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冬天与春天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大地的政治气候已经听到春天的脚步声了。

毛主[xi]生前对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曾经有过“你办事，我放心”的手稿。人民对华国锋同志也象毛主[xi]说过的那样“最近几年要多宣传华国锋，让人民认识他”（大意）。人民从华国锋处理唐山大地震和“四人帮”问题上认识了他，对他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和崇拜之情。很多中央领导人，老革命家也对他十分推崇，说他“受命于危难之时”，拥护他的领导，团结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在一个新的领袖人物产生之后，又是在毛主[xi]逝世之后第一个接任的人物，这种心情是合乎常情的。更何况那时个人崇拜风气甚浓，全国迎接领袖像，场面之热烈不比前逊色，也就十分自然了。

就是这种历史原因，华国锋同志当然未能摆脱“左”倾思潮的影响，不仅沿袭了“文革”的理论，“抓纲治国”，而且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xi]作出的决策，我们坚决维护，凡是毛主[xi]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的方针。不仅从思想认识路线上不能回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上来，而且在行动上也就不可能去纠正由毛主[xi]决定错了的事，亦即无法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因此，客观上他延缓了春天到来的步伐。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恢复了毛主[xi]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此，政治上的春天到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建国以来的许多重大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决议，纠正了怨、假、错案，特别是对“文革”中的被错误处理的一大批老同志平了反，恢复了名誉。在经济建设上，也纠正了“左”的影响，在体制、政策上有重大的改革，首先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了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一举打破了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仅两三年时间，粮食产量稳步提高，大多数农民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其后，在工业上也推行了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打破“大锅饭”……等等。

几十年来，我受党的教育，也历经了某些时期的波折起伏的影响，总体上看，自我感觉良好。主要在立场、观点、信念、思想、为人方面，坚持了按党的教导办。但是，受到个人政治、思想、文化素质的局限，面对许多景象繁杂的问题，又时常产生了想不通的疑惑。比如，农村实行的农户经济责任制时，“分田单干”、“倒退”、“变了”的议论与流言，我也有一定的共鸣。后来，事实证明生产力的解放，正是调整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这一书本上的理论现在才直观地教育了我。同样，在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新情况，新事物不少，尤其某些思想观念也发生变化之后，我思想认识上又有了梗塞。社会上一切向钱看、治安状况差，贪官诬吏等丑恶现象频频出现，我又产生“不改革就不行吗”的疑问。一段时间后，学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问题又开始得到澄清。现在知道：改革不是在玫瑰园里散步，也不是在超市里自选商品。而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过去，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把前苏联模式奉为正统，对马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有偏颇，把很多不正确的东西附加在“社会主义”身上，或者又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种认识上的误区，模糊了观念，造成了改革的巨大障碍，象一堵牢固的“长城”使人们难以逾越！

其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新型的理论制度，也不到两百年的时间，现成的经验，固定的模式不多，都是有待不断地实验与探索，改革就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因而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乃至错误也在所难免，是不足为怪的。

我清醒的认识到：改革并不是一种原则的蜕变，而是完善与健全、充实。因此，社会主义是要坚持的。而达到社会主义之路，却要求人们去选择最优的途径。比如说，党领导我们进行改革，为的还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真正体现出来，才能真正去战胜资本主义。因此，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不能以改革之名去谋取私利，相反，为了长远的、整体的利益，有些个人利益还要有所牺牲（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如果不是这样，改革对于社会主义人类进步事业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的一分子。社会要前进，是人类活动的追求与结果。人离不开社会，社会离不开人。作为一个共[chan*]党人，对社会更负有重大的责任。当此社会大变革的时候，尤其如此。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掌握社会的脉搏。党中央在十三大报告中，告诫我们：要经受执政与改革的考验。这种“考验”，真不是一种死记硬背公式条文的记忆智商，不是轻松愉快的游戏玩耍，当然也不是生死攸关的抉择。但是，要有一种十分冷静、沉着的思考，心急浮躁，鲁莽轻率都可能铸成大错。

我自认为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责任与其他人没有区别。在对待改革开放问题上，我是尽其所能，为它宣传鼓吹，我用近的、远的、大的、小的事例来证明改革的必要、正确、好处，绝不去讲它的坏话。不知道效果如何，但自觉于心无愧。其次与个人有关的，都身体力行，支持改革，保护改革。我热情支持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执政”，自己可以让位子，只下不上；宁可只做事务性的工作，不做领导，甘当配角。工资制度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一切涉及个人利益之处，都不去计较得失，在一个小“执政”掌权的位子上，抵住利益的诱惑，不管经济如何搞活，禁绝利用职权为个人捞吃、捞钱、捞好处。

“考验”是以烦恼、痛苦相伴和的。自己处于纪检监察的岗位，还要去“考验”别人。这就加重了处境的复杂与艰难，仅凭个人洁身自好，也不能从现实的矛盾中得以解脱。这种事情的出现，要花很多笔墨记述下来，当个人生活中不断反复的“冬”、“春”更迭，“晴”、“阴”转变。如果说，我们的党和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好比大海中的波涛一样，时有峰顶峰谷出现，或者象大自然气候变化那样，轮番有冬天、春天、的转换，那么，个人生活的旅途，同样有惊人的相似。我有时象置身于峰顶，有时又跌于峰谷；一时过着寒冷的冬天，一下又回到了温暖的春天！自然界的现象，受宇宙自然规律的约束，人莫可奈何，只能将就它；党和国家与个人的处境，却可以依靠人的活动来“操纵”。以意志、力量去适应与改革。

1984年9月，我因任代厂长时，处理了一个非法强占公房的退休职工（罚款），他却于9月13日将其80多岁的母亲抬入我家，强行侵入我的住宅，达20余天，使我一家四口，在国庆节都不能回家。面对这种状况，我痛恨、伤感有加，颓废之情油然而生。虽然仍天天到办公室上班，却愤然写下了这样的字：

往日唱起“九一八”

全国同胞泪雨下；

今日又闻悲壮歌，

我似当今阿拉法。

我已把自己比做巴勒斯坦一样，有家归不得。在这件事中，我是受害者，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吧。然而，却有形形色色的人们心态：有领导关心、支持，包括市委书记、正副市长、冶金局书记、局长、公安局长……等；本厂不少同志都来做闹事者的工作；但也有人却推波助澜，暗中窃喜；说我“做过分了”、“一帆风顺不好，一个人要受点挫折”……；因此，我也十分悲观，怀疑正义何在！？所以我在桌上写了这样的东西：

国庆周年喜气洋，几多欢乐我心伤；

四人被迫难归去，半月流亡在外逛。

文革遗风兴恶浪，世间正义待伸张。

但观日月空流逝，自信云开见太阳。

我精神上受到莫可名状的打击，处境难道不正是处于“低谷期”与“冬天”一样么？我一时曾想用炸药炸掉那间房子，又想以自杀来抗议。但是，还是忍耐，再忍耐，度日如年地煎熬。最后，是在市、区党政领导干预下，10月4日，由南区民政科同志出面才将那人搬出。在我回到自己的居室时，只好自己放鞭炮以自嘲一下，此时的心境别人会有一点感慨吗？

在我处于“看透了”世情的时候，厂工会让我去湘潭职工疗养院疗养，肖建民同志办好一切手续，将我和左兴隆等三同志送到了疗养院。在疗养院休养的时期，我的心态有所好转。情绪也开朗了许多。我欣然写　诗一首：

悠然自得地，休养满身轻；

烦恼疲劳去，欣承旷世情。

这表达了同志情，党的爱。给了我温暖。又到了“春天”。因而又不甘沉闷，颓废下去，鼓起勇气去面对现实生活的矛盾。

我还在疗养的时候，厂党委书记曾哲优同志就向我通报一起鸡奸案，等待我回厂处理。这也真是有点“考验”人。我还未从受害的沉闷中解脱出来，马上又要钻到荆棘丛去。但是却也义无反顾的投入到此案的调查之中。我觉得，在封建社会，就有不信邪的清官包拯、正直的海瑞和“为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徐九斤，难道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chan*]党人却不如他们吗？在我回厂后，就与其他同志一起，深入调查访问，排除“好心人”的说情，当事人的抵赖，以事实为依据，给当事人以应有的惩处。

以后，又有许多问题不断地暴露出来。都少不了要我参与查处，都是要过硬的事情，干吧有阻力，有非议，得罪人；不干吧，又与党和群众利益不符，与个人的秉性志向相悖。的确，也有亲友的规劝：少去管一些！面对如此现实，我只好简单地归咎为“我吃的是这碗饭”来解释，不干是不行的。

1989年，检察机关，市局纪委查处了厂长、供销科长的贪污受贿案，为此，我也南下佛山、深圳作调查。当面收缴他的赃款。他们“免于起诉”之后，却在1990年的调资中，还厚着脸皮也升级了。我无意中发现这一问题，觉得是太可笑了。那些“工调领导小组”的人几乎没一个出面制止，而是充当睁眼瞎，视而不见。抵制的事只能落到我的头上，否则，就真的“绝无他人”了。但是，做起来困难重重。有的领导摆出了升的“理由”；有的领导就说“升也可以，不升也可以”；也有同志说：“你搞他们是搞不过的”……。这么一件明白无误的事，为错误袒护的人比比皆是。我下定决心：告到中央去，也不能让他升级！结果，正义终究占了上风。

1993年6月，发生了一起党员嫖娼案。处理这种典型突出的案件，本无回旋的余地：明文规定；开除党籍。上级答复，不能更改。但是除了本人有异意外（说以被罚款了结），也有人说：这种“社会现象”很多，他工作打开了局面；处分从轻。无形的袒护力很大呢！我只能据理力争，坚持按党规办。当然，这又得罪人，当事人放出了不少恐吓的风声。

这只是举几件较突出的事例，更多的却是不正之风，纠正起来很费口舌的。这是为什么呢？

邓小平同志说过：要说我们的工作有失误，就是抓教育不够。这就是讲：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一个人的个人主义思想要改造它需要很长时间。甚至难以根除。那么，当放松了教育之后，社会上刮起了“一切向钱看”的思潮，个人主义就象如鱼得水一样，大肆泛滥成灾。不少人包括很多共[chan*]党人，甚至是老革命，身居要职的领导人物，都没能经受住它的感染与冲击。

世界上、社会上、历史上，好的、坏的，正义的事多数人是拥护的，企盼的；恶的、丑的则是痛恨的，反对的。这是态度。但这种态度并不能决定好的就会壮大。坏的就会消失。

就如不正之风，贪污腐化。党和国家历来就反对、制止。搞过“三反、五反”、“社教”、“四清”。解放初期，就杀了张子善、刘青山这样的大官，震动全国。四十多年来，教育、惩处一直不断，但现在还是要坚决地与反腐败斗争，毫不放松。因为，腐败现象并没有因此而绝种，搞腐败的人总是不断出现，若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认识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反腐败具有长期性，不会有彻底清除，一劳永逸的情况。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阶段，人群中总会存在保持廉洁的，反对腐败的和搞腐败的不同类型。甚至还有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一种人，他对腐败，不正之风是痛恨的；但在某种条件下，他自己也搞这种事。党和政府是反对腐败和不正之风的，但党和政府中的某些人，却十分腐败和搞不正之风。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不同反映。可以把腐败、不正之风比做病菌，它的存在是客观的；对它人们是既防又治，是为了不感染和灭杀它；但不管怎么防治，还是有人感染。所以，有的人把腐败、不正之风问题归结到党和政府身上，进行怀疑与诋毁。是错误的，我不同意。

当我写了上面这么多看法和叙述一些事例之后，归根结底，还是阐明一个意思：整个社会也好，党和国家也好，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好，都与自然界的现象有相似之处。也就是比如自然界的冬天、春天的循环不息，此去彼来；人类活动的想象，也总是永无休止的此消彼长，我们绝不要看到冬天来了，就叹息它的冷酷，而看不到不久就是春天的到来，明媚的春光就在眼前。不要看到腐败，就哀叹灰心，而要看到正义的力量，前途的光明，个人不要只觉得挫折的凄凉，而要充分体会胜利的喜悦，信心百倍地向前走！

我个人如果从参加工作算起，到写到这段文字为止，已有近四十多个年头了。基本经历情况，大致这么一点。这四十多年的过程中，胜利—挫折，喜悦—悲哀，……都曾交替出现。前者都是从后者转化过来的。所以，如果我只是在挫折时就绝望下去，也就不会有新的振奋和跃进。临界点就是在那个坚持挺过去的那一刻。假如说：“文革”时死去，就不会有以后的我；如果1984年极度消沉下去，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斗争；如果，……这真是十分简单的人生现象。正由于如此，战胜了客观，实际是战胜自我之后，就有一番新的天地展现。还是再说一次，如果前些年躺倒不干的话，也不会有1991年和1992年的省总公司与市纪委授予的先进称号了。也同样原因，就在我即将退休之际，我才能获得“高级政工师”资格。明白地显示了个人的价值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