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崇尚心理面面观

中国素有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之誉称。可自近代以来，文化发展却走过了曲折的历程，甚至至今还在阵痛当中。“文化”一词，包容甚广，这里单就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错误心态及其沿革作一探讨。当然这里的“现代文化”是指现代意识下的文化，指现代文明造就的文化成果，与历史分期的“现代”无关。

（一）

记得很久以前看过这样一则报道：外国游客问陕西一导游：“司马迁这样中外闻名的历史学家怎么没给他立雕像。”导游的回答是：“司马迁算老几？陕西光皇帝就出了百几十个。”乍闻此言，心中一阵莫名的悲哀，不知有识之士作何感想，其实这里面反映了一种文化崇尚心理。

“司马迁算老几？”呢？的确，陕西出了以秦始皇为代表的许多帝王，人们怎能忘记。可也不能忽略或贬低在文化上有杰出贡献的同是陕西的史学大师司马迁。他与秦始皇没有什么“老几”的可比性。他们的历史作用表现在不同方面而己。秦始皇可以说是杰出的政治家，在古代帝王中首屈一指。而司马迁“开史传之先河”，也算得上古代史学文化的集大成者，在古代史学史上，排名第一，也不为过。

人类不能没有文化崇尚，这可上溯到远古的文化图腾。然而后来的几千年中国历史却只是一部帝王将相的“纪传”。纵观二十四史，每个朝代的兴衰，无不是以帝王及其重臣的起落为中心。司马迁的《史记》花了相当长篇幅叙述帝王将相及其重大政治事件。这样一来，在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取向中，便形成了对政治风云人物崇尚甚至神化的心理。文化科技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便难登历史的大雅之堂，甚至被视为异端雅说、三教九流。直到今日，许多文化典籍、科技著作的失传、众多文化名人的无法考证，就是有力的证明。人们能够记住对中国历史并无多大贡献的秦二世的生卒，却无能为力去考证《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确切生卒年，甚至对《三国演义》的作是是罗贯中还是施耐庵，都权衡不下。流传千古的《三国演义》、《西游记》人们不能清楚它的写作情况，而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元帝明君却能如数家珍。这意味着什么呢？说明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崇尚心理被导入了一个误区。

尽管今天学术界的历史价值取向已纠正了过去的那种偏见，历史学家也认识到了劳动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也还了古代一些科技文化巨人的历史地位。然而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的历史价值取向的偏见却依然根深蒂固，陕西那导游便是例证。

然而，更为值得深思的是，如今国人的文化崇尚心理出现了另一个扭曲现象。许多年青人崇拜歌舞、影视明星，刻意模仿，形成了数量可观的“追星族”。这本无可厚非，可他们盲目崇拜，视偶像为梦中情人，使自己生活在虚幻的梦境里，沉湎在沉伦、颓废的幻想中，并制造出种种骇人听闻的事来（单相思、同性恋、自杀等不一而足）甚至丧失自我人格。而对于火热建设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时代精英却漠然视之，甚至嗤之以鼻，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对他们失去了吸引力。刘德华、成龙、叶倩文的生平传奇、风流轶闻他们了如指掌，而对于体现时代主旋律的孔繁森、张鸣岐则不知其何许人也。话要说回来，“明星”也不是没有可取的地方，关键是要吸取他们当中有益于自己的东西，不能只看到“明星”头上的光环，另外崇拜也要有广“度”，不能无视主旋律。否则就是帝王文化崇尚心理的畸形发展，是一种扭曲变形的虚荣心理在作祟——这也是娱乐文化崇尚心理和帝王文化崇尚心理本质上一脉相承的地方。当下这种娱乐文化崇尚不能不让人担忧，从崇拜帝王到追捧影视明星，难道是历史的进步？

（二）

18世纪以前，中国陶醉在“地大物博”的“夜郎自大”中，对待外来文化奉行彻底排外的闭关主义。勿庸置疑，我国的确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不说那科技文化方面的四大发明，单说以儒道为主的百家学说的灿烂辉煌，就已酿成了中国古典文化的蔚为大观。积极入世的精神与消极出世的思想交相辉映，构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内蕴：以张扬理性，宣扬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人文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我国传统的审美文化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取向：崇尚浑厚、凝重、蕴蓄的历史感。与之相关的人们的文化崇尚心理也形成了以帝王将相为视角的价值表征。

文化的发展有如江河的奔腾，需要注入新鲜血液和养料。如果一味的耽在自家的土壤上，闭塞耳目，只能滞重自己前进的步伐。我国古典文化发展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对待外来文化采取的不正确态度，使得视野偏狭，停滞不前了。因此我国没有建立像西方那样辉煌的近代文明。

可自从给枪炮打开大门以后，人们梦醒过来，又开始迁怒于古典文化不能使国家富强，究竟不是好文化。有一段时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一切都成了盲目崇洋的媚外主义（主要是指洋务运动时期），甚至对古典文化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学习西方文明，也未尝不可，可由于没有眼光，不会自己去“拿来”，仅一味的乞求点“残羹冷炙”。于是中国自己的近代文化便时时孕育不起，而畸形的殖民文化却从此萌芽，在日寇侵华时期发展最盛。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悲哀。

1915年新文化运动以后，一批有识之士有感于中国现代文明的落后，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现代文明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化，先进的知识分子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遗产，把西方张扬个性、宣扬个性解放为核心的现代意识引了进来，于是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为主要内容的西洋文化和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东方传统文化第一次正面相逢了，这是中国现代文化萌芽的标志。然而不尽人意的是，我们某些激进的文化开拓的先驱者（当然不是绝大多数），并没有让两种文化“携手”共进、取长补短，却采取粗暴的态度击倒了古典文化，把优秀的古典文化精华也像清除封建主义腐朽文化一样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以为唯有这样，才能显示其激进的革命姿态。于是孔子及其儒学遭到了大肆挞伐，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被搅得一片混乱，尤其是道德观念逐渐沦丧，对后世影响很大。就是当下的价值标准混乱、传统美德被抛弃也与当时的偏激态度有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端虚无主义也是以这里为源头的，就能中国的审美文化也摒弃了对“浑厚、凝重、蕴蓄”的崇尚，开始转向“直率、热情、刺激、开拓”的追求。这种偏激态度对于中国现代文化框架的迅速建立功不可灭，但也有矫枉过正之嫌。某些古典优秀文化成果因此横遭破坏，令人遗憾。

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最早是鲁迅先生提出的“拿来主义”，主要是针对西方优秀文化遗产。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进来以后，毛泽东同志以其基本原理为指导，总结了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几个基本原则：即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具体阐述如下：对待外来文化遗产，既不能崇洋媚外，又不能盲目排外；对待传统文化遗产，既不能死抱着古董自娱而不求发展，又不能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要在优秀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先进的西方现代文化成果，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化。

（三）

我们会发现，促进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正确态度及其原则理论的建立，经过了艰难而又反复的曲折历程。然而现实生活中对于这一正确理论原则的贯彻更加艰难。由于旧观念的根深蒂固甚至阴魂不散，导致当代社会里现代文化的健康发展滞重不前，其中文化脱节现象尤为严重。

大家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那种形而上学的“革命行为”就是历史上虚无主义和闭关主义在一定时期内的集中再现，它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同志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方针，对传统的古典文化和西方的外来文化都一棍子打倒。这就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进程，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最大悲剧。

以上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断层，令人忧思的是新时期以来，由于改革开放一放开，一些爱走极端的人又掀起了崇洋媚外的狂潮，对西洋文化顶礼膜拜，“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唯“进口货”马首是瞻。这种现象愈演愈烈，资产阶级腐朽文化也乘虚而入，一些丑陋的文化现象死灰复燃，导致个别时段、特定领域人文精神倒退、道德观念沦丧，价值观念混乱，传统文化遭到抨击。《河殇》一书把黄河文化贬得一文不值就是突出例证，这种流毒在政治思想上被称为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当然现实生活中的有识之士也不是没有，许多人正在呼吁：扩大改革开放的同时，传统道德不能丢，既要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又要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

当人们逐渐意识到发展我国现代文化既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成果时，现实实践中又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不良势头：对待中西文化遗产采取中庸委琐的折中主义态度。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系列咄咄怪异的文化脱节现象。由于它的迷惑性比较大，容易给人一种融合中西文化的假象，因此不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思。

大家稍一留心，便会发现：古色古香的亭台楼榭里面，突兀地放一截断臂维纳斯，不知其所以然；彩灯闪烁，装潢豪华具有新世纪格局的夜总会前放置两尊远古石塑麒麟，极不相称；设计师也许并非不懂造意，只是为了追求新意而故作姿态。其实他没想到这样一标新立异，就变得不伦不类了。艺术创作的一条根本原则是讲究内在气质的和谐，追求个性精神的张扬。人为造作地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表征简单相加，其创意哪有个性和特色？更谈不上内在精神和气质的突现。

与之相关联的是某些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也出现了折中主义的中庸之道。例如本来是信仰科学唯物主义的共[chan*]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举行什么党务活动，要择黄道吉日，甚至召开党的例会或每天上班也要选择良辰吉时才行，赶时髦大力扶持或直接参与地方庙会、宗教活动（主要是一些县、乡、村干部），有些党员干部家堂而皇之地摆上神坛祭祠，更为出格的是还创造性地把毛泽东同志画像做成新时代的神位。他们既不背叛共产主义信仰，又不得罪超自然的神，岂不是折中主义的中庸之道。这些事情发生在文化层次较低的民众身上，算是愚昧，可如果发生在具有较高思想层次的党员干部身上，又算哪一门子说法呢？

素有天之骄子之称的象牙塔王国里，人们无疑都认为，那是一块科学的伊甸园。然而那些具备科学意识的大学生们，现在不知有多少人沉迷在占卜算卦的热潮中，更有甚者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搞出“电脑算命”、“科学占卜”一系列先进的迷信活动，其影响还真是“深入人心”。科学与迷信“携手合作”，这难道不是新世纪的一大文化奇观吗？宗教迷信的知识化、智力化、年轻化，难道是新时期文化进步的标志？为什么科学与迷信的角逐正在深化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倒向迷信一边，使得科学文化节节败退呢？这一连串的“谜”是新旧世纪之交文化发展的一大特点。唯物主义的坚固堡垒是共[chan*]党员及其干部，科学理论武装的阵营是大学校园。这两个区域的被突破，足见迷信思想及其文化的强大力量。迷信思想文化的“崛起”能不让人忧思吗？

由于历史的积重难返、现实的嬗变，我国文化发展的某些现象的确令人忧虑和深思。纵观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种种弊端，如何加强文化价值取向的正确引导，需要广大文化教育工作者和社会有识之士建立积极向上的育人机制、文化发展机制，从而重塑社会道德标准、价值标准、人文表征。

本文已被编辑[“逝者如斯”]于2007-3-6 16:05:02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