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高呼“爱国”口号最响亮的国家，也是一个对“卖国贼”惩罚最严厉的国家。按常规逻辑中国人应该拥有人类世界最高的爱国热忱和勇于为国牺牲的壮志，可实际情况却与宣传的相去甚远。

甲午中日战争末期，驻守刘公岛的北洋舰队居然出现集体威逼主帅向日本投降的丑剧，还拒绝按海军投降的惯例凿沉剩余舰只，把军舰供手送给日本人。在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来远”和“威远”两舰舰长居然上岸嫖妓去了，结果两舰当晚被日军敢死队偷袭击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汉奸军团破世界记录！在前面打头阵和在后面贡献残害中国人毒计的大多是中国人！没有当汉奸的军队临阵脱逃者也比比皆是，最辛辣的“国耻”是日军127个骑兵进入热河省时，用重炮和机枪装备起来的中国军团闻风丧胆，开始了人类世界空前绝后的逃跑竞赛，结果居然让127个日本骑兵占领了热河省会。

…………

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可以用“雷声大雨点小”来概括。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国家没有对公民切实负起责任外；国民的爱国主义感情存在很多误区，形形色色的“伪爱国主义”甚嚣尘上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误区之一：对外强硬就是爱国。

在当今世界，国与国之前的磨擦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在国际磨擦上总喜欢保持强硬的姿态，因为对外强硬在绝大多数国人心中被视为“爱国”的表现。这是中国人“爱国主义”的最大误区！如果磨擦冲突方对我们确有不可调和的敌意，我方的礼让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并招致对方得寸进尺，且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战胜对方时，对外强硬也许是爱国的；但当我们和磨擦冲突方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的原因属于误会、价值观不一致或误中第三方挑拨离间计，且对方力量比我们强大或势均力敌，强硬会付出更大代价时，对外强硬就很难称得上是“爱国”行为了。

如果对外强硬等于爱国，萨达姆就应该是伊拉克的民族英雄了。萨达姆对美国够强硬的，连餐馆和商店的门口地面砖上也要画上美国总统的头像供进出人千百次地践踏，可萨达姆对美强硬的代价是什么？在紧要关头他用生命捍卫伊拉克了吗？萨达姆是民族英雄吗？不是！绝大多数伊拉克人不但不承认他是民族英雄；还把他当成残害伊拉克人的凶手处以绞刑！萨达姆“强硬爱国”的成果就是在他执政期间，伊拉克公民的人均收入下降了十倍！三十多万无辜伊拉克人惨遭屠杀，社会精英差不多被屠杀磬尽，别忘了这个国家只有区区两千万人。他信任并重用的“共和国卫队”和“萨达姆敢死队”在美军入侵时全部临阵脱逃，权贵人物则逃得更快。

当我们与别人合伙做生意时，如果我们的合作伙伴稍不顺心就浑身长刺咄咄逼人，你还会与他继续合作下去吗？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非战争时期大多是生意伙伴，生意讲求“和气生财”“求大同存小异”。只要合作下去对我们有利，就大可不必因为文化或价值观的原因大动肝火。就算对方真个是我们的敌人，“强硬”也不见得是战胜敌人的有效武器。当我方力量处于明显的劣势时，强硬对国家甚至是有害的；韬光养晦才是战胜强敌的上乘国策。三国时期陆逊击败力量比他大十倍的关羽集团就是先装孙子，然后在对方丧失警惕时发动出其不意的突袭。战无不胜的关羽对东吴骄横强硬动辄骂娘的代价则是“走麦城”阴沟里翻船。

对外盲目强硬有时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当心平气和的情况下可以化解纠分时，如果我们摆出一幅盛气凌人的开仗架式，对方就会认为我们不可理喻，是“无赖”！一旦形成这样的印象，对方要么中断与我们的合作，把我们从“双赢”的生意圈中排挤出去；要么把我们划到敌人那一边。

中国是一个做梦都想找到“盛唐”感觉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民族振兴的宏图壮志，就得谋求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敌人应该越少越好，尤其是不能在赌气的冲动下招惹“文明的强敌”！

我们大可不必当自己的力量还只能算只“兔子”时，就因为狮子在远方作了一个不友好的表情而冲上去煽对方一个耳光。

义和团式的“伪爱国主义”曾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义和团虽然已成为历史，但义和团式的思维仍深深植根于部分中国人的心底。今天中国人虽不会干出向所有与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那样的荒唐事，但动不动就和没有敌意的文明国家较劲且高呼打倒或口诛笔伐者则比比皆是

误区之二：不承认敌人的优势；放大敌人的劣势。

上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自诩为“天朝大国”的中国人丢尽了脸面，拥有四万万国民和一千三百万平公里庞大国土的中华帝国居然被来自面积只有中国五十分之一的两千五百个红胡子洋人在自家庭院里打得落花流水，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根据“胜者英雄败者贼”的中国逻辑，这些“洋人”在中国人心目中应该是“英雄盖世”了。可事实不是这样，战败者对战胜者居然满脸的不屑和打心眼里瞧不起，依旧称英国人为没开化的“夷狄”。中国人认定英国人取胜的原因是一时饶幸，英国人并不具备胜利的基础；虽然眼下胜利了，但招惹天朝大国这样的“强敌”迟早有一天会“吃不了兜着走”。中国虽然一时受挫，但胜败乃兵家常事，中国对英国依旧拥有压倒性优势，要不了多久就会打上英伦三岛报那一箭之仇……

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中国人看洋人哪里都不顺眼，洋人在中国人眼中根本就不能算人，尤其是洋人的长相更让中国式“帅哥猛男”找到了优越感。“象狮毛一样的红头发，象鬼火一样的蓝眼睛，象死人面一样的苍白皮肤，象高脚鬼一样的长腿，象野人一样的胸毛和腿毛，象鹰隼一样的鹰勾鼻子……”就是中国人对洋人的普遍印象；所以洋人在中国人眼里是不堪入目的。真实情况是：那时剃掉半边头发，背后拖着一条猪尾巴式的长鞭子，穿着长袍马褂的清帝国男人在国际上才是最最不堪入目的。

除了看不上洋人的长相外，洋人的饮食习惯也被中国人大加鞑伐，一个以牛羊奶为主食的民族在中国人心中与禽兽无异，目无祖先无父无君。就连洋人武器方面的明显优势“船坚炮利”也被“爱国”的中国人攻击为“奇技淫巧”……总之洋人没有一样东西让中国人瞧得起！

但洋人却打败了中国人？

整个十九世纪，中国人丑化洋人被视为“爱国”的表现，凡是承认洋人优势同时勇敢正视自身劣势的志士仁人通通被斥为“崇洋媚外”的“汉奸卖国贼”？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驻英公使郭嵩涛，这个十九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和真正的“民族英雄”，在英国当大使期间，不象绝大多数驻外公使一样沉溺于看希奇享乐混日子，而是怀着对国家民族巨大的责任心，潜心研究英国在近代强大的秘诀，同时对中华民族的落后原因进行勇敢而深刻的反省。他把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思维成果”写成文字定期寄回自己的祖国，供总理衙门的决策层参考。下面是他寄给总理衙门的一则文字：

“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辽金崛起的情形，绝不相同。……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但它们所以富强，自有原因。……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岂有人民穷困不堪，而国家能富强之理。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跟人民无关。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患祸乱。这时轻率的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船坚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如此真知灼见！如此开阔的胸襟！如此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却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视为崇洋媚外的“卖国贼”，失去了驻外公使的资格，官越当越小，悲愤伤心之余辞职回乡，失去了忧国忧民的资格，在民间老死一生。

郭嵩涛的悲剧结局，最大的损失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而不是他自己！

误区之三：站在远方斗狠；在自家庭院里骂娘。

人类最安全表现“勇敢”的方式就是当力量占优势的竞争对手走得很远时，在围观的众人面前作义愤填膺状，用对方听不见的声音挑战斗狠；或回到家里关上房门当着自家人的面抗议骂娘。我的童年时期是在农村度过的，村里有一个怯懦无聊但又不知天高地厚的下三滥，每次招惹是非都被对手打得爬在地下叩头，边认错边煽自己的耳光。等到打他的那个人走远时，此君的“英雄气概”就活灵活现了，一方面大骂对方不讲理仗势欺人；一方面扬言要报仇雪恨“走着瞧”，让对手在“不远的将来”付出“血的代价”……

前文中的那种“勇敢”行为不但与真正意义上的勇敢无缘，相反是一种根深蒂固且无可救药的自卑和怯懦。

鲁迅《阿q正传》对此类人物的面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画。

可“阿q”却是部分中国人人性的生动写照？！

部分国民的爱国行为在很多场合与“阿q式爱国主义”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本来应该说给“敌人”听的话，偏要在自家人面前慷慨激昂。国民的爱国行为若表现为阿q式，那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悲哀。

误区之四：对没有反抗力的对手大摆威风。

人类最安全表现“忠贞”和“爱国”的方式则是“对失去反抗力的对手大摆威风”。

南宋时期，绝大多数出使金帝国的宋朝使节在女真人面前诚惶诚恐，生怕一不小心得罪女真人招来杀身之祸，一点民族气节也没有。因为“站对了队”的原因，金帝国比宋帝国早一天灭亡，宋帝国还成了象征性的“战胜国”，金帝国的副宰相张天纲成了宋帝国的俘虏，被押往宋帝国的首都临安接受“审判”。面对这个昔日让自己受尽屈辱但现在失去了牙齿的“强敌”，满朝官员争先恐后冲上前去侮辱痛骂张天纲，借此表演自己的忠贞爱国。临安市长薛琼尤为慷慨激昂，他一口老痰吐在张天纲的脸上，然后用气得发颤的声音质问（此公是当演员的料）：“你有什么脸面到此？”张天纲的反应则很平静，他轻轻地抹去脸上的唾沫，一字一顿的说：“敝国之亡，比你们贵国的两位皇帝如何？”失败者身上反而表现出真正的民族气节，难怪女真人在宋人面前永远是胜利者。

薛琼式的“爱国行为”在今天的部分中国人身上依旧存在着。2003年“西北大学事件”，一名日籍男教师和三名日本留学生表演有“侮辱中国人嫌疑”的节目，部分中国学生义愤填膺，群体涌上留学生楼，把力量处于绝对劣势的日本学生痛打一顿，个个绽放出爱国的豪壮表情……

如果我是中国学生，非要用武力向日本学生讨回尊严，那么我会选择“单挑”，选中一个日本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决斗，以证明中国人不是“猪”，就算被对手打败了一样是“英雄”。中国人是日本人的10倍,“一对一”取胜说明我们对日有必胜的把握；失败了也不等于中国人整体上失败，但让日本人看到中国人有“血性”。“众对一”的群殴虽然有绝对的安全性和必胜的把握，可那能算“胜利”吗？会证明自己比日本人“强大”吗？

近几年中国人在海外“不文明”的行为曾引起国际上的惊呼，可你听说过哪个文明国家的公民群殴中国人没有？

海湾战争后，萨达姆在真正的美国人面前象没有中气的懦夫，但在国内却很勇于对“美国人画像”抖威风。此公居然在每家商场和酒店大门口的地面砖上画上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头像，供出出进进的伊位克人践踏侮辱。一幅画像是没有反抗力的，在画像上摆威风确然是最安全不过的“爱国”表演。深受愚民政策之害的伊拉克人真个认为萨达姆是反美斗士，等他们看到萨达姆被俘的丑态时大惑不解，抱怨他们的“总统”为何不“英勇”反抗呢？我则很能理解萨达姆当俘虏时表现的怯懦。

对没有反抗力的对手大摆威风不但称不上“爱国行为”，咋看上去还有虚伪的“做秀”成分。爱国与做秀是背道而驰的，好“做秀”者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地“爱国”！

误区之五：盲目抵制外国商品。

上世纪的中国，发生过多次抵制外国商品的运动。抵制外国商品在特定历史时期无疑有一定的“爱国”意义，但此项运动如果流于盲目和形式效果就适得其反。中国人最狂热的是抵制日货，从上世纪00年代一直抵制到今天，可抵制的结果并没有妨碍日本成为工业大国和经济大国；中国的民族工业也没有因此取得革命性的进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互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双赢”的结局。盲目抵制外国商品，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等于是把自己关在世界文明大潮之外，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一个理性的国家，不但要与友好国家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就是敌国也一样要进行必需的商品贸易，有时与敌国断绝经济往来比在硝烟下继续和对方做生意危害更大。这里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敌对的双方一个是纺织业发达的工业国；一个是盛产棉花的发展国，发展国的棉花平时主要销往工业国，所需的纺织品也主要由工业国提供，因为两国距离最近且工业国棉花出价最高。假设现在两国成为敌国，发展国为了打击工业国的经济，不再购买工业国的纺织品，工业国作为报复只好绕道去更远的产棉国购买棉花。工业国进口棉花的成本增大了，经济确然受到影响，但产棉国的棉花卖不出去，既无工业国那样的国际视野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又无技术自己加工成衣服，堆在家中与废品没什么区别，蒙受的损失说不准比敌国更大。

抵制敌国商品如果能沉重地打击对方的经济同时自己蒙受比对方小得多的损失，抵制外货无疑是一种爱国的举措。如果抵制敌国商品的后果是自己蒙受比对方更大的损失，那么抑制外货就与“爱国”背道而驰了。

中国历次抵制外国商品的运动并没打击到对方经济的要害；中国的经济也没因此占到实质性的便宜。如果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抵制外货还有部分进步意义的话，新世纪的抵制外货运动则更多流于盲动或对国际经济的无知。

抵制外货的前提是本国工业竞争力不足但拥有昂扬向上的经济活力，保护国内市场有助于本国工业取得革命性的进展，尤其是有助于提高本国工业品的质量。今天的中国经济很难说是昂扬向上的，中国人造假的热情热火朝天，没有外国商品的竞争，国内市场说不准会充斥更多的假冒伪劣产品。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占领了部分中国商品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则刺激中国工业提高技术层面和管理水平。如果把握得好，后一种作用会抵消前一种作用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进口的外国商品来学习对方的技术，进而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使自己的商品达到国际水准并反过来占领对方的市场。日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最初出口到美国的衬衣都摆在1美元一件的廉价商品柜里；可美国进入日本市场的衬衣每件标价都在10美元以上。日本人认真研究了美国衬衣的制造技术，改进制造衬衣的工艺，没过多久日本出口到美国的衬衣全摆到了10美元以上的精品柜里。中国二十年前出口到美国的衬衣也摆在售价1美元的廉价商品柜里；二十年后的衬衣依旧卖1美元一件！日本人没有抵制外货；中国人却经常高呼要抵制外货。

抵制外国商品运动并非一无是处，如果把握得好一样有爱国的进步意义，关键是要防止流于盲目的状态。比如外国的奢侈品就应该抵制，因为中国富人对奢侈品的愚蠢热情是中华民族的最大耻辱，这种热情一旦被某个别有用心的敌国加以利用，用潮水般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奢侈品来毁灭中国人的品格和气节，我们的民族就从根子上腐烂了。中国人抵制日货的讽刺性结局是：日本的尖端科技产品没有引进来；可官员却热衷于购买日本产的豪华小轿车。

误区之六：谩骂诋毁口出狂言；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

近几年中日摩擦不断升级，中日在许多问题上的矛盾不可调和，中日矛盾已成为国际关系上的主要矛盾。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笔者青年时期就不止一次地梦想某一天能远征日本来次“东京大屠杀”。中国人战胜日本的情结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但期望战胜日本是一回事；如何才能战胜日本则是另外一回事。令人痛心的是：目前中国人战胜日本的手段更多停留于谩骂和诅咒，很少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近几年经常看到网上喷青把“强j*小日本”“操日本妹”等不卫生的字眼作为自己的网名，同时也作为自己“爱国”的标帜。如果谩骂诅咒等于“爱国”，被文明遗忘的偏远乡村破口骂街的泼妇就应该最具备“爱国”的能耐了。

用花样翻新的脏话谩骂诅咒敌国不但于爱国无任何补益，相反是“害国”的行为。因为谩骂诅咒削弱了爱国的力量，一方面国民把精力用在对敌人毫无杀伤力的谩骂诅咒上，没有精力和热情从事战胜敌人的实际行动；另一方面提高了敌人的警觉，刺激敌人励精图治，增加了战胜敌人的困难。

2003年日本珠海卖春事件发生后，我的一位同事在办公室报纸上看到这则新闻，当即作义愤填膺状，用所有能想出的脏字破口大骂日本人禽兽不如，自不量力，抱怨政府为何不对日本开战，十三亿中国人开到日本一个月就能把这个撮尔小国“吃空”；还扬言要打到日本去强j*一百名日本妹作为报复……此公骂得正起劲时，手机铃声响了，是麻将馆老板打来的，放下电话后把当天要干的工作往我面前一推，连班也不上就一阵风似地去麻将馆赶场去了。

如果上班时间去麻将馆赌博能打败小日本的话，此公到不失为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可我从未听说过靠全民赌博能打败一个强大的国家，也许我是过于孤陋寡闻寡闻吧！

前两年特关注巴以冲突，经常看到新闻图片中巴勒斯坦“爱国”青年整天站在巴以边界向过往的以色列军车投掷石块，可从未看到以色列青年采取类似的“爱国”行动，心中蓦然明白巴勒斯坦因何不是以色列的对手，不但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就算巴勒斯坦人比以色列人多出十倍也一样不是！除非那些投石块的青年停止那些无聊的“爱国行动”，回到工厂或实验室做切切实实的工作来强大自己的国家。

让我们从形形色色的“伪爱国主义”的误区中走出来，用切切实实的行动来振兴我们的民族吧！

二00七年二月五日

本文已被编辑[文若书]于2007-2-7 17:53:46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