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的影视剧，脑子里挥之不去的，不是宫廷的无耻争斗，不是后宫的争风吃醋，而是男人们齐唰唰的下跪。儿子见父母要跪，百姓见长官要跪，臣子见皇上要跪……一个原本高高大大的男人蹶着臀部匍匐在地，形象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在一些人必须向另一些人下跪的环境中，位尊者的虚荣心倒是得到了满足，位卑者的人格、尊严则荡然无存。从此，对男人的下跪，我总不免生出一种怪怪的感觉。

然而，生活中确实有着另类的下跪。

1946年，台湾青年陈弘到复旦大学读书，1948年的暑假是他大学期间最后一个暑假，他与未婚妻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相约大学毕业后就结婚。暑假过后，陈弘回到上海，却再也没有回台湾的机会。作为未过门的儿媳，惠华毅然做了陈家的义女，数年照顾因思念儿子而哭瞎双眼、瘫痪在床的陈母，为去世的陈父披麻带孝。32年后，陈弘与惠华终于有了一次在日本东京见面的机会，此时两人都已两鬓斑白，陈弘情不自禁地跪倒在惠华面前。电影《云水谣》中陈秋水和王碧云两人的经历就曾部分地取材于他们的故事。

想起启功先生的事来。启功的母亲和姑姑相继病倒后，其妻章宝琛不分昼夜精心照顾，让启功非常感动。给母亲和姑姑送终后，启功请妻子坐在椅子上，跪下来恭恭敬敬给妻子磕了一个响头。

陈弘和启功的下跪都显示着人性的光芒，他们的未婚妻或妻子对自己有大恩，而此恩德又不知怎样才能报答，于是，他们选择下跪这个最高的民族传统礼节来表达自己的心意。这样的下跪只关情感，无关尊严。

还有一个男人的下跪全球闻名。1970年12月6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受邀飞往华沙，开始了自己对波兰的正式访问，受到波兰官方欢迎。波兰军乐队演奏德国国歌时，勃兰特发现波兰人脸上流露出愤怒的表情，这也难怪，他们中很多人曾是希特勒集中营的囚徒。二战中波兰牺牲了600万人，仅设在奥斯威辛的集中营就杀害了近400万人。第二天上午按照日程安排，是向华沙无名烈士墓和华沙犹太人街区殉难者纪念碑献花圈。来到犹太人街区殉难者纪念碑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电视摄像机和闪光灯下，勃兰特毫不犹豫地跪下了。对于纳粹的罪行，勃兰特个人无须负责，他是一名坚强的反纳粹战士，希特勒曾开除他的国籍，并下令追捕他，后来，他不得不亡命挪威。他的这一跪，完全是属于德国总理的“职务行为”，用一位记者的话说是“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了。”1971年10月，诺贝尔奖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勃兰特197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当晚德国青年举起火炬纷纷来到勃兰特总理的寓所，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勃兰特的一跪更是超越了一人、一国的得失，表达了一个民族对过去历史的深深反省。

感恩也好，反省也罢，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只要走向真诚就值得我们赞美，并不一定要选择下跪，但我还是为那些高贵的膝盖在关键时候的屈折而感动。我觉得当一个人感恩、反省到需要借助双膝一折来表达感情，他(她)的感恩、反省也就抵达了一种圣洁的境界，一切批评文字在这种圣洁面前都不免显得轻薄。

“男人膝下有黄金”，我们的七尺之躯不能随便给人下跪，当我们决意暂时拿掉膝下的“黄金”，一定是有一种恩无法让我们不去报，有一种情无法让我们不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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