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名人”，许多穷人有事就来找我，把我看作了不起的“作家”，请我写文章或帮忙，还把我的手机号码抄给不少人；我是“快枪手”，经十多年辗转奔波，业余笔耕，累计五年竟写出二百余万字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通讯等，多次获各级各类大奖，电视、报刊报道过我十多次……

为圆梦儿走南方

1970年，我出生在湘中新化县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少年时曾做过许许多多出人头地的梦，而最大的梦想是做记者、当作家。我的作文写得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我的表伯父李锦辉，是湖南有名的儿童诗人，出版过《花蝴蝶》等三部诗集，当年的全国十大校园诗人之一的马萧萧，现供职于《文艺生活》杂志社的曾冬和我是李老师当年的三个得意门生。

1991年的“黑色七月”，我在新化十中参加摸底考试，得了全班第一名，但高考时大大失利，竟差180多分上线。父亲为了供我复读，把没成年的妹妹扶向云嫁给湘潭县乌石镇的刘后龙，用一部分嫁妆钱给我交学费，翌年冲刺大学，还差60多分跨进校门。

1993年正月15，我跟表爷爷花135元乘长途汽车到广州，再乘中巴到东莞的厚街镇。刚下车，睡眼惺忪的打工者立刻精神抖擞，争先恐后往外涌，好像站台上撒满了花花绿绿的钞票。一路上，如诗如画的都市风光让我神往，让我神迷，我宛如走进一个又一个神话世界。

后来，我跟表爷爷穿过一条小巷，来到一个池塘边，一阵阵恶臭的风迎面扑来，胃里闹革命似的好一阵翻腾。原来池塘里漂浮着数以万计的死鱼腐鱼，在晌午的阳光下反射出惨白的光芒。池塘的另一边是个巨大的垃圾堆，表爷爷就住在垃圾堆旁的一个牛毛毡棚子里，给建筑包头肥佬看材料。表爷爷把我领进四周布满狗屎的家暂且安身。这一段时间，我每天早出晚归找工作，却总是拖着疲惫的身躯无奈地返回这“狗窝”。身上早无分文，生活完全没有着落。没有饱饭吃，连觉也睡不好。我不由想起一段笑话：一个皇帝正在吃着大鱼大肉，一位侍医前来报告：某地大饥，人们被饿死的不少。皇帝起先是惊讶，后来大笑：他们没有饭吃，鱼和肉也可充饥，怎么会饿死呢？我想到此，从床上爬起来，对表爷爷耳语了几句。

当地的狗很多，许多狗老得身上没几处毛了，露出铅色的皮肤；有的狗耳朵老掉了一只，有的狗尾巴老掉了一节；有的狗病得不轻，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半天移不了几丈远……表爷爷告诉我，当地人爱喂狗，不吃狗肉，他们信迷信，奉狗为神，从来不杀生，任其老死，再悄悄埋葬。表爷爷有两回盯上了埋死狗的老百姓，等他们一走，就把死狗挖出来，剥掉皮，砍下大块的狗肉，煮熟，然后炸着吃。我一餐吃了两斤多，再喝几杯浓茶水，这样一来，我的身体越来越强壮，后来淋了几十次大雨，都没有生过感冒。

生命元素是锅巴

我端着高中毕业证和几份发表了的散文、诗歌的报刊找工作，不料屡屡碰壁，转眼过去了半月，口袋里只剩两元钱了，我只好去码头给拖拉机装沙石或红砖，装一车要三四个小时，才3元钱，一天装三车，赚9元钱，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痛。问题是抢着装卸的人太多了，我有时抢不到活干，就只好去拾垃圾。

捡破烂是迫不得已才能做的事。一个大男人背着脏兮兮的蛇皮袋，光人们那异样的眼神就教人受不了。有的还故意出言嘲笑，甚至把我当小偷来防范。南方的太阳很毒辣，在炎炎烈日下，走街过巷，就像一个为了生存的小老鼠。我一切都咬牙忍住了，每天不知跑多少路，人似乎累死了，一进那小“狗窝”就只想往床上躺。可是自小就做着的文学梦，将我硬撑了起来，用一块砖头坐着，借着昏暗的灯光，在床上铺开捡来的皱皱巴巴的纸，一鼓作气写了起来。就这样，每晚至少坚持写三个小时，有时灵感来了，感受太多，便一口气写下去了。有时写到大天亮，人家吃早餐了，我还在写，人家饭吃完了，我便只有干瞪着眼挨饿。

有一天，我捡破烂卖了11元钱，回到棚子里如饥似渴地读着《爱情•婚姻•家庭》，不知不觉夜幕降临了，我站起身，收好书，匆匆去混熟的快餐店吃饭。浙江老板的儿子说：“扶老师，没饭了，只剩点锅巴，另去找快餐店吧。”我忧伤地说：“锅巴？我不介意，锅巴也是饭，可以吃的。”浙江仔说：“只收你五角钱，委屈你了，扶老师，让你吃个够，你自己去装饭吧。”浙江仔读过我的诗和散文，时常向我请教如何向女友写情书。我心里暗自高兴，用一点点小白菜汤骗下了三大碗香喷喷的锅巴。因为有的是时间，我细嚼慢咽，感到嚼成糊的锅巴还甜丝丝呢！

回家途中，肚子不再空虚，偶尔看见一只小鸟在树梢跳跃盼顾，抖动着漂亮的羽毛冲我叫了那么几声，好像在向我问好，让我好一阵感动……我呼吸的空气好像特别清新，感觉到生活充满了阳光，前途充满了希望。我为了生存下来，为了作家梦，不得不去吃苦耐劳，不得不去经历九磨十难。如此走过来的人儿对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感动，感动是一种崇高的养分，如同甘美的锅巴，给我生命元素的锅巴。感动是一种精神的食粮，我始终是一个受益不尽的咀嚼者，咀嚼锅巴的精华渐渐长胖、长壮，享受智慧的薰陶和激情的洗礼。

从此，我常常去快餐店，为的是多吃两三碗不收费的喷香的、给我勇气给我力量的锅巴，也为了多盛几匙没有菜叶的青汤。另外，快餐店免费供应紫菜煮的油渣汤，许多打工者喝汤，不盛或少盛油渣，而我专挑油渣装，吃下那些软绵绵油腻腻的东西，胃的排空时间延长……一个月后，我以前宽松的裤头变得紧巴巴的了。

生日的见面礼：耳光

那些苦不堪言的日子，我每天靠一餐粥一餐饭来安抚肠胃的造反。6月28日是我的生日，我无法忘记我在异乡过的一个特殊的生日。那一天，一个司机喊我去用人力抽三大桶汽油，挣了9元钱。我高兴地买点青菜往回走，碰到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要查看身份证，我鬼使神差地摸出身份证给他俩看。他俩看后收下我的身份证，要我跟他俩去公安局一趟。我想要回身份证，他俩不但不退，而且甩过来重重的一巴掌，亏我眼疾，头闪得快，对方的手指拍在扬起的头发上……我还没有回过神来，那两个“公安”发动了车，一溜烟跑了。我去当地的公安分局派出所询问过，他们根本就没有拿我的身份证。有人告诉我，有些人扮成公安，查看打工仔的身份证，然后抢走，拿去卖钱……

好戏还在后头。晚上，我刚刚写完《生日的见面礼：耳光》一文，联防队员风风火火来敲门查夜，我因没办暂住证被带走了，关在派出所的大房子里，男男女女几十个人挤在一起。下半夜，我蜷在墙角走进了梦乡，梦见自己走进了日思夜想的家门，依偎在爱妻的怀里，她在一口一口地给我喂鸡蛋，孩子在婴儿床上睡得正香……醒来，我发现一个打工妹斜斜地用背靠着我的背，正在梦呓着喊远隔千山万水的妈妈……

差点见马克思去了

后来，我和表爷爷住的棚子新住进两个四川人，三个河南佬。开初，我们和睦相处，不久就发生磨擦，他们不借锅给我们烧开水，却常常用我们的牙膏、食盐、猪油，而我们用他们的，他们便骂……这个烂棚子以前住过安徽佬、江西老表、陕西老乡、延边自治州的“阿妈妮”，这间小小的牛毛毡棚子活脱脱是一个“联合省的省会”。

一天晚上，暴风骤雨，棚顶被台风搬了家，我和表爷爷及两个四川人抱着席子被子衣服往人家的洗手间躲，表爷爷把洗手间门口的一把旧竹椅搬进去，把被子衣服等家伙统统叠在椅子上，我们就这样成圆地站在椅子四周，用背或肩或胸脯支撑着那座衣物的小山，在臭气冲天中熬了大半夜。那三个河南佬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一个月后，我同表爷爷搬进了一个又高又大的新牛毛毡棚子，棚子里成排成排地放着水泥、墙地砖、马塞克、大理石板材等。我们的床安在一角。一夜，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棚子倒了，我们的脸盆、水桶、锅子和竹床被压个稀巴烂，命里注定我们还死不了。

那一夜奇热，睡在竹床上好像睡在火苗上一样。表爷爷搬出六块大理石板，铺在过道的平平的地面上，拉着我躺到冰凉冰凉的大理石石板上，舒服极了……我们没想到，这个酷热的晚上会下大雨，万万没想到，狂风会把大棚子吹倒。棚顶的竹竿倒下后，一端架在水泥上，一端架在墙地砖上，留下的空间正好是我和表爷爷的睡处。至今，我还胆颤心惊地对朋友说：“那一夜，搭帮表爷爷喊我去睡大理石床。不然的话，我可能见马克思去了。”

午夜车站睹扒子

半年来，我一边在工地上做小工，一边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完成了一部十五万余字的武侠小说《金钱帮》，然后抄老板的鱿鱼，利用一个月时间，不分白天黑夜写作，又完成一部十八万字的《桃花行动》，然后修改、抄撰成册。我背着呕心沥血写成的书稿，搭汽车去广州花城出版社联系出版，那天正好是星期六，要找的杨光治先生出差去了，莫少云老师接待了我，我们粗略谈了一会儿。下班时间到了，他嘱我找家旅社住下，下周一来出版社与杨先生洽谈。

我手里只有七十多元钱，住不起旅社，星期六晚上打算在火车站蹲一夜。午夜零时许，车站保安用电棒无情地把旅客赶出候车室，旅客排山倒海般你挤着我，我挤着他，他挤着你，挤进处处坐着人躺着人及行李的车站广场。我挤了好久才找到一个避风的角落，铺上几张《羊城晚报》和《深圳特区报》，加上一身衣服，想假寐一夜。那一夜，我沉沉地睡了三四个小时，被背靠背的四川佬的梦话弄醒，正在这时，六条黑影在悄悄地摸横七竖八躺着的旅客之口袋，有个人竟大胆地把一对相拥相抱的夫妻扳开，然后掏他们的口袋，他们睡死了，竟一无所知。

这时，我心里激烈地斗争起来。我生平最恨的是这些损人利己之辈，因为他们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享受，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他们绝不会去想，在火车站睡地铺的人，经济本来是何等拮据，他们若被掏光了，处境不是更艰难吗？想到此，我激起一股义愤，猛然喝道：“住手！”

对方六人先是一惊，然后威胁道：“你多管闲事，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我站了起来：“你们这样做，太没天良了……！”我的声音越来越大，那六人只好悻悻地走了。然而，当我第二天经过偏僻小巷时，遭到了这六个人的洗劫，我身上的七十多元钱都被抢光，而且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名片救命堪称奇

真是祸不单行。翌日晚上，我灵机一动，何不去睡睡宾馆停车场的小轿车？我付诸行动，找了三家停车场才寻到一辆小车没锁门，我轻轻打开门，把旅行袋放进去，躺在软绵绵的坐椅上大睡特睡起来，直到第二天太阳晒屁股了才爬起来，背着袋子，衣衫不整地走出大门。

年底回家，我没买到火车票。晚上，我想起半年前睡过小轿车，美极了，于是又大模大样地走进停车场，悄悄地观察有无关紧门的小车……一辆没关拖厢后门的小车映入眼帘，我的心欢喜极了，连忙钻进去，摊好报纸和衣服，睡在上面。大约十分钟后，保安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后门口，吆喝着叫我起来走。

找不到睡觉的地方，我只好去不夜的街道上徘徊，打发寂寞难过的时光。突然，一个长发披肩的混混拦着我说：“有钱吗？”

他脱口说出：“有钱。”我知道若说没钱，肯定会挨一顿暴打，说不上会挨一刀。

长头发感到惊奇诧异，顿了顿说：“有多少？”

我答非所问：“我是报社的记者，杂志社的通讯员……”一边说一边掏出采访证、通讯员证递过去。我信口说东莞市公安局的王局长是我的表哥，前几天还到过他那儿玩呢……并从上衣的小袋里掏出一叠人家送的、或在东莞厚街镇新房路拆房子时捡的名片，我迅速找到那张局长的名片，高兴地交给长头发。

长头发把证件和名片分别发给走过来的两个小混混。他们三个叽哩咕嘟一阵，不但没要我的钱，反而把证件和名片退给了我，还拍着我的肩膀嘱我走好。

他们走了，我也走了。走了好远，我的心儿还在嗓子眼上跳个不停……在人家的床底下捡的一张名片居然救了我一命！可喜！可贺！

回归故土为民呼

1994年初，在广东卖了一年苦力后，我被一张小小的车票喂给了“广州-成都”的铁龙。回归故土，我勤勤恳恳种过一年菜卖，扎扎实实代过两年课，连续不断挑过五年货郎担，行程八万里，至少有1000天没吃中饭，早晨8点钟出门，到晚上8点进屋，发生在货郎担子里的故事足足可以写一个长篇。

工作是那么辛苦，可我还要拼命挤时间来读书写作，每年发表十多二十篇诗文。2002年，我跑到县城，租几间房子，办起了业余培训学校——向阳文学艺术院。两年来，我教的曹栋等三名学生获省级作文竞赛两金一银奖项。

现在，有不少人将文学当作敲门砖与泄欲工具，别出心裁，狂热地种植自恋自大的昙花时，我仍以痴迷的眼神、极速的心跳，拜读着故乡的土地，同情、关爱父老乡亲的生存状态，倾吐着感恩、渴望与眷恋的情思。

2002年初，我把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过的残疾朋友杨中山的故事，写成一封求援信——《瞧这一家不幸人》，寄给《爱情婚姻家庭》的姊妹刊《真情》杂志社王恒绩先生，发表于当年10月号第59页。年底，武汉市水果湖张亮宇先生寄来了四百元钱，后来，又有几位好心人寄来了捐款，给杨中山一家雪中送炭。

2003年8月14日黄昏，杨中山想去洗澡，刚跨出门槛就重重地摔倒了，扑翻一锅沸腾的猪脚汤，烫成重伤，因无钱治疗，伤势加重，全身发烧，局部剧痛。我接到他女儿打过来的电话，立即走5公里崎岖不平的山路，大汗淋漓地去看杨中山，带去了准备为孩子缴学费的500元钱……经过几个医生只收药费的治疗，杨中山从死神的手里挣脱出来，虽然烫伤好了，但他永远也走不出家门了……

我用那微薄的稿费资助过几名贫困儿童上学，为好几个残疾人写过报道并发表了，有不少好心人纷纷寄来捐款，资助他们度过难关……发生在我身上的爱心故事还有许多。

到今年为止，我自费出版了《潇洒江湖》、《大汉情怀》、《星星草》、《梅山故事精选》等七本著作，我的散文集《等缘》、长篇小说《彭大将军》等在两年内即可推出。我撰写的电视散文《庄稼人》，2000年获省级一等奖和国家级三等奖，这是唯一一篇由县级电视台拍摄的作品，也是唯一一篇由一个农民作者写的作品。后来，我的散文《灯下读宋词》、《拜读梅山》、《拜读农民》和报告文学《大汉情怀》、《写在乌金上的诗篇》、《俯首甘为电黄牛》等作品，多次获国家级、省级一、二、三等奖。特别是这两年，我五次走进人民大会堂，从国家领导人手中领回“中国世纪大采风”散文金奖、银奖、报告文学一等奖和特等奖。

本文已被编辑[文若书]于2007-2-9 12:45:18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