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风暴使人迷惘

自然界的风暴，可以搅得飞沙走石，使人不辩东南西北，迷失方向，乃至丧身，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就是沙漠风暴的牺牲品。

社会政治风暴的威力不亚于自然界的风暴，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可以让人狂热，使人迷惘，直接后果可以家破人亡，物质损失严重。

学过党史的人知道，我们党曾有几次“左”的路线的危害，比如查ab团、托派，无辜地处决了不少革命战友，他们可能以后是国家的栋梁之材！由于左倾路线的危害，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根据地丢了,被迫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8万多人到达陕北只剩下一万多人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那是全国上下一心的战斗！什么事情都冠以“大”，“大办”钢铁到处是土高炉，烈火熊熊；民间的铁器都集中再熔，“实现”了多少吨指标！“大办”滚珠轴承，街道农村人工锤打滚珠；“大办”骨肥，有的挖掘一处处坟墓，熬得臭气熏天！“大办”水利，冬天全部打赤膊，就是“干劲冲天”，妇女、儿童、老弱病都上，我们搞测量路过也拦住不让走。就这么地蛮干，那就叫做“大干快上”。农村放“卫星”也是“大”的出奇，亩产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人的头脑狂热到不可控制的程度。湖北麻城县，实行“共产主义”，宣布“吃饭不要钱”，全国首屈一指。我们说这都是“好心办错事”不是有意的破坏。但要冷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

近代最突出的政治风暴，只有1966年6月初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非它莫属了。它整整闹腾了十年！这十年，因运动的冲击（含有意迫害），死了多少无辜！一般百姓不说，开国元勋刘少奇（国家主[xi]、党的副主[xi]），军队元帅彭德怀、贺龙，党中央政治委员陶铸……均死于非命！据统计，经济损失达4000亿，全国一年的家业！

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政治风暴。上至中央、下至农村学校、街道、工厂……大人小孩，都被卷入旋涡之中！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要么“造反”,要么“保守”！逼迫你对政治表态，精神上的痛苦压力，莫可名状！不过，那时并没有怨恨“上头”，而是一心追求“紧跟”革命路线。个个怕掉队，结果都没有跟上；个个想成为纯而又纯的“革命左派”,结果都是犯了错误的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本心来革命，到头来，不知为什么却成了革命的对象，被批斗、打倒！很多现在看来象笑话的事，那时是真实的政治现实。如刚选入不久的政治局委员陶铸，荣升第四号人物，不几天却变成了野心家被打倒了！前几天报上还登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的文章“大树特树……权威”，几天后却公报他是反对林彪的野心家！这好象是变戏法，哄小孩的天方夜潭，岂知那时是多么严肃的残酷事实。人们啊，我们的党啊，为什么发疯到如此程度！？只有现在才能说。

我是一个比“七品芝麻官”还低一级的干部，我从头至尾在这一政治旋涡中打圈，长久地陷入找不到答案的迷惘之中！

“文革”它把人们一切正常的观念、关系搅得乱七八糟。

“文革”和以往的运动一样，是以北京为中心向全国辐射的。这场运动是“毛主[xi]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当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号召力。人们怀着对领袖的无限虔诚、敬仰与崇拜的心理，积极投入运动，都想表现“忠”，成为革命者，个个不甘落后。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正好在水电部政治干部学校学习。六月一日，《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文革”的第一炮。接着就是批判北京市委领导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写在北京晚报上的《燕山夜话》杂文。相继，全国各地都端出了各自的“黑帮”，指责他们犯下了“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滔天罪行”。后来，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江青没有公开点名外，那些中央、省、市、县各级的领导，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又突然冒出了许多“最革命”的人物：关锋、王力、张春桥、王洪文……等等人物，各地、各单位都一样。“革命老将、革命小将”都出来了。　蒯大富、聂元锌等五人就是北京小将中的“五大元帅”，是全国的“革命先锋”，红极一时，不可一世。为什么“文革”运动会如此激烈，因为起初是毛主[xi]发动，十分支持的。象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造学校领导的反，他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他们，表示“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这当然是火上添油；而且毛主[xi]对运动是继续发动，没有控制。所以后来有全国的学生大串联（各地上北京，各省的逐级到省会，坐火车不要钱……毛主[xi]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号称100万，后来还有多次。）以后的事态发展，可能也超出了毛主[xi]的预想（搞三年），但为时已晚。

广大工农群众翻身得解放，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听说，有人要复辟资本主义，会允许吗！？义愤填膺之情理是所当然的，我当然无例外地要跟着运动走（开始是由组织安排，后来是由群众管理），身不由己了。当时，我又正在北京水电政治学校学习。6月9日，学习已结束，已买车票返武汉，但突然通知学员全部留下，派去清华大学当工作组成员。

原北京市委已改组，由李雪峰任书记。新市委为领导运动，向各大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清华工作组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叶林，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赤萍任副组长。我分到水利系当联络员，听取老师和学生对校党委蒋南翔、何东昌、刘冰、艾知生等人的意见。始初，运动是可以控制的。不久，运动受到报刊、电台的舆论导向，逐步发展到混乱。什么“破除一切清规戒律”、“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推广“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直指校党委，揭发蒋南翔等“问题”。“文斗”之风盛行。可不久“武斗”出现了，某系总支书被学生戴高帽游行了。工作组去劝阻，并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都不能制止，而且更激起学生的对抗。因此，校园内就出现了“工作组的大方向错了”（当时的倾向就是如此，斗领导可以，说群众不对就错了）。这样又引发了对工作组大方向的一场大辩论，学生和老师的观点由此分化与对立。旧的矛盾还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到底谁是谁非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搞清。但是，“错”与“不错”的双方各有理由，而且先下“战书”，开大会公开辩论。辩论大会那天，学生一方蒯大富发言，工作组是叶林发言。会间来了关锋，他几句话，是暗示工作组错了（这是有背景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关系到运动的大事，并不是随便决定的。北京新市委又错了吗？人们疑惑不解。七月八日，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听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他都直言对运动“很不理解”，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主[xi]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成立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为组长（原为顾问），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这些都使运动陷入更加混乱狂热的深渊。刘少奇同志是不宣布的宣布了他的错误（报纸上的排名下降了），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也被撤了职，由吴德任书记。这里面反映的问题是：派出工作组又错了（毛主[xi]在大字报中写了“镇压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实行白色恐怖”这就给工作组在运动中的“方向”问题定了性）。

因此，工作组只好撤了。为这事，由周总理亲自出面解决。8月24日晚，在清华万人广场召开大会，董副主[xi]讲了话。邓小平、谷牧、余秋里等中央负责人约几十人到会。夜深了，有人为总理打伞遮露，为总理拍照，他都拒绝了。台下学生高喊“请董副主[xi]休息！”，董老答：“我和同志们一道闹革命！”部长们在台下席地而坐，真的混同如一般的老百姓了。

工作组狼狈地撤退了，为了不让造反学生尾随，我们是晚上悄悄撤到市委招待所住下的，在那里休整了几天，吴德来讲话，模棱两可，态度不鲜明，引起台下一片嘘声。整训也无事可做，还吃免费餐。造反的同学尾随而来，将大字报贴到了招待所。我们从全国各地来的队员，就讨论成立“红卫兵”，搞一个证明，回单位去是一个“革命”的护身符。其实这都是幼稚的梦，天真的想法，被后来的现实粉碎了！（在这里，我们也写大字报，我写了王光美同志一张）。

九月初，我回到武汉原单位，这里的运动还处于开始阶段，比北京晚了两个月，还在辩论工作组的“大方向”。我曾为工作成员被撤，可这里还在争论，奇怪的是，这里吹工作组的是“造反”、反工作组的却成了“保皇”，真是一场讽刺。

号称“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专门针对“文化”，而是十足的“政治大革命”。我至今还不理解为什么要张冠李戴，而不直言呢？运动发起阶段，是从“文化”开始的，群众运动中的一些活动与“文化”有直接联系。比如从批判“三家村”开始，批《海瑞罢官》、批“5·16通知”都是讲的“文字”上如何如何（实际是政治斗争）。较明显的是“扫四旧”，针对文化领域的封、资、修，生活中的旧习惯，大加摧残。“红卫兵”一群群的到处活动，所向披靡，象军令一样奏效。如街巷中提笼架鸟的，玩狗玩猫的都吓得收了，庙宇、菩萨（有的是文物）被砸！某个建筑物有貌似什么封、资、修的标志（实为视觉现象。诸如我单位的三栋楼，造反的人就说成是排成“林一山”——指书记、主任），就要勒令捣毁，马上就得改变；北京火车站钟楼的报时音乐，限它×天改为“东方红”乐曲，也真的照办成了。总之，红卫兵的权威，一种自发的行动，后来演变成无法无天，就引发了需要一个“管”他的组织，“纠查队”就应运而生。为什么曾说“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却又产生不合理的事呢？为什么“自己教育自己”，又要别人来“教育”呢？这就暴露了提出口号的人并不是真正的马列。

“文革”的政治倾向，早在清华学生运动中就表现出来，不过他们“左”的思想，对毛主[xi]著作的形而上学态度，是明显错误的。“红卫兵”成立了，其成员出身主要是工农兵子弟。他们大会发言，要先通报自己的出身，如果如实讲出是剥削阶级出身，就会被“红五类”学生视为“黑崽子”轰下台，连发言权都没有。北京政法大学学生谭××提出一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明显的不符党的政策，是反动的“血统论”。可是很多纯真的学生却狂热的拥护。工作组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还不高兴，甚至说成“背叛”。大字报中批判蒋南翔同志说的学习毛泽东著作不要“庸俗化”，“贴标签”，是反毛泽东思想。然而恰恰相反，那些口喊捍卫、忠于的人，正是他们自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似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如林彪、康生等，他们把毛主[xi]《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的大革命时期斗地主的方式与论述阶级斗争的话，都照搬到运动中来：用带高帽子游街对待党的领导干部。劝他们不要这样，他们就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种“活学活用”，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太滑稽可悲啦！

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出来后，运动的“政治”性质就明显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定》之前就开始整了，现在是写在《决定》上，正儿八经的整。这样，“当权派”就成为挨整的对象，谁也不管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以我为例，既是“党内的”，也是一个小不丁点的“当权派”。但我自信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却也挨整不贷。那么，若不是党内的“当权派”就不会挨整了吗？不是！运动中因“造反”与“保守”（比如对“当权派”是“革”还是“保”，对工作组是“留”还是“撤”……许多问题）观点是对立的，群众组织是对抗的，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卷入进来。当“保守”被命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时，一般群众都一样的挨整（包括致死），这里哪有一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成份呢？

全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谁都争自己是“革命”的，而不承认自己“保守”。按道理，都是参加运动，他们都想紧跟毛主[xi]革命路线，为什么会去“反革命”呢？由于证明自己最“革命”，就攻击对方“反革命”，文的解决不了，就武力解决（达到动真刀真枪的程度）！骇人听闻的惨案时有发生，冤死的鬼魂不知有多少！这样，就的确出现了真的反革命分子（罪犯）。这种发展结局可能是毛主[xi]所料不到的。

在争论中，实际上又并不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北京时，反对工作组，应是“革命”（造反）的吧，但是，在武汉反工作组的却是“保守”的。为什么出现这种人们不可理解的事情呢？其中的奥妙是在林彪与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揭露出来以后才清楚。

当双方争论与武力都不可解决谁“革命”的问题的时候，就要寻找一个裁定“人”。首先是中央决定派部队支“左”；后来是“中央文革”的人接见表态。但是部队也不行，他们也是人，有观点倾向，一度有支“保”的。所以，真正的权威，最后的裁决就在“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手中。可以说，“文革”是一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十亿人参加的“大官司”。“中央文革”是最高法官。他握有绝对的生死大权。他们中的某个人一句话，就可把有百万人参加的组织打为阶下囚，支持的部队当然也错了。在这场“官司”中，“原告”、“被告”互为颠倒的情况经常发生，打“官司”的人被折磨的精疲力尽，无所适从，又惶惶不可终日，提心吊胆怕被人否定。

前面说了，我自认为是“革命”的，也绝对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观点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是1967年7月以后的事。开始，由于党的组织瘫痪，群众组织对立，要统一观点是不可能的，而一派说你“态度不明朗”，另一派又说你“态度顽固”，双方又担心保了当权派，就是保皇的，都要把我批一顿，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均处于紧张状态，没有一根神经是放松的。

真正的灾难发生在7月20日～23日。武汉地区群众组织有“三钢”、“三新”、“百万雄师”。大概是十九日，“中央文革”派了谢富治、王力到武汉军区，对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表态，将“百万雄师”定性为保皇的。恰恰相反，军区8201部队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这样，就导致了王力被部队所扣。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7·20事件”。此后中央文革在北京召开了欢迎谢、王返京大会。林彪、江青出席会议；《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全国各地进行了“声讨”。这一下，“百万雄师”土崩瓦解，连8201部队的战士也丢下军装不干了。“保守”群众也象躲日本兵一样开始各自逃难，一片凄惨。我机关的“保守派”走了不少（含领导），“造反派”正式接管权力，1967年8月7日，号称“8·7接管”。当时，我一直未逃走，坚守岗位，并清除障碍，减少敌对因素，并到厨房帮助做饭，稳定职工情绪，以防止“煽动群众外流”的口实。可是后来我遭批判时，反而说我“有更大的阴谋”。这真是欲加于罪，何患无词。可想，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下，人为制造事端加害于人，是非常平常普通的事。“造反派”要接管，就要我交出公章。开始我不肯，我的理由是：中央“六六通告”中有一条：“任何人不得抢夺公章”。他们在政治上已掌权了，公章只是个形式，但这个形式不体现出来，还是缺乏“手续”，没有“法定地位”。因此，他们就逼交。我迫不得已，就说，“只要主任同意，我就同意”，经总站主任同意，交了公章。我还不放心的说：“支部公章要由党员管理”。这在当时我真是“顽固不化”，不顾后果，很象“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凛然气概。这却为后来糟迫害，埋下了祸根，加重了“罪行”。拒交公章时他们就已经对我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当场就打我耳光，擂拳头。8月17日，他们召开批判大会，更加变本加厉地将我叫到台前，用枪托将我打倒。当时，头脑的思维已凝固。会后，回到寝室，孤独一人，一种委屈感涌上心头，痛哭一场。认为，这钟日子无法过了，想一死了之。当见到毛主[xi]慈祥的画像，才鼓起勇气去迎接新的折磨。以后的事就不需重述了。记不起有多少次批斗会，都不外是罚站，拳打脚踢，皮鞭抽，抽一鞭，问一声：“看你还当不当积极分子？”真是想都不敢想得出，他们的心境已经黑到何种地步！他们让我挂牌游街，还不准请假，不准看病等“三不政策”，真是惨无人道！

肉体的折磨固难忍受，政治上，精神上的迫害也是让人气绝。比如，批判会上追问“你为什么要寄钱给灾区”，“你吃水不忘挖井人是谁”，然后就下结论：“为了升官发财”，“不忘刘少奇”，“黑修养的典型”，“修正主义的苗子”……。

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导致伦理道德观念上的天壤之别，邪恶、正义、公理在哪里？当时，可能只有“造反”就是天下最好的“标志”了。思想怎么想的通？又怎么去改正过来，“回到毛主[xi]革命路线上来”呢？茫茫然不知所措。

在肉体上迫害“保守”观点的人的行动延续了二个多月。在九月间毛主[xi]视察大江南北后，开始收敛了一些。“解放干部”、“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政策口号出来了。各地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我通过漫长的反省、检查，“爱造反派所爱，恨造反派所恨”，上纲上线，从立场，观点上深挖自己的灵魂，到了1968年初才“解放”，下放到湖北新厂水文站当“站长”。次年，“结合”当“革委会”副主任。但我已心灰意冷，根本无兴趣掌权，更不愿与他们“结合”，拒绝参加大会。我说：“你们这是逗细伢子，犯了事就打，要你做事就给糖吃”。当时，针对我们有一条政治标准，即对“新生的革命政权”抱什么态度！大帽子压死人，我“人在矮檐下，哪敢不低头”的状况下，被迫“结合”了。

人常说：天有不测风云。的确，谁也预料不到“造反派”掌权不久，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运动之中有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来了。“工宣队”进驻，哪些打、砸、抢分子（多是“最革命”的造反者）被揪出来判了罪。曾说“我们无产阶级掌权掌定了”，为什么又被无产阶级拉下马了呢？这是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都报。

我被“结合”进领导班子，按“造反派”的说法，岂不是“复辟”了么？命运就这么捉弄人：想权者去夺权，但掌不了权又丢权；因权受害而丢权者，却又推卸不了权，非让你把权掌起来！真是咄咄怪事！但是，政局总是不稳定，各种反复不断。我在这种情况下掌权，增加比过去更多的忧虑与不安。

历史推移到了1971年9月13日，一棵政治重磅炸弹在中国大地爆炸——中国政坛上第二号人物林彪于13日乘机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而汗！这更是让全国老百姓不能相信的事，一个“紧跟”毛主[xi]的人，在“宪法”、“党章”中都写上了的“接班人”，却是一个阴谋杀害毛主[xi]，企图搞政变夺权的千古罪人！

讲清楚了就可以知道：林彪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家，是那些口喊“革命”最响的一帮人的总代表，总典型。知道了他的手法、罪恶，就不需要再去说那些小阴谋家的雕虫小计了。

“文革”运动中的一些怪事，就出自林彪及以后揭发出来的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文革”前，林彪一直养病，“文革”中出来了，而且他想当国家主[xi]，可是当时的宪法草案中按毛主[xi]的意见不设国家主[xi]，这是打倒了刘少奇之后让其空缺的。由于与毛主[xi]意见相左，他就在政治局庐山会议上发难，煽动他们的人（陈伯达等）再次提出设国家主[xi]的简报，遭到毛主[xi]的批评。这一下暴露了他的野心。他不甘失败，又暗地里策划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他们有一个“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拟定了“打着b-52的口号，打击b-52的力量”（b-52指毛主[xi]）这一手法，和夺权与阴谋杀害毛主[xi]的方式……。他们的罪行太多了，罄竹难书。

人们又不理解：林彪的地位已够高了，为什么还要夺权！这不是老百姓的心态可以理解的。林彪不只自己一个人，他有一帮人，既有亲信（包括总参谋长黄永胜、总政治部主任邱会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又有妻（叶群）子（林立果）等……都有切身利益的人而相互勾结。再一个原因，他与其他老将、领导人早有隔阂（所以他要把那些人都打倒）。还有就是历史上和政治的原因。这可以参考“文萃周报”1994年6月8日503期一文：“蒋介石对林彪之死为何落泪”。

林彪一伙倒台，人们本可以从一些不解的问题中找到答案，也以为“文革”动乱的祸根挖出来了。“从大乱达到大治”的时候到了，倍受运动折磨的我们，似乎看到了过安定生活的一线希望。

然而，政治气候又由“多云转阴天”。在1971年“批陈（陈伯达）整风”，引起林害怕恐慌，其密谋暴乱，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叛逃后，全国掀起批林高[chao]。但是，到了1974年初，又把“批林”与“批孔”连在一起，叫“批林、批孔”，后来，又“批水浒”、“反复旧”。从“中央”刮来这股风，下面就为“造反派”平反；于是“造反派们”就又伸手要官票、要党票。他们说，“造反不入党，有权也难掌”，“入党不当官，等于白造反”，真是露骨的很。他们不仅不害羞，而且又是老一套手法，叫做“为革命当仁不让”，为某一个人入党，还可以大贴标语称“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这不是笑话，当时他们是作很正经的事，并不是好玩的。不过，这次他们再不搞武斗，一律用文斗，从“理论”上、舆论上大肆活动，组织上动手术，安插他们的人。

运动这么一反一复，人们就叫做“翻烧饼”，没有一个完。

时间到了1976年10月份，毛主[xi]逝世后，党中央把“四人帮”（江青——毛夫人；王洪文——党副主[xi]、上海造反司令；张春桥——总政治部主任；姚文元——政治局委员）抓起来了。五年前爆过的炸弹，又爆发了一颗。不久前的余悸未消，再一次掀起震惊！实际上，这是两棵姊妹弹，只是爆炸的时间隔了五年。原来他们与林彪在政治上是一伙的。由于历史原因，人的因素不可能把江青一伙与林一伙同时楸出来。

江青推行的与林一样，都是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的，“左”得人们不能怀疑其右的反动实质。他们在政治上也是要权，手法上也是继续整老革命家（包括周总理）。他们搞批判二千多年前的孔子，批判儒家，推崇法家，实际上就是批判周总理，抬高“造反派”；他们“反复辟”就是反对周总理提议，毛主[xi]批准的恢复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所以，前段运动中批林、批“极左”收不到效果，他们知道会批到自己身上来，就想办法把运动引到别的上面去。

江青等人野心勃勃，她想当党的主[xi]，张春桥想当总理，王洪文当国家主[xi]。这都是他们策划的事。所以，反对老一辈革命家出来恢复工作。“文革”运动中，他们和林彪那些人一起，犯下了滔天罪行，许多老革命没有被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杀死，却被他们整死了，这怎么不令人气愤啊！

打垮“四人帮”，全国一片欢腾，弹冠相庆。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一词，有趣抄录：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疲，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继承遗志果断，功绩最辉煌，拥护华主[xi]，拥护党中央。

从此，“文革”运动进入后期，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打扫政坛上的垃圾，理出了过去搞不清的问题的根源。“十万个为什么”至少有了一个答案。

当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江青作为毛主[xi]的夫人，只能在毛以后解决吧？事实并非如此，在毛主[xi]在世时，并不是没有这一问题。

是的，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十分艰难棘手、复杂的事。江是毛的夫人，革命领袖的夫人却是一个完全对立的坏东西，不可想象，不可轻举妄动。王、张、姚是中央核心人物，又是“造反”起家的响当当的人物，没有毛主[xi]的权威发令，谁个能说一声“拿下”！

事情难是难，但并不是没有人去想去办。而是已有人着手做。作为总理来说，他是顾全大局，讲策略的，又是进行了斗争的，其中包括保护了大量的老革命家，著名人物，科学家，艺术家……等等。其他中央领导还作了直接的斗争。如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二月逆流”，就是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在会议上公开指责他们的错误最早、最有名的例子。可惜的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又由于江青的权势终究很大，没能斗倒她。

毛主[xi]是什么态度？这也是由事情逐步发展来决定的。江青只是在“文革”才参政的（悲剧所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本来早有规定，她不能参政）江青的问题逐步暴露，毛主[xi]也是逐步地去处理的。

在四届人大召开前，1974年7月17日，毛主[xi]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明确地宣布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并警告“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在11月12日的一次信件中批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xi]。”并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到了1975年5月3日的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xi]对“四人帮”问题作出“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他并于1975年初预言“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可惜的是，毛主[xi]来不及在他活着的时候把“四人帮”端出来，于1976年9月9日离开了我们。但从党的文件资料中已揭示出毛主[xi]对“四人帮”问题已经很尖锐地摆了出来。

至此，我们可以大概地知道，政治风暴中出现的许多疑难困惑之谜，都是阴谋家从中作梗所致！打倒了“四人帮”，清除了祸及全党全国的总根子，中国人民从此有了一个晴朗的政治气候！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