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精神颂
人没有钱和物就不能生活。常言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亮弟在湘阴二中读书时,学校要交学杂费,母亲手上没钱,只有给两个鸡蛋让亮弟交到学校,可学校不收。他又原物带回。这是母亲多次讲给我听的。可知当时家境困难,钱是多么的珍贵啊!。1954年我从蒲忻第一次到大城市汉口去打工,不幸几十元钱被扒手偷得精光。老人说,有钱的‘汉口’,无钱的‘陷口’。身无分文的我真的到了"陷口"的困境,幸亏这时哥哥在武昌凤凰山汽车部队学习,我去找他求援,哥哥解囊相助,给了我10元钱使我度过了难关!有一次,我到樟树港去打石灰(用独轮车运),回来的路上肚子饿的发慌,车子推不动了,我看到塘边一位农妇在洗红薯,就慌忙找她讨要一个吃了,才支撑我继续朝前走,走到一个叫“新祠堂”的地方,已月上树梢,多亏了父亲来接我回了家。
面对贫困,父母总是说:“要打起精神做人”。在实际生活中,我体会到人离不开物质,但精神也不能少,有时精神的作用更重要,而且是物质所不能替代的。想起那在家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苦斗;三年自然灾害大半饱、瓜菜代的日子;‘大跃进’时三班改两班十二小时对倒苦干;‘文革’中既‘先触及皮肉后触灵魂’的‘历史误会’,都是在精神力量的支持下,自信地走过来了。
我知道,还是读了毛主[xi]的哲学著作,使人聪明了些。精神和物质两样东西伴随我是那样紧密而又缺一不可。国家、家庭、个人一样的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国富民强,精神丰富了,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人要有精神,有趣的是纸也要有精神。这是印刷工人的行话。做印刷的人都知道,纸没有精神(挺刮),在印刷的过程中纸就不能到指定的位子,或歪斜就是废品。而纸的“精神”是靠人培育出来的,即将一叠叠的纸拷出痕迹来,痕迹越深,纸就越有‘精神’。我当学徒时首当其冲就是学会拷纸,先是负责一台机器,以后是两台、三台机器的需用量。按每分钟36张计算,每台机器一个班计划为17000多张,这是指60克以下的薄型纸,如果码堆的话就有人把高的数量,所以说,没有精神的人搞不出有精神的纸来。说来,人的因素还是第一位的。
记得父母总是教我们:‘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有时我把钱看的淡散。现年90多岁仍健在的中屋的应林四婶,是父母的同辈人,1998年伟平结婚时我回乡见到了她,不由使我想起小时在中屋学堂念书的时候,常到她家里玩耍的情景;我家早上揭不开锅,妈妈就找她借米,她解囊相助。此时,见到她就如同见到了老母的身影……。
我把了20元钱给老人,这微不足道的20元,却让年迈的她湿润了眼睛。之后,听亮弟讲过他也有同样的善事。这是不谋而合,发自我们内心的真情的体现。生活中同工,同事者开口借钱,那是平常却又不平常的事。其中人走茶凉,拖着不还,或确有困难,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有之,那也就一借了之。直到我退休在外打工,又碰到不少老板拖欠工资,你多次找他,他就是赖着不给。我对此也一笑了之!这并非我不看重自己的血汗钱,我发觉这是生活中的一种现象:他是老板,却不是堂堂正正的做人;我是打工,用劳动去体现自身的价值。可见这时的钱失去了它本身的价值,而成了人生天平的砝码!
信仰也是精神的东西。我生来不信有鬼神。也没有遇到过什么鬼神的事。参加工作后,国际歌一唱,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共[chan*]党信这,主张为老百姓谋幸福,所以我信共[chan*]党。回首过去:我1956年4月进厂,12月入团,1963年入党。可谓一凡风顺,‘青云直上’。这是一种精神力量在主宰自己。翻开当时批准入团、入党的《通知书》有‘此联个人保存’的明文。我小心谨慎保存至今,随手拿出来看,不是贴金,只是印证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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