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实践带来成果

理论最能说服人，只要谁接受了某种理论，他的行动就必然是这种理论指导的结果。所谓理论，也即常常被人们所指的观点——理由，它也反映在他的言论中。人们常说：听其言，观其行。这就是说，一个人说的，要看与做的是否相一致。

我自参加工作以后，逐渐的接受了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灌输。毛主[xi]说得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见整顿党的作风》）这就告诫人们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的伟大，不在于它阐述的精明高深之时，而在于它的实现之后。再好的理论，如果只是说一说，也毫无用处。

从理论到实践，当然并不是很容易地相一致的，它必须有一个过程，逐渐的发展，特别是关于人的伦理道德，思想行为规范，不是朝夕之事，是需要有一定的自持力和对斗争的坚韧性，才能实现的。

我把毛主[xi]的教导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磨练的。

首先从工作说起，我以前说过，找个工作，它是出于某取生活出路。那么刻苦的工作，其基本动能就只是为了得到某种报偿吧（做工要工资，种地要收获作物）。如果用哲学的语言来说，他的思想境界还没有从“自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从心理上看，前者他有压抑感，后者则有欢畅感。在困难的工作面前，为什么有人总是心情不痛快，不满意去干呢，而有的则很高兴地、自觉地接受呢？区别就在于此吧？

我到安乡水文站工作之后，碰到的问题首先是艰苦的条件对人的考验。相对而言，安乡水文站设在城郊不远（南门外白骨塔附近），地域环境较好，而有的站条件就差多了。一个人都是愿意在条件好的地方工作的。但当要我去差的地方，怎么办？按照组织的教导，就是要“服从组织分配”。所以，我在调机关工作之前的近六年时间里，就是多次地不断调动，从县郊到乡下，越来越走向偏远的地方工作。反正，组织上叫我到那就到那。从不讨价还价，接了调令就动身，行动迅速，思想痛快。

1961年5月，我调汉口水文总站政工股工作，生活环境比乡下好多了。难道就没有别的矛盾吗？不是，而是也存在很具体的问题。在外业测站工作，每月有津贴费，生活费又低，粮食定量达30多斤；到机关工作就不行了，口粮只有26斤，还要搭配玉米、高粱等，二十几岁的人，真的难忍受。怎么办？这也就靠思想上的自觉性来解决。

在具体工作当中，还有一个态度问题，马马虎虎，或是认真负责这也是属思想支配的表现。

总结机关下属三十几个单位，分布在湘、鄂、皖、赣、豫、陕六省。职工300多名，我工作的政工股就二人。要处理和应付这个局面很不容易。光答复回信，就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因此，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不用分配和交待，反正要把事情做完，既没有加班费的规定，也没有动心思去想一下这种问题。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家是“三年灾害”时期，到处一派萧条。物资紧张。“大办农业”的号召发出后，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农场。在湖北沙洋、洪湖、武汉市的东西湖、新沟等地，我们都得去参加劳动，收油菜、红薯、稻子、罗卜。肚子里饿得呱呱叫，就是吃饱了总还是想吃的感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两腿拖不动，就象灌了铅一样的沉重。水肿病、肝炎多相继发生。但是，纯洁的思想信念战胜了这一切。在困难面前，没有退缩过，而是一往无前，干在前头。

党章中写道：“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我紧紧记住，认真实践。这不知要斗争多少回，把“私”字丢到一边，让“公”字畅通无阻。

在我随领导到洞庭湖区测站检查工作时，正好路过家门，按人之常情，没有不住几天的。但是工作就是那么紧张。（当时是几个组分头出发，规定某月某日集中汇报总结）。所以，我只是抽空与爱人见一面就走。这既不是领导的冷酷，也不是我的无情，纪律的约束，行动的自觉。这种情况至少不止三次。所以，我曾自感有大禹治水的“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气概，作为党员是应该这样做的。

在我自己担任了领导之后，安排检查组时，到湖南的一组。照顾家在湖南的同志，而自己却带队到其他省份去。这就是自己有意的回避，一种主动意识，把困难留给自己，方便留给别人。

1963年3月5日，毛主[xi]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了。雷锋的事迹深深地震动了我。他是我的同乡人，同龄人，同志人。他受党的教育，成长为一个划时代的英雄——平凡的英雄。他不是在生死悠关的时刻接受考验，也不是作出牺牲重大个人利益的抉择，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的生活中，默默无闻地战斗着，即实践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他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他做了大量的好事，一切为了别人，为了群众，忠诚地将为人民服务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当中。

雷锋精神，对我的影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前段学到的理论，为自己思想奠定了基础，那么，崇拜的偶像就是雷锋，他就是实践中有血有肉的令人敬仰的人物之一。如果说，我对党的认识，从有入党要求到入党，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飞跃；那么，雷锋的出现对我的影响，是我从前一个起点跨入一个新的进程的台阶。

尽管我与雷锋有许多共同点，而不同点却有“天壤之别”质的差异，即他的思想与行动，我没有达到。但是，我觉悟出了这一点：雷锋就是当代的从毛主[xi]的理论教导下产生的现实人物。他的言论、行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力证明。那么他能做到的，我难道就不能做到吗？因此，我将雷锋日记中说的与他的事迹都作为自己对照与学习的样板，或说是刻意地模仿，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也逐渐地习惯的干得很顺心，心里也只记着别人，想着为了他人。

就说那些普通的工人中的事吧，我与他们是打成一片，紧密联系的。炊事是做早点，我五点就起来，帮助揉面做馒头、包子；午餐时就帮助卖饭菜。（炊事员是何良至、方祥生、董洪发、张忠惠等，我调离后，早几年到武汉去，还念念不忘看望他们）传达室的是两个老工人，一个是兰炳至，1954年群英会的全国劳模，一个是朱燮安。我不只是尊敬老人，而是他们家室就在一起，总是照顾他们与家人一起去看电影，戏剧，把我的票给他们，自己代班。文印室的忙不开，我就帮忙刻铜板、印蜡纸。利用早起和睡前人少时，去打扫厕所。机关附近无邮局，我就买些邮票，方便职工。传达室的一些信件投错了，无人认领，我就骑着单车送到应送的地方。拖板车的工人拖不动，我就帮一臂之力。有人打听地址，我马上前去过问，知道的，就指点带路……。

对待物质利益，有了理性的人，就不是一种本能的追求，而是取之有道，弃之不惜。我对待钱、物的态度，有些人是不能理解的，过去曾受人称赞，现在却有人说：“脑壳有问题”呢！

我想把我自己这方面的事记录一些：

在汉总机关的时候，自己也曾管过评奖升级的事，总是自己卡自己。如超过几天假就自己报，评不上是应该的。我有一次在商店买饼干，售货员是多找了我几元钱，就主动去退还（她那时还不愿公开，因为有了差错，她的声誉就不好　了）。我给报社投稿，也不愿受稿费，但退回去又汇来了。有一次湖北电视台约我去讲了一次话，又付给我6元钱，我觉得这不是“业余劳动”完全是公时所有，就作党费上交了。1963年河北邯郸发生严重洪灾，看了记录影片后，我把仅有的积蓄20元匿名汇到了灾区；在当指导员时，又为家庭困难的职工家付钱。1989年浏阳水灾，正好我得了500元承包款，就捐了100元。1973年2月我治疗痔疮住院，工会补助我50元，由李信凯、高有竹从汉口到长沙送给我。我认为自己不困难（无偿还能力为困难，我了解这一标准），就拒绝了；1975年母亲去世，长沙铝厂工会补助15元，也拒绝了。再如，切身利益升工资问题，我总是谦让，特别是在矛盾尖锐（指标少，个别人卡住上不去的时候）我更是从口头到书面表示让出来。1980年分配住房，尽管多数群众同意我住，榜上有名，但我认为还有更困难的人，我就找后勤部门表示不住新房。汉总机关处理积压物资或分配计划物资，我总是等到没人去买了，我才去买，不去抢购。我因事用公车回家，我也付给一定的汽油费；平常办事基本上不派小车，宁肯骑自行车进城。见了常明灯、常流水我就关掉；垃圾坑内有整块煤，我检回；散失的氧化铝，扫起来送到车间去……我从内心的确这么想：为了他人，为了公家，我应该按党组织要求的那样：不谋取私利，大公无私。

就因为我不断努力去实践理论上的阐述，取得一些收获，或叫成绩，领导和同志们对我进行了表扬：1964年9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授予奖状（一般来说称为“学毛著积极分子”），次年5又授予“五好职工”称号；机关报“人民长江报”还先后于1964年7月11日、18日两次刊登报道我的情况的长篇文章和日记摘要；党委还推荐我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作了讲话录音；1965年12月，又出席了湖北省直机关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给予极大的荣誉和鼓励。

当然，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思想是不可能纯而又纯的，新的思想、境界自然也有被人误解，不被理解的时候。在动乱的年代，就曾有人批判我为“黑思想的典型”；丧失理智的人一边打还一边叫喊“看你还当不当积极分子”，这恐怕是最为典型的人和事吧。另有一种情况，则是对我的某些事情有怀疑，有的就在整党学习时提了出来（如用公车回家没付车费）；有的则在背后议论（拿了公家的报纸回家）……等等，当然是他们不知情才说的。其实我都是照章付费的，他们有不少事情还不知道呢（如丢了书照赔）。固然我也并非十全十美，在自拟联中即有“但难一尘不染”、“却未两袖清风”。

雷锋说：“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按一个很普通的话说，就是为了群众利益有做不完的事，永无休止；按现代时髦的说法，叫做奉献无穷。当然，一个人不可能把好事都做完。因为生命是有限的，力量是有限的。不过，可以尽力去做。我想，人活着时，可以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那么，死了还有没有可能做点有益的事呢？也可以。那就是把那个失去知觉的躯壳再次利用（部分器官，如眼角膜；医学解剖），此其一；二是不为活人添麻烦，烧化之后，撒到大河去，东流入海。我想的这个办法，就是“最后的奉献”。我于1983年9月26日给湖南医学院写信，提出了个人要求与建议，没回音，说明这样做也难。我于1993年底写了一份书面“交待”，以留备查。就是为上述第二种办法作出的超前安排。

说奉献，其实是相对索取而言。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从自然属性上看，本身存在奉献与索取；但从社会属性上看，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只讲索取，不讲奉献。

50年代有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这是一个有辩证法的口号。它包含“我”与“人”的关系。在社会上，“人”结成一体，是相互依赖的，谁也不能离开谁。你为别人作了奉献，实际上别人也为你作出了奉献；你奉献是别人索取；相反，别人奉献时，你就是索取了。

所以，我尽管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实际上，很多人也在帮助我关心我，使我得到同志式的温暖，度过了重重难关。1960年我得重病卧床不起，若不是站长杨尚文等同志来关心询问，并立即送医院，那就早以不在人世了。“文革”那种动荡混乱且无法制的年代，半夜肖运群同志为我准备了船票，护送我到外地（新城水文站）回避暴力，免遭了不测。在我遇到危难事件时（打伤、受恐吓、侵占住宅……）就曾有易著阳、李建良、王仁清等来安慰，关心、开导，使我心境平和，不失理智，父母去世，很多人出钱、出力，那更不在说了。

现在，还回到“为人民服务”这个题目上谈一下。

理论上讲“为人民服务”一句话就完了；实践中却不知有多少问题要思考，要解决，比如说，一般的人讲为人民服务，起码的是好好工作；但如果是一个领导者呢？为人民服务的内涵就要丰富得多了，恐怕绝不是做点好事为止，而是应该站在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这个高度，去思考问题，去处理问题。

邓小平同志说：领导就是服务。这里可以指工作，也可以指人。领导者，就是有一定权力的人，他怎么把服务工作搞好？我想，焦裕禄、朱伯儒、曲啸、孔繁森等同志应是我们的榜样。

我从1965年起，至今已三十余年，可以说是在一个“领导”的位置上，可以说是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权力。但我不想利用这个权力谋取私利，在过去是谨小慎微，夹起尾巴做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中，也不失方向，不趁机为个人去捞半点好处。虽不能以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自誉，至少可以说没有大的过错，过了“三年灾害”关，“十年浩劫”关、改革关、执政关。

常人认为，有权的人，会很幸福，因为他们觉得有权的人，他可以“得路”。其实，对我来说，权是很辛苦的，艰难的，更有许多的超乎常人的加倍的负担。我常说：共[chan*]党的官不好当因为要求严格，不仅不准以权谋私，而且要事事带头，多做工作，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乃至不享受）。至于有人存心为谋取私利而钻营官场，或一朝权在手，便把利来谋，就另当别论了。这些人就不会理解我为什么多次打报告要求卸职，辞职的心情了。

这种差别的出现，是由于认识上或体验上的不同。有的人把权与利联在一起，或与名连在一起，则追求权；另一种，他们并未体验“权”的艰难困苦，并不是很轻易能对付的，他们可能以为用权容易。

我在当权的经历中，尝够了酸甜苦辣，尽管基本上过了“权力关”，但弃权不干的念头一直未泯灭。

当权之初，只有茫然感、压力感。我作为副手，要力辅领导办事，忙的不可开交。由于我“后顾无忧”无家属居住在一起，工作可谓是日以继夜。半夜被叫醒接长途，处理问题，是不会落到别人头上的。某年，我决定派一个人护送一精神病人去上海，结果在船还未达第一个港口（湖北武穴）时精神病人就落入江中死亡。为处理这事，前后有一个来月都没能安然入睡（寻尸体、安葬、做好家属的工作）。还有一次，远在河南淅川处理一职工死亡事件，吉普车日夜兼程，到事故地点后，要做好家属工作，规劝就地安葬，可是在“文革”中，“造反派”诬之为“无人道”，斗争控诉，他们硬是再行买棺入殓，运回湖北老河口。这不只是牺牲个人利益所能解决的事，“领导”怎么做到既坚持原则，又让群众满意呢？！

行使职权，并非个人行为，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结构，既领导班子几个人互相间共事协调，研究决策。要处理好关系也是一件恼人的事。按照原则要求，是要团结一致，有问题又要坚持“斗争”。而实际做起来，正好相反：一“团结”就无斗争，一“斗争”就产生了隔阂，埋下难以团结的种子。我在武汉时，一“斗争”就出现对立。我在铝厂工作时，我一度尽量分担责任，把许多事情揽着做，内心是想让别人集中精力把生产搞好；有不少事情，群众总是议论纷纷，我就以大局为重，解释宣传事情原委与看法，企图化解矛盾，有的甚至不惜自己“背黑锅”，也不张扬发泄。这就是“团结”。但是，又在一定条件下，支持群众呼声。这样，一方面，群众说我“站到那一边去了”；另一方面，领导成员又怀疑我是代表某些同志说话的。特别有两件事使人印象深刻。一次是1986年，那年8月14日，一台电解槽爆炸，停电15小时（史无前例的），保险公司赔偿了十五万元，可是厂行政领导为讲排场，竟将其中8万元拿去购买了伏尔加轿车。这件事我一直反对，从中作梗。因而与领导关系闹僵了。这就是斗争的结果。另一次是1990年，厂长因受贿被“免于起诉”但在工资调整中，仍有人为他升工资，他自己心安理得。我只能“四处告状”，使他的美梦难圆。这也得罪人了。以上说明，在行使职权上有多难。如果在领导班子中，都能秉公办事，相互体谅与关照，那就好多了。其实，很难如此。相反的情况——猜疑、妒嫉、排斥……等等，时有发生。比如我前面说到的那件精神病人死亡的事，有关领导从头到尾没来问过一句话，就让你去苦恼；再如遇到换届选举，有的同志没选上，有人就怀疑我从中做了手脚；有的还故意设置陷阱（如对搬入公房的不加劝阻，让我面临难题，本文后面将祥述）；有的则见难而让，逼我出头。……但为了党的事业，我才坚持“领导”，没因此半途而废。领导难，权力苦，也曾私心所使，多次向组织报告辞职不干（如前所述）。最后，口头推辞；1968年成立文革委会，强行拉我进入班子（或叫解放、三结合）。我拒绝；至于到了后期，我写报告辞职，或口头提议不入“后选人”，就更多了。某些人求官不得，我却有官不当，是由于各人心境与目的不同而已。看起来，不是很滑稽吗？。

党组织要求党员干部对己严、对人宽，胸怀要开阔。要求容易，做起来难。“做”的时候，是必须用十分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毅力，痛苦的斗争，才会达到要求。我处理这种事例，从家中到单位都不少。比如说，不要铺张浪费，要移风易俗。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就倡导不祝寿，也从来没有祝寿。我母亲七十岁的时候，她本人想邀请几个老人，相好的邻居聚一下餐，我劝她不要搞——在那时，就是这么坚持原则的。如果在现在去看，办一两桌饭算什么呢？因此，现在还觉得太对不住母亲她老人家了。

又比如同志间，要做到不斤斤计较，不计前嫌，体谅谦让等。1964年，我在一篇稿件中涉及到与某个同事的关系，他当面批评我“不对”，我虽然感到与我的本意不符，很受委屈，但又客观地为他着想，也就不作计较了，而应从严要求自己。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群众批判我为“修正主义的苗子”、“黑修养的标兵”；又怪我日记中写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就是“不忘刘少奇”（那时为全国打倒的对象）等等，这当然使我气愤不过。批斗我时，罚站，“坐飞机”（既站着弯腰九十度，双手向后反举向上）、挂牌游街，直至枪托打，皮鞋踢等侮辱人格，摧残肉体的残酷行为，使我险些迫害致死。但在当时忍无可忍，却又不敢说反对的话。在逆流过去，正本清源时，我却冷静地按党的政策办事。没有去计较个人的恩怨，不怀半点报复之心。另外，我在平常环境下处理了不少问题，当然有涉及个人利益的事，就招致不断的骚扰，威胁恐吓等等，这是可以一、二、三数出来的事件。比如，1985年，我调节了两个职工的纠纷，扣了其中一个人的五元奖金，这个人不服，就两次到我家来要饭吃，并且真的端碗装饭，被我轰了出去才作罢。1996年她病故，我依然为她写了挽联。1981年，我和书记、厂长一起去某车间调处了一个工人的工作，厂长、工会主[xi]宣布撤了他工会小组长的职，我只说了支持的话，他却对我怀恨在心，从1982年春节向传达室投寄匿名信恐吓起，到1984年春节都照寄不断。更有甚者，1985年古历七月十五，这个人又以向死人烧纸包的迷信习俗的方式，再次寄给我一个纸包封。面对这种进行恐吓、诬陷、侮辱的事件，我心地坦然，一笑置之。而且明知是谁所为，也不去追究，只是向组织汇报。若不信，我将1983年2月13日的恐吓信一字不漏的抄录如下：

“朱元亮

你这个披着人皮的哈巴狗，你摸摸你的脑壳。你到长沙铝厂干了多少坏事，晚上睡觉时，把枕头垫高一点，好好回忆一下，有时间我一定要清算你的帐。如果机会适当的话，我会要把你象杀狗一样杀死，可能包括你全家。中国有句老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春节来到，让你喘息一时，并赠送对联一首：

借问瘟君欲何往常　纸船明烛照天烧毁　

曾铝工随笔　

1983年除夕”

现再将1985年农历七月（追悼死人之期）寄给我的纸包上写的内容摘抄如下：

“今逢中元之期　显考朱公元亮罪人受用

公元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二日（农历）”

这类东西，不带偏见的人一看便知，是一种流氓手段，它并不能损伤我一根毫毛，只能表明这种人的品德低下，我对此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虽然知道这个人叫周××，却没借权令保卫部门立案。（按现在法制健全，以及自己依法保护个人合法权益来看，应该公事公办，是可以追究法律责任的）。我以为，虽然可以惩处他一下，但教育的效果不会明显。只要我的宽容忍让，使他感化转变就好了。

类似这种情况，还有一次使人啼笑皆非的事件。1985年9月，市公安局来人调查一封匿名信，告我辱骂中央领导人等，保卫科明白这是诬告陷害，就叫我与来人见面。我一听介绍，就立即断定这是“神经”所为。果然，他们经核实是某个犯经济错误的人，现在神智有问题。把怨恨向我发泄的结果。我认为，只要他的家属作些训诫就行了。

更有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我却以一种理性抑制了本可爆发灾害的发生。1984年9月19日，退休职工胡友明将其80多岁的老母抬入我家，侵占住宅长达20多天。使我一家四口在外吃住，不能回家。占公房，经党政工团各级领导、退休职工、同事登门做工作，坚持不退出，因而在职代会、厂务会均研究罚款处理。故而，他做出了上述之举。这事惊动了市冶金局、市委、南区有关负责人在9月27日为此发了（84）市冶机字第414号文件，作了三条处理意见。我一家四口，吃在食堂，住在招待所，这年国庆节我有家不能归。这件事，我是按照法制来办。以理智来控制的。不然，我在长沙的几个兄弟一起满可以强行对抗；我也忍无可忍炸掉房子完事。我没有这么做，也不能这么做。最后，在区司法部门派人干预下解决。事后，还有人说风凉话：一是说我“做过火了”（指罚款多了）；二是说“一个人受点挫折也好”；三是说“你太软弱了”……等等，他们同情闹事者，对我却站在一边看笑话。象我这种为党办事，为公办事，落个这种结局，心灵上的创伤，又有谁来抚平呢？反正至今没有一个领导向我说过一句安慰的话、鼓励的话。还有一个领导说：“公开去说，影响不好”。真使我哭笑不得。这样，只有挺着，沉默地忍受。愤愤不平，而又无言。压抑精神怎么不催人衰老和消沉！？当时悲愤之情，只有在办公室写字发泄。

这只是几件较突出的事例。还有当面骂娘、捶桌子，口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狂言，及背面放冷风：“雇黑手杀死他！”……等等就更是家常便饭了。这怎么办呢？毛主[xi]过去说过：“共[chan*]党就是在骂中成长的”。这是指敌人，他们不骂共[chan*]党反而奇怪。共[chan*]党在与敌人斗争中，成长壮大。我想，一个人也一样，挨骂有二种可能：一种是触犯他的利益，一种是自己有错误。不过，我想的开心，没有一件为私的事去引起人们的怨恨，而都是工作中的事情产生的。

人有错误，的确难免，克服错误，人就进步了。毛主[xi]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要严于解剖自己”。党章中也写了要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意思都是一个。我对这些要求，也是身体力行。从我参加工作起，不断的参加学习讨论，民主生活会，学习班“四清”、“社教”……等等，这些正常的检讨自己方式，有时叫“下楼”，有时叫“洗手洗澡”，有时叫“斗私批修”。尤其是当党员干部之后，要在大会上听群众的批评。不能说这种“监督”的方式使很多人少犯许多错误，净化人的灵魂没有部分作用，比如：我对自己在发粮票中企图多占，几年日记都用公家测量簿，别人送了我五斤粮票等事情都是通过这些”运动”而改正的。“文革”结束后，自己在“三大讲”活动，又对运动中的错误作了公开的检讨。

周总理说：活到老，改造到老。的确如此。人的错误、缺点并不是克服一次就不发生，实际上这时克服，以后又可能发生。因此，必须不断地去克服它。我前面讲过，这几十年中不知经过多少运动、检查，但是在新形势下，又要检查新出现的问题。比如在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中，我又“自查自纠”了利用业务往来关系，向外单位购买了低价产品的问题。1990年9月又主动补交了60元贷款。过去，工厂搞过“公物还家”，就把铝丝做的衣架，铝皮做的用具清理退回去。而现在就恐怕不只是占有这些东西了。这就说明了缺点和进步是反复交替出现的。某个缺点或某些进步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的。

总而言之，我多年来我是以一个理论为基准，以行动去实践为宗旨，过程中既有失败与教训，也有成功与经验。我现在进行了以上总结，并非对理论有何新的发挥与建树。由于我理论功底极差，无法阐述那些高深的见解；而且我的地位，也不需要有完整、准确的理论去指导重大决策。这里，我把个人几十年的言行如实记录，无非是描述一下人生的轨迹罢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