腐败，社会动乱不安，人民生活痛苦万状。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既不满黑暗的社会现实，又无力改造社会，挽救苍生，于是就产生了消极避世、慕求仙道的思想意识。”[14]p·157

后人论及李白，或曰近儒、或曰近侠，更或曰近纵横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朝龚自珍在《最录李白集》中曾经指出：‘儒、侠、仙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这几句话道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李白思想确实受到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儒、仙、侠思想本来是互相对立的思想体系，由于李白坚持了‘诸家互补，为我所用’的精神，便将三者统一起来。”[12]p·16我以为李白之所以是李白，恰恰在于他不是以“子”的政治家身份出现，种种争论最终道出一个矛盾：李白出入诸子百家，但不以一家之言为终极的皈以，李白就是李白，他笔下的诸多前辈的遗产都被赋予了李白的灵魂。其归属便是他企望渡越一切古人，自我完成。说东道西，评长论短，无宁说是驳杂的思想沉淀的一种精神，被李白个性化，并得以挥扬。这些历史文化思想在李白身上的积淀和张扬正是李白浪漫主义的思想根源。

三、个人禀赋、性格，家师的引导：书香与侠气的熏陶，风流与潦倒的舒卷　——　好个惠达高洁、侠骨柔情的李太白

李白出身富商家庭，父李客颇具文学修养，因此，他自小就受到良好教养。“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也”[11]，“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4]。李白“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11]。宋祝穆《方舆胜揽》有“只要工夫深，铁棒磨成针”的传说，虽有可能附会，但也不无道理。这些都说明了李白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有了宏大气宇的慧根。

李白二十岁左右，在戴天山（匡山）读书时从赵蕤学纵横术。赵蕤经常与李白纵谈历史盛衰治乱、横看英雄力挽狂澜，使得李白心中有英雄之志、胸中有豪杰之情。赵蕤带侠气的思想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李白初露锋芒便一鸣惊人，令许多文人大加赞赏。苏頲称李白“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胄，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11]。唐孟肇《本事诗》中写道：“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谪仙’，解金龟以换酒，与倾尽醉，期不期日，由是称誉光赫。”[15]p·129李白悼念贺知章诗《对酒忆贺监》诗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是长安紫极公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诗云“长安一相见，呼余谪仙人”、“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15]p·129《李白寻范十隐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15]p·129《赠李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16]p·174李白也曾写道：“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13]诸多文人皆呼李白有仙风道骨的气质，所以，李白也就以此为方向不断发展，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

自古文人几多风流，李白也是如此。在李白的诗中，有120多首妇女诗，大致可以分为估客诗、征人妻、劳动妇女、宫廷妇女、女道士、女勇士和自己的妻子等类，都是他在生活中所遇的人物，是盛唐时代妇女的写生画卷。此外，还有不少描写携妓、观妓、出妓的作品。诸如《携妓登梁王楼霞山孟氏桃园中》、《送侄两携二妓赴会稽戏有此赠》、《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邯郸南亭观妓》、《秋猎孟诸夜归置洒单父东楼观妓》、《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等等，或以妓助兴、或观赏妓艺、或以妓追怀、或载妓随波。宋人陈藻说：“杜陵尊酒罕相逢，举世谁堪如此公，莫怪篇篇吟妇女，别无人物与形容”。[17]p·149李白一生有四位夫人：许夫人、宗夫人及两小妾，《寄远十二首》就是为其夫人所写。

对于李白的妇人诗要用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地来看，那些“李白诗十九不离妇人诗”的讥评是偏颇的。由于李白受正始名士生活作风的影响，所以魏晋名士以放达为主体精神之表现的生活形态在玄学式微后为李白所欣赏。于是醇酒妇人成为诗歌的重要题材，且被赋予不同的时代特征。在国势萎弱，朝不保夕的齐梁流为绮糜的宫体，而在完成开朗的盛唐时代，则成为抒达英逸之气的媒介，生活上的豪纵放达与建功立业的抱负，往往成为盛唐诗人性格的两个方面。李白对妇女的歌吟，不仅一扫齐梁的脂粉色情味，甚至不局限一般所谓“　对妇女命运的同情”。李白妇人诗的清雅之处是对天然美的描写。《越女词》五首所描绘的清江朗月之下素足雪肤的越女形象，让人感到一种清纯秀丽的洁雅，仿佛是庄子藐姑射神人的世俗化；而如以《越女词》中的幽雅丽人与《行行且游猎篇》中的游侠少年相较，不仅可感到李白诗中有一种对圣洁、高雅的事物的追求，同时可感到情肠与侠气形成了李白诗歌中刚与柔的又一种对立统一，而这些又是主于清虚的庄子式逸气与主于雄健的孟子式英气的基本气质的变异与内化。

李白一生的最后两年，转碾于宣城、金陵一带，穷困潦倒，生活十分凄凉。虽然还能得到一些朋友的资助，但“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仍不免“长剑歌苦寒”，为生活而发愁。[4]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他把一生著作全部交给李阳冰，李阳冰把它们编成《草堂集》十卷。这个集子也没有流传下来。这年11月，诗人与世长辞，终年62岁。

李白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且悲且壮，志向远大为壮，壮志难酬为悲。他具有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炽热情感，他渴望自己的才能为国为民赶一番大事业。从青年时代，直至临终的前一年，他都在为理想和抱负而奋斗，但回报他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打击，最后抱着莫大的遗憾在寂寞贫困中悲愤地离开了人世。诗人临终前，回顾一生，写下了他的绝笔：“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18]p·88诗人又一次以大鹏自比：高飞五万里的大鹏从高空摧落了，孔子已死，更有谁为大鹏的摧落而流泪呢？这是诗人壮志难酬的长长叹息！也是对自己悲剧一生的沉痛惋惜！

正是由于李白独有的个性和特殊的家境以及老师的熏陶、豪友的习染，才使李白在浪漫主义这一方向上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

四、补论：同一时期的许多文人为何独李白浪漫潇洒、仙风道骨？

(一)从发展历程来看（以前面的论证为基础，只提要点）：

1、李白风流倜傥的个性是浪漫的根源；

2、李白良好的家庭环境是浪漫的基础；

3、师长对李白英雄豪杰的正面引导，使李白有了浪漫的趋向；

4、名人对年青气盛的李白的高度赞美使得他更加神采风流，开始了浪漫主义的萌芽；

5、对祖国大好河山之情和对酒醉欲仙之感为李白的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途径；

6、后来，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冷了李白的入仕之心。纵情于山水酒色之间，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追求仙境的思想使得李白更加放纵，从而一步步走向了浪漫主义的顶峰。

(二)从诗歌内涵来看

前面提到过李白的诗歌高、深、大的独特风格，究其原因，可追迹到其经历学养，胡风边月的遗传因子与巴山蜀水的养育，无疑对李白的资质养成有所影响，而初学时醉心相如赋的巨丽夸谈与蜀中江南之竹枝、长干等明丽天然的乐府情辞的熏陶与拟学，更是养成李白资质浪漫潇洒与辉宏光亮资质的重要因素：这些都融合于李白的庄逸孟英之气中，而表现出新时代开朗强健的“大人先生”特色。李白的诗是人生的诗、性情的诗、充满强烈主体精神的自我的诗。他以清新的意象叩天高歌人生的雪月风花、以清浅的寓言击地长叹生命的喜怒哀乐，却由于这性格源于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在坦率清浅之中散发出一种形而上的气韵，这气韵不再诉诸哲理，却有着哲理的光芒，于光芒中见气韵、见精神，是李白诗所以非常人可以达到的境界。

李白这种气韵的内核是庄之清虚缈远与孟之雄健辉宏的交响。庄孟同主于博大，却有柔与刚、虚与实之别，而李白广收博融的性格使之混然不容分割，因此他的主体风格，是在雄豪俊健之中见出的清虚之气。《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眺饯别校书叔云》等均然。甚至他主于豪健一路的作品中，也可以感到一种越俗的逸气，如《行路难》之属。如果说“英特越逸”之气是盛唐的时代精神，那末，在他人总有偏诣，能得“英特”与“越逸”融合为一体，兴来即至，触处生春者，如李白外，无第二人。

孟之英与庄之逸，侠气与情肠的混合，形成李白诗节奏的疾徐相生。就主体风格而言，李白得英气与侠气，是使其诗歌形成节次多而句数少的节奏特点，通常是两句一组意象，跳荡相续，势如滚雷，而节次的断裂处却总有一种氤氲的气韵相联，合杳相生，烟云缭绕。这种于快疾跳荡的节奏中蒸腾而起的宽远境界是李白诗节奏的胜境，也是李白诗所特有的。

这样一位有着独特个性和家境的、为着梦而漂泊的大诗人，在现实生活中一次次失望之后，以极度的自尊自信交织着深重的自哀自怜、以名世的主体精神转合深厚的庄逸孟英、以漫卷的书生意气激荡飞跋的豪情诗才，将时代精神发挥到了极至；同时，也以其潇洒的神韵和天真的生命，挥一挥笔和衣袖，带走了诗歌般的云彩，留下了云彩般的诗歌，将浪漫主义推向了顶峰。

【注释】

［1］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武后（701—　705），中宗李显（705—　710），殇帝李重茂（710），睿宗李旦（710—　712），玄宗李隆基（712—756），肃宗李亨（756—　762），代宗李豫（762）；

［4］依次出自李白诗•南陵别儿童入京，永王东巡歌第一首，代寿山答孟少府之文书，江上吟，赠别郑判官，行路难第一首，将进酒，蜀道难，梁上吟，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赠张相镐，献从叔当涂宰阳冰；

［5］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6］中国古典文学论丛[i]•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7］曹大中•屈原的思想与文学艺术[m]•湖南：湖南出版社；

［8］张少康•先秦诸子的文艺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9］李双•庄子—　达生[m]•北京：中国书店；

［10］李双•孟子之尽心上[m]•公孙丑上，公孙丑下，尽心下•北京：中国书店；

［11］上安州裴长史书；

［12］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m]•北京：学林出版社；

［13］李白•大鹏赋；

［14］刘勇强•幻想的魅力[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5］春青，桑思奋•诗赋词曲联精鉴词典[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6］唐代文学论丛[i]•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

［17］乔象钟•李白论[m]•山东：齐鲁书社；

［18］王运熙，李宝均•李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