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劳动乐

劳动是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活动。这是从书本上认识的。在生活中我对劳动怀有朴实的感情。记得小时候，在家放牛时，到了下午时分，系在屋后树下的牛饿了就不停地叫，我就像接到命令似得赶忙牵着牛上山吃草，夕阳西下，看到牛肚子胀得鼓鼓的，才牵着它回家，这时我看到它睡在树下，嘴里不停地嚼着，慢慢地睡着了。我从这种简单劳动中得到了一种快乐。而凭劳动获得的报酬，是我十五六岁时在茶余饭后乐趣中碰到的。刚解放时，成立了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一改过去盖手印的习惯而时兴盖名章。有不少人需要刻章子就要去城里，很不方便。我一时兴趣就尝试着给他们刻，虽然我从未从师学习刻章，手艺不高，但宋、楷、隶、篆几种字体倒也能刻出来应急，而倍受欢迎。刻章的人多了，他们就给你”工钱”。也不过是刻一枚章子给二毛钱。有的干脆给几个鸡蛋等物作报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劳动所得，而感到无尚光荣。我给自己刻了一枚章子，一直保存使用到进厂以后，这就是我劳动的纪念!。

到了十七八岁时，劳力富余，在务农之外开始搞”副业”了。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年代，农村劳力控制很严，随意外出打工要招来盲目流入城市——即：‘盲流’之嫌，只有自找活路。冬闲时我打过草鞋卖，我们下大屋有个堂兄叫乾哥的(朱乾山)，他搬到了离朱家冲十多里外的“杨桥镇”，做斗笠和肠衣生意，我也想将我打的草鞋卖个好价钱(五分钱一双)，就五双一捆地拿到他那里帮忙卖。再就是砍‘窑柴把子’和送‘灌筒子’(将松树去皮一米多长一根)，拉到30多里远铜官镇上去卖，一趟可换回两元多钱，买点油盐回来。有一次，我和哥哥送一车(乡下的木制独轮车)劈柴到一个草纸厂去卖(离官冲塘方向去不远)，当经过一条田埂小路时，过一个小缺口，可能是我拉车用力不好的缘故，车子翻到了田里，好不容易两人还是将一车劈柴送到草纸厂，换了几升米，高高兴兴回家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磨练的积累，我慢慢地意识到，有了劳动就有了本钱，但仍然停留在把劳动当作谋生的手段方面。于是，我有了勇气外出打工了。那是1953年冬天，我们村里有个年长的老兄叫谭觉林，他在湖北蒲析一带做蔑匠手艺，借他的人缘关系和活路信息，我和朱家铺的朱太明堂兄共一张乡镇府的身份证明，拿一根扁担一把柴刀，穿一双草鞋的出门，兴冲冲地来到湖北官塘驿火车站临近的山里砍柴卖。大伙白天上山砍柴，轮流一个人在租住的老百姓家里自己做饭吃。那时，山里的人有放火烧山的旧俗，据说是烧山养山，可以灭虫肥土，来年柴禾长的更好。实际这是不科学的。于是，我们有机遇专门去砍那烧掉树叶的硬棍子柴，一担挑去可以卖两元的好价钱。随后又在官塘驿铁路养路工区做了一段时间的临时工，也只能是自己糊口。1954年长江水利委员会中火铺开山队招工，我以壮劳力身份录用搞搬运，整天和石头打交道，早晚放炮炸山，白天碎石，小的一人挑100多斤，大的几百斤两人抬。当时武汉防汛急用石料，来了火车皮50—60吨一个车皮，通宵达旦地轮着干，从不怕苦不怕累，20岁的小伙子有的是力气。还一个月挣50多元钱，又支援了国家建设，名利双收。真正感到劳动的光荣和快乐。

还有，虽然不是自己亲身的劳动却闻到了劳动的芳香。雄哥(姐夫)在桥释、霞凝供销社工作时，只要有点什么活路能挣点钱，就关照爹爹和元尚弟去做。记得他住桥驿供销社的那栋茅屋，每年要盖茅草就让爹爹去盖，照工付给报酬。我进武汉印刷厂多年以后和亮弟在长沙铝厂一样，看到元尚弟在乡下经济困难，又有富余的劳力，便关照他在农闲时到各自的工厂做点‘包活’。纯凭他的劳动获取些微报酬。养家糊口，他居然干得那样起劲，我也一样地高兴。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分。也许是有了这种区分和生活中存在劳动创造价值有大小的缘故，从而人们对劳动产生了高低贵贱之分的看法。有人便看重脑力劳动而瞧不起体力劳动。作为以体力劳动并以此为谋生手段的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知道劳动是个好东西，心目中总是给它以”劳动光荣”、“劳动创造美好未来”的溢美之词。然而，如生活的河流总会激起浪花一样，感情落差的碰撞震撼着淳朴的心弦。那是1954年我们从中伙铺开山队出来，为了糊口我和朱太明等四人到嘉鱼农村去扮禾(帮农民打谷抢收)，每人每天需打四担谷子，每担谷从田中挑到农户家里，别人大步流星地很快到了农户家。而我个小力单，挑着谷子如牛负重，只有在半路上偷偷地歇一气，怕人家看到了被人笑话。这时感受到的是皮肉之苫，平时心目中劳动的乐趣一点也没有了。随后，我又和朱太明到了武汉码头做搬运。这门重劳动活对我是个严峻的挑战。当时码头搬运分甲乙两个等级，朱太明人高马大，参加了甲级队，每月比我乙级搬运要多拿20多元钱。当时我看到他们甲级队的活是从船上扛树筒子到岸上来，树筒子有粗细轻重，少的有100多斤一棵，碰到粗的有200多斤一根，搬运工一个接一个地跟着来，碰到了粗重的活儿谁也不得退让，我望而生畏，甘拜下风，便搞乙级队。但乙级队的搬运凭我的力气而言也不是好搞的，有一段时间来了一大船粮食，麻袋装的黄豆100多斤一袋，虽然没有轻重之分，但从早到晚一袋一袋都是那重地从船上扛到岸上来，没有一点躲闪的余地，一天下来搞得精疲力竭。同样，这时的劳动不是快乐而是厌倦了。即使如此，我始终觉得这是暂时的现象。从积极意义看，这是以后成为我职业选择的动力。促使一个出力正当时的小伙子做出了自我挑战，放弃扁担去工厂当超龄学徒的决策。

没料到将劳动扭曲成惩罚的事发生了。那是‘文革’时派性恶性膨胀，两派对立，我当时在宣传科工作，被‘下放’到车间劳动一年多时间(1967—1968年)，本是从车间出来的我回到车间搞印刷本行并不在乎，然而伤心的是这时的劳动是带有惩罚的性质，而伤了我对劳动的感情。

"文革"结束后，从1969年以后近十年时间，我在保卫科工作，碰到‘劳动改造’、‘劳动教养’劳改农场的词儿多了，也懂得了劳动受法律保护的道理，也认识到工作的政策性，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因为这是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和工作的特殊性。是要在法律范围内，用强制性的劳动去改造和挽救失足者，使之回到人民队伍中来，永远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劳动，永远享受劳动的光荣。

改革开放大政策的出台，市场经济大市场出现的今天，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流动更加活跃，已退休整整十年的我赶上了“劳务市场、“劳务输出的潮流。我到一些私人印刷厂打了几年工，又尝到了劳动中的新鲜滋味。因为这时我每月有5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有了基本保证。这时在武汉打工也好，住古山开地种菜也罢，包括修桌椅、补胶鞋、扎拖把，洗衣服做饭等举手之劳的活动，自是充实休闲时间，强身健体为目的。

诚然，时光的流逝，劳动汗水的洗刷，改变了人的容颜，不觉我己入古稀之年，但快乐伴我劳动，劳动伴我快乐总是改变不了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