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辈生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了枪林弹雨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上小学时被灌输“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现在回过头去看，其实是冷战时期，时刻绷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弦，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会爆发，内心里是从来没有和平过的，即使儿童游戏，也几乎都是玩打仗、抓特务。

在我们只有六、七岁的时候，走在路上，看到芸芸众生熙来攘往，就会认真地问：“你说这些人中有特务么？”另外的孩子一定会答复：“肯定有，但就是不知道是谁？”于是我们就会一路仔细观察，看能否发现蛛丝马迹，抓到一个特务，也成为一名小英雄。

因为我们地处直接面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新沙皇”的最前哨，每当学校放假前，都会请边防军官兵给我们讲假期注意事项，尽量不要一个人到黑龙江边玩，人多去时，要留意一切可疑现象，发现可疑物品要及时交到军管会（即公安局）。苏修特务夏天会乘坐橡皮艇从黑龙江偷渡，冬天会步行从江面过来，他们经常使用的武器是无声手枪，间谍工具是伪装成望远镜的照相机，吃的食品是压缩饼干，因为我们这里的确抓到过这样的特务。我们经常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放假时几个男生故意到江边，走人们不常去的地方，学习电影中的侦察兵，拉开距离，手持木棍，寻找线索，盼望找到偷渡的真特务，也发现过一些迹象，如丢弃的裤头等，但最后因无法确定是特务留下的而不得不遗憾地一次次无果而返。

根据小说《罕达汗的足迹》改编的电影《熊迹》就是取材于发生在我们这里的一个真实的间谍故事，可惜不是我们发现的。后来的还有电影《黑三角》、小说《便衣警察》，也是反映那一时期冷战中的两国形势。

但其实成为一个苏修特务，也不是每个偷渡过去的人都会被克格勃看中而发展的，我的同班同学中就有两个人，先后越过一、两千米的黑龙江，到了江那边，大概没有利用价值，被吃下或注射了某种药物，又通过两国升旗联络的方式送了回来，成为电影《追捕》中横路靖二的摸样，彻底没有了感知的能力，几十年过去了，今天还是处于植物人状态中。

随着国内“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国际上冷战的结束，黑龙江江面上对峙的炮艇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逐渐撤走了，脑子里抓特务的那根弦也松弛下来。

想抓特务时，不见特务，但不想抓时，“特务”却送上门来了。

有一天在单位上班，来了一个要拨款的男子，也就三十多岁年纪，当我告诉他政府拨款不对个人时，他轻声解释一句，对我却如一声霹雳般震耳，他说：“我是苏修特务。”看到我吃惊的样子，他又继续解释，“被冤枉的，得了精神病，我不能受刺激。”我说：“你年龄也不大啊！”他说：“我被当做特务时，还不够十八岁。”

以后他又多次来，人脾气很好，说话不紧不慢，说起市委书记、市长、市人大主任、各个秘书长、财政局长、公安局长、房产局长等，都很亲切，连姓都省略了，直呼其名：“我昨天去了**（市长）家，到了中午，非要留我吃饭，我也不好意思不给面子，都是哥们儿，让嫂子别弄太多菜，三四个就行，就随便吃点儿，饭后给签了字，就去**局把事办了。”

或是：“我上午在**（书记）办公室呆了半天，哥们儿是当官的，真是忙啊，都是找他办事的，我的事也不太急，就等着，等忙完了别人的，就同意了我的事，我的情况他都知道，也一直照顾我，够哥们儿！”

他想批个地号盖房，但实在没有地号可批，批了他也交不起钱，但他一直从领导办公室跟到家，从家跟到办公室，领导只好说：“只要你不在我眼前，随便你在哪儿盖房就在哪儿盖。”他就在人车通行的街巷中间盖了一栋房，并满口念叨领导的好，说是领导通情达理，允许他盖的。有人到领导那里反映，领导也是无辜的样子：“你让我怎么办，你又不能说他，一说就犯病，谁让你不是‘苏修特务’呢？你要是，你也可以盖！”

他被错定为苏修特务，在一定程度上反是因祸得福了。

我对他没有鄙视，因为我虽然没当过“苏修特务”，但也有一次差点成为“现行反革命”的经历。

那个时代上小学时，班级都有学习小组，家住得比较近的四五个人为一组，学习内容是《毛泽东选集》或《毛主[xi]语录》，同社会各界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小学生一般识字较少，很多字要查字典才认识。我自己抄过几遍字典，认识的字比同学们多，拿过任何文章，几乎都是没有任何停顿能流利地读下来，他们就经常让我多读一些，说：“运涛，你先念，你先念！”我推辞道：“你先念，你先念，”也是一时联想，有些淘气，说了两声：“李先念，李先念！”女生嚷嚷着要告诉老师，我才知道自己闯了天大的祸。

第二天班主任问我学毛选时，是否说“李先念”了？我立即似乎五雷轰顶的感觉，我知道只要承认了，“现行反革命”就算当上了，重则游街示众、上法场枪毙，轻则也要关进监狱，不知能否出得来，其实我并不怕死，老人家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尽管我从来没有说过谎话，但觉得为了一句玩笑而成为反革命，自己一死，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倒还事小；如果父母弟妹等亲人，从此一生抬不起头，家庭成分也就此改变，世世代代低人一头，则罪莫大焉，不能这样的不必要的牺牲，我想起《语录》中还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不能比鸿毛还轻地死去，于是我对班主任说：“我没说，是她们听差了，我说的是‘你先念’。”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说谎，心砰砰地直跳，简直就要破胸膛而出，与我一组的那个男生比较机灵，见状急忙喊老师没话找话地问个问题，老师过去，但还是向他求证当时的情形，他也替我圆了谎，我算从鬼门关探了一下头又回来了。

我想我遇到的“苏修特务”一定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被定的罪。我当年如果就此被捕、被枪毙，即使后来能平反，也绝不象张志新、遇罗克那样会成为烈士，“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而只能是屈死鬼。如果不死，侥幸活了下来，我会象“苏修特务”这样惟有靠自己的冤屈而谋生存吗？我想象不到。

至于当年当“小特务”向老师告状的同学，我尽管现在也经常遇见她们，但我不再与她们说话，她们的行为迫使我说了平生唯一一次谎话，她们差一点送我下地狱，我实在杯弓蛇影、心有余悸。

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根本不会相信拿三个字的人名开一句玩笑会要了性命，但那是真实的情况，顾城有一首《眨眼》的诗可以做证：“彩虹，在喷泉中游动，温柔地顾盼行人，我一眨眼-就变成了一团蛇影。/时钟，在教堂里栖息，沉静地嗑着时辰，我一眨眼-就变成了一口深井。/红花，在银幕上绽开，兴奋地迎接春风，我一眨眼-就变成了一片血腥。”

今天两国之间没有了战争，没有了冷战，但间谍特务还是存在的，不会因睦邻友好的“俄罗斯年”、“中国年”而消失，二oo六年就在我国举办“俄罗斯年”活动时，在我们边境地区的边防哨所通讯设备上，就多次发现了俄罗斯间谍放置的窃听装置，而我们的孩子早已不玩“抓特务”的游戏了，甚至我们自己当年热衷抓特务的一代人，见到外国人，首先也想着的是生意伙伴，而没有太强的国防意识了。

当我翻开当年每天必读的《语录》时，看到这样一句仍对我们的今天有指导意义的话：“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