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现今世界上唯一硕果仅存的古典文化。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作为中国人自豪和骄傲的了。但正如老子所说，祸福相依，有利必有弊，这令我们骄傲自豪的东西，在很多时候会成为我们沉重的包袱，束缚并阻碍着我们文化的革新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里，束缚并阻碍文化更新和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可能要算数千年的文化思维模式了。这种模式经过数千的苦心培育，已经变成了一种深入灵魂和骨髓里的习惯，是极难根除的。即使把其外在形式给改变了，可其实质仍然会在人们的灵魂深处自动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现在，我就一些常见的习惯做简单的分析。观点并不见得正确，只意在和大家探讨。

一，重考证，轻论断。这种思维模式，使人们的思想容易陷入那些旧的观念里打转，难于创新，也难接受新的东西。直至现在，许多人在做学问时，还都是论而不断。论而不断，简直是不如不论。

中国文化，有两大特点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是从孔子开始，并在后来不断发扬光大的考证型研究；一是统治者的大一统思想的禁锢。并且，这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使效果达到登峰造极的绝境。

孔子考证《诗经》等，从而开创了重论据的考证型研究方式。他的这一考证型研究方式一直被后人继承并不断推向完善。后来的科举考试，更是将这一思维方式变成人们唯一的思考和写作手段。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人们写文章，都得引经据典，任何东西，都得有据可查可考。否则，就被称之为杜撰。杜撰的东西，就是荒谬的，可笑的。

这种考证式的思维模式，本来就足够限制人们的思维空间了，再加上大一统思想的再一层限制，中国人的思维就更是雪上加霜，就钻进一个尖尖的小牛角里兜起圈圈来。最后转着转着，大家全都转的迷糊混乱起来了。

重考证的思维模式和大一统的思想限制，这对保存中华文化的延续性和完整性，曾经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是每个中国人的思想永远在一个规定的圈圈里转悠，绝对不敢越雷池半步的。于是，新的思想和观念就很难产生，外来的思想观念也很难进来。圈子里的东西就很安然地得以保持正统的完整和纯粹。

因为任何东西，都必得有据可考可查，新的东西就难被人接受，这就使中国的任何改革都陷于艰难。所以，中国的改良和变革，往往比暴动还困难。

有时，虽然也会引进一些外来的东西，可引进后，人们仍然会用考证型的思维习惯，想法让那些新的东西适应旧的、有据可考的老东西。最后不是让新东西改变旧东西，而是让旧东西改变了新东西。致使新东西完全失去其新的意义，和旧东西混为一谈，最终也变成旧东西而失去其本来的效用了。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了。中国的文化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含。无论什么先进的思想和观念，都能在中国文化里找到影子，可就是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二，崇尚面子，忽略实质。导致了全社会的浮夸和虚伪，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矛盾处处都是。

重证据和重考证，直接导致另一大弊端，就是最后流于表面化，而不注重内容和实质。这体现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祸患无穷。

（1）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习惯渗透到人的性格里，就演变成了虚伪。搀杂到人与人的交往中，就产生了繁文缛节的礼节和客套。总之，就是极力追求外表上的和谐、合理和好看，从不注重这些表面掩盖着的后面到底有些什么。也许，对好看表层后面的虚伪和空洞都心知肚明，但没人会去在意的。这样一来，圆滑世故，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人为人处事的最高准则和最高境界了。

（2）表现在政治和官场上，那就更是五花八门了。我们可以先抛开现在各处流行的面子工程和面子政绩不谈，那都只是爱面子的表皮而已，不足挂齿的。在中国，你可以伤别人的心，也可以伤人家的财，唯一的是你不能伤了人家的面子。给人面子，是最令人感动的事了。于是乎，在法律制度和面子之间，就会出现严重的对抗。因为要互相给面子，那么就不得不为了面子，而践踏法律制度等。

更厉害的还在于面子制度，面子理想等等的危害。因为，我们的思维是重考证的，那么，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有据可查了，一切都是无可争议的了。这一点，已经被运用得炉火纯青，得心应手了。例如，当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已经被写得到处都是，这就是可查之据了，于是当官的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要廉政勤政，这也是有文件和电台报纸规定了的，也是可查之据了，于是，当官也都是廉政勤政的了。如果你要说当官的没有为人民服务，没有廉政勤政，那是无据可查的，实属荒谬臆测而已。考证型思维，让事情变得很直露和简单起来。任何东西，只要在表面上胡弄过去就很完美了。这些习惯，也是中国奸臣不断，小人不尽，贪官不绝的思维基础。

（3）表现在思想文化上，则表现为空洞的形式主义。考证模式和大一统的禁锢，使思想在狭小空间里渐趋固定僵化和虚幻后，人们只好将激情和精力花费在外在语言的精雕细琢上。最典型的例子是贾岛在推敲两字上的煞费苦心。这种精雕细琢，使中国语言达到最完美的最深奥境界。

我们总是为我们的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而骄傲，而自豪。但是，只要我们放下面子和架子，平心静气地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思想文化真的就那么博大精深了么。源远流长，这是客观的事实，不必多说。它只能在古老的基础上有些见多识广而已。它几乎是无所不知，又无所不容，可很多时候，就是不能够无所不能。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

几乎连续两千多年了，我们的思想文化，除了在固定的模式和内涵里摸爬滚打得精益求精外，除了在外在的表达上更趋细腻精微外，我们还做了些什么呢。抛开春秋战国，我们几乎没有哲学，更没有科学。所有学者都在官方规定的尽忠报国，和非官方规定的春花秋月等上面追求外在的华美和精细。单拿盛唐而言，那时的文学，如果去掉外在语言的美丽，还会剩下什么呢。

三，以面盖点，以说的代替做的，以理想代替事实，左右逢源，严密无缝。以致于非此既彼地进行肯定或否定。证据的运用，达到了颠倒是非黑白的最高境界。

这一点，仍是由重考证而来的祸患。其危害主要在于政界官场，扩大时，危害整个社会。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人们往往扯公脚盖婆脚，拆东墙盖西墙，以好盖坏，以优盖劣。使文过饰非、扬长护短成为风气。你说有腐败，他回你有廉洁；你说有贪官，他回你有清官；你说农民苦，他说农民过去还更苦；你说中国问题很多，他说美国的问题也不少。这类的狗扯羊肠和顾左右而言它的扯淡，永远也扯不到正题上。问题总是放置在那里，没法得到解决。

我们都知道，去医院里就诊的人，被称为病人。无论他是得了绝症的，还只是轻微感冒或一颗牙疼了，都是病人。因为，即使只是一颗牙不舒服，也会影响整个人日夜坐卧不宁的。如果按那扯淡的思维模式来说，一颗牙疼，是不能称为病人的，决不能当病人来治疗的。人们可以把牙疼者其他正常的部位，从心脏到脚指头等都拿出来证明牙疼者是正常的。至于牙疼者是否寝食难安，那是不要紧的了。

好在扯淡的逻辑，大多用在社会和官场，没用在医院里。不然，医院里，除了已经腐烂的人以外，即使是癌症患者，也是正常人了，不会再有病人的。按照证据考证法则，有问题的社会，只要有一点正常合理的地方存在，那正常合理的东西，就可以掩盖那些不正常的地方，社会就不再是有问题的社会；有官员腐败，只要还有没被查出腐败现象的官员存在，那没被查出的官们就可以掩盖被查出的贪官现象，官场就是廉洁的官场。人们不会考虑，那些少数的不正常，会象一颗疼牙一样，会害得整个社会不得安宁的。

四，力求四平八稳，在全面和完美的口号下，趋于保守；在客观公正的幌子下，扼杀创新；以追求实用的借口，阻挡改革的尝试。

因为总是求全责备，总是力求四平八稳和全面完美，所以新生事物，新的思想观点就总难以生根发芽。社会也就会在一种四平八稳里，老态龙钟地走向呆板和保守。

我们都读过《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说几个盲人摸象，摸到鼻子的，说大象象管子；摸到耳朵的说象扇子；摸到大腿的说象柱子；摸到尾巴的说象。说大象象管子、扇子、柱子、绳子的盲人是可笑的，而且大家也确实常常笑这类盲人。但是，当我们将盲人摸象的可笑引用到社会批判和评论时，往往因为太过于强调客观全面，而导致更大的盲目和保守。很多眼皮底下的问题也就成了灯下黑，而永远被疏忽。

盲人摸象，看似可笑，其实也不好笑。从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说，盲人在某一点上是正确的，因为，大象身上，确实有着象管子、扇子、柱子、绳子的东西存在。只是这象管子、扇子、柱子、绳子的东西凑巧被盲人摸着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官场，如果我们凑巧看到或摸着了官员们的腐败，我们说官场腐败，那有什么可笑的呢。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人们总喜欢用盲人摸象的片面来否定人们看到的社会问题。这种以整体否定局部的做法，在中国是非常流行的。从而导致一些问题越演越烈时，还禁止大家议论。

由于大家反对盲人摸象的片面性，追求全面，就势必导致了用优点否定缺点，有成绩掩盖问题的惯常做法。于是，小缺点和小问题便得到合法合理的生存空间，在人们的认同下，以至成为无法根治的痼疾。

如果真的希望一个社会更美好，还是用医生看病人和盲人摸象的法子比较有效。医生在看病人时，眼睛里只关注病人身上有问题的部位，不会花费精力去赞美病人好的部位，所以，能使人更健康，更完美。盲人凑巧抓住了社会的弊端，就会大声嚷嚷，社会就是那弊端了。只有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必为了所谓的全面而去接受许多虚假的东西。在谬误和邪恶面前，我们就会只相信我们碰巧摸到抓到的东西，不再会被别人虚伪的漂亮话所蒙蔽。而那些想用美丽的谎言来欺世盗名者，也会从此失去了生存的环境。

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碰巧摸到官场的腐败，我们不妨象盲人那样，大声说，我摸到官场啦，官场象腐败。这一点也不会可笑的。

当然，中国文化里的弊端，不仅只是以上几个方面。我只不过象摸象的盲人那样，凑巧摸到了这几点了，便大声嚷嚷起来，难免也会象说大象似管子、扇子、柱子、绳子那么可笑了。

至于改变考证型思维缺陷的法子，其实也很简单。只要我们多一点道德的勇气，敢于面对真理和谬误就行了。

本文已被编辑[心海岸边]于2007-2-6 13:13:52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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