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休闲期随笔点滴

写到前面，再写一点收尾的话，本就算是完成了本文的记述。但正应验了文题，随时都会有其他一些事情要记下来，因而就少不了不断的补充。下面点滴，就是在写出收尾之前想起来的。又设想，如我在写了收尾之后，在生命结束之前，很可能还会有什么补充，想写就写的事情出现，那么，就往后面加上吧！紧接着，时间又移到了退休的时候，又增加了许多可以动笔的机会，于是，就再增写一点吧。

a、死里逃生

我一生中，遇到过多次死里逃生的情况。这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而现在想起来，则可是心有余悸。设想：当时如果有一丝疏漏或思想动摇，则可能枯骨都无处可寻了。

首先说一件驾船遇险，差点葬身鱼腹的事件。

1959年冬，汉口水文总站（机关）集中各地水文站的外业职工集中汉口冬训。当时生活物资匮乏，总站主任赵文堂就令洞庭湖区的同志买些鱼、酱菜……运到汉口。指导员常景泰即指派我和熊德保、王德华船工办理。一日，我们三人驾约两吨木船，从南县的毛草街出发，向沅江茶盘洲驶去，拟出洞庭湖入长江到汉口。这一路线是熊德保决定的。因为他在洪水期走过一次，我只能听之任之，既无驾船技术，又无航行经验。次行只是带有一点押运的责任。下午，船行到沅江南湖洲水域，耳边隐约传来一种轰鸣声，切越往前行声音越大，但是谁也弄不清原因，也没有任何警觉，船继续在主流往下疾驶。此时，河岸边有一当地的农民叫“搭一下船啰！”我们就随意说起来：“带他一段路吧，还可以叫他帮忙荡一下浆”于是船即靠岸，让他上了船。这时，我们就谈起听到的轰鸣是什么原因。农民十分惊讶地说：“你们没走过这条航道吗？！”熊答：“走过呀”。农民说：下游不远处有一大的跌水，水流会越来越急的。这是，我们才知道出现了险情，但已至此，没有回避的路可走，就商议通过跌水的办法。农民说：现在只能在岸边下行，不能到中流去；到离跌水不远处，人都下船，用粗绳系牢船头、船尾，四人分别拉紧绳索使船擦岸下行；船过跌水时，大家要齐心协力，紧密配合，不可有半点大意。即使船翻了，人的安全却可以保证。方案一定，就按此办法过跌水，结果成功了！。人船都安全通过了跌水。

原来，这是因为湖床高差不同，所造成的独特的自然现象。洪水期，湖水水位很高，并无落差，所以也无跌水出现，到了枯水期，湖面水位低落，险情就出现了。

我们一行，风餐露宿，随流而下，经过五天，终于抵达汉口，胜利完成了领导交办的任务。我们也将险情讲给前来接我们的同志们听，个个咋舌不已。我们还以玩笑的口吻说：我们好心得到了好报，若不是巧遇农民，并给他方便，我们三个人就会稀里糊涂地喂鱼了。特别我不会水，那肯定必死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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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说一次病危遇救的事：

1961年，史称“三年困难时期”，所谓天灾人祸，造成人民生活困难，营养普遍不良，体质十分虚弱。水肿病、肝炎病流行。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自办农业生产基地；发放黄豆、白糖、面粉，凭票定量供应；……。

这年四月中旬，我感到精神愈加不振，疲乏无力，胸部闷胀，茶饭不思，小便渐呈酱色，拖至二天，则卧床不起，我和同事都不知病情已严重已极，杨尚文站长坚持要我去看病，我还说“没关系”。结果，到安乡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为急性黄胆性肝炎，已处于病危状态。立即收院治疗。事后，医生说：如再迟来一天，就无法医治了。由于抢救及时，经四十余天的住院治疗，把我从死神那里抢救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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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重复提及一下“文化大革命”中险些被迫害致死的事（本文135页提及）。

1967年8月17日，我被枪托打伤，回到个人宿舍，委屈无处诉说，被迫害虐待如俘虏一样，自觉工作以来忠心耿耿，无怨无悔，为什么遭此不公。顿感万念具焚，一死之念涌入心头，此时，见到房间那张毛主[xi]画像，攀不住大哭起来。我在近无一个亲人，被视同罪犯的情况下，毛主[xi]就是我唯一不能交谈的亲人。就在这生死抉择之际，恰恰有打字员张汉瑤冒着危险，偷偷送来一碗鲜汤，更使我觉得世上还有好人在关心我。如果就这么死了。那也只能是轻如鸿毛了。这样，我又逃出了一次死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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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月，我已闯过了挨斗、挨批的厄运，下放到湖北石首新厂水文站行站长之职。实际上就是重操旧业，搞水文测量工作。

这里是长江干流，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一日，我攀绞关（水上测量中绞拉铁锚）时，人手的力量抵不过锚链的拉力，绞关反向飞速旋转，摇手一下击中我的右小腿，人险些掉入滔滔江水之中。现在留下一个疤痕，算是再一次要到死神那里报道的纪念品吧！这就是我一生中几次明显的灾难，幸而逃脱的故事。

b、矫枉过正

这里谈的，纯粹是一些思想上的想法。写出来有什么意义？发挥什么作用？没有。只是抒发一下。

在毛主[xi]理政时，一切以他的教导为准。一时，一句话就是“最高指示”。一方面是由于他在党内有崇高的威望，思想理论最具权威；一方面被人为的神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就是这样被熏陶。直至批评了“两个凡是”之后，头脑才较为清醒，认识到什么才是“实事求是”的真缔。

真理和谬误之间有时只是一步之遥。纠正错误的东西，本来是要获得正确；结果，有时又迈向了另外一个错误。这种超越了愿意的现象，很值得人们深思！

比如人们常说要更新观念。这对受“左”的思想束缚多年的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却有一些在“更新”的招牌下，走向极端，象无人管束的野马，横冲直撞，“离经叛道”脱缰而去。这不是矫枉过正的积极之面，而真的是“矫枉过正”了。我想举一些这样的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

一、纠正“两个凡是”，提倡“摸着石头过河”是对的。但出现了“要学会利用政策”、“遇到绿灯放心走，遇到黄灯赶快走，遇到红灯抢着走”，将好端端的党的思想路线、政策原则肆意曲解，为已所用。

还有搞“双重标准”的现象：对你一套，对他一套；对你允许，对别人不允许；对你不允许，对别人允许；……解释权在他的手中，就是弃原则而不顾。

二、解放思想，防止僵化是对的。但一些人借此之名，尽情乱说，怀疑一切，任何人都可骂，甚么事都不对。他们一下子说“冲破禁区”，一下子又说“莫入禁区”。也美其名曰：“不唯上”、“不唯书”。

三、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四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搞批判、不装档案”这也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心情舒畅。但一些人却不能自持，言行无度，放荡不羈，上可以骂到顶，下说事情一团漆黑，一无是处。

四、纠正过去空谈政治，空喊革命，动不动进行上纲上线，阶级分析，提倡“人情味”这也是对的。但因此一些人什么道理都不听，你一解释，宣传，就说是“空洞的”、“不解决实际问题”；把政治思想工作说成是“不做实事”，“耍嘴巴皮子”，“吃共[chan*]党的饭”。

五、纠正“人治”，以言代法，强调依法办事，完全对。但却有人执法不严、执法犯法，或有法不依。

六、纠正空谈政治，恢复正确的物质利益观；搞活经济，强调利润原则，虽然不错，但一些“一切向钱看”，以钱看人，办事。把经济领域的法则引入到思想政治领域，丢掉正确的伦理道德于不顾。

七、纠正平庸作风，批评无所作为；强调“能人”、“强人”办事，本无错误。结果一些人对勤勤恳恳、老实忠厚的人鄙视、排挤；而对劣迹斑斑，吹牛拍马，“能量大、魄力大、敢作敢为”的人却大加重用，百般庇护。

八、强调提高文化素质，要文凭、要职称也对。但一些人却对实践经验丰富的人一律不用。

九、强调干部年轻化，有利于承前启后，培养新人。但有人借机搞“一刀切”，老的一律靠边站；或者不深入考察，只要年轻就行；或者任职后，不管不问，放任自流，一改初衷。

十、强调安定团结，丢弃批评斗争；强调放权，放弃不管；强调灵活，放弃原则；反之强调原则，放弃灵活；……等等。

许多许多，不胜枚举。问题的核心，就是没有进行辩证法的教育，形而上学严重。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没必要记得太多。

c、“余”而不“热”

人们常说，退休以后再做点事情叫奉献余热。我虽“余了”但“热”不起来。本来还有一点热可献的，但献不出去。这在前面说过的事，现在初见眉目——报载，湖南正着手研究捐献遗体的法规，如果出台后，我的“余热”就有奉献的机会了。

现在只能说“不热”的事了，这是退休后，自己安排的，最主要的可以用一个“写”来概括以下几点内容：

1、写自己的个人档案（不评述）；

2、抄写名言、名句、格言、警句、诗词、联……已将毛主[xi]的诗词抄完，已将台历上的一千多条（三年多）名言、对联、谚语、歇后语抄完；

3、写稿，凡我认为有益于社会的事，及时写给电台，报社，不论发表与否；

4、写打油诗，自由诗，新诗，遇事遇人有感而发，比如建党80周年，一夜写了八首；退休后为许多人的生日写祝寿诗；……

5、写对联、挽联、节日门联、职工病故挽联，只要通知一声，我就尽力写一幅。

这个“写”字，丰富了自己的休闲生活，其乐无穷。虽然对社会没什么贡献，但对身心健康是有益的。

说来也不怪，我一辈子从读书起可以说每天都与“写”打交道。六十多年没有停止。“写”，不仅动脑筋，而且也动手，有益与身体健康。很多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退休后就将笔搁起来，一直没用过，现在要他动笔，手都颤抖不停。这就是不写的弊病。

好了，今天我就以“写”字谈完，也从“写”结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