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天气酷热，中小学校推迟到9月5日开学。妹妹在电话那头解释为什么去了学校又回了家。她念高三，正所谓的关键时期。我们在电话中聊写作文——这是她的弱项，却是我的强项，遂以老师的口吻指导她如何写命题作文。

一个画家正在画一幅画，旁边地上有块金子和一个乞丐。——这是一幅画，由此画展开联想写篇作文。（此题乃2005年重庆自考汉语言文学专业写作科的作文，详情记不清楚了。）我想，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编个故事：画家如何帮助乞丐，并使他走向成功。比如，画家不施舍物质给他，而是从精神方面去帮助他，凸现社会的人文关怀。——这正符合当前弘扬的主旋律。二是写乞丐的自我认识——他从画家的画里得到了启示，通过自身的醒悟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画家在这里成了配角，而乞丐的自我省察，以及思想的觉悟是根本。——此也暗示了一个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的条件下，身处社会下层的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三是写乞丐自甘于堕落，形成了惯性，并衍生出职业乞丐。四是把乞丐当作社会现象来写，探讨其背景和解决办法。

我给妹妹举例子，说：“以上诸种，应是考生最容易想到的思路，但我决定独辟蹊径。要独辟蹊径，逆向思维不可少。就好比吃西瓜，可以切成小块，可以切成两半用勺子吃，可以榨成果汁。——这些都我我们常吃的方法，你要别具一格，就得抛弃这些想法。逆向思维就是对逻辑思维的扬弃。你可以想想可否用火烧来吃？如果你能将它烧得有滋味，那你就成功了。”

“那么，”我说，“我就决定抛弃前面四个思路，决定从别的地方入手。在以上思路中，隐藏着一个前提——即是说，画家是‘施舍者’，乞丐是‘被施舍者’。没有这个前提，以上几个想法都是不成立的。那么，不妨来个釜底抽薪，从这个‘前提’上去下功夫。于是我的题目为〈慈善与施舍〉——通过对这个行为的探讨来看待这一社会现象。”

“首先，慈善与施舍的含义是有区别的。慈善的善里包括物质，也包括慈善者心中悲天悯人的爱。中国是个佛教国家，相信善恶报应，那么善就预示着善报——从舍的角度来看，它得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善’，那么到了现代，则是求得心灵上的祥和平静。对‘接受者’而言，他得到了物质，也得到了‘爱’。”

“施舍呢，仅仅是从物质上而言的，它的舍里面没有悲天悯人的爱，只有‘赐予’，或者冷漠麻木的‘送’，或者是带着骄傲的‘同情’。——这一切，对接受者来说，都意味着精神上的侮辱，和尊严受到了损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的是‘慈善’而不是‘施舍’。”

“如果把画家和乞丐看作是两个群体，则是当下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但不论强与弱，他们都是人。在现代社会——文明民主的社会，人的人格是平等的，他们有同等的尊严。强者理应回报社会，这是义务（因为他们的财富取之于社会，在这方面，比尔。盖茨作了个榜样）；弱者应得到社会的帮助，这是权利。在‘舍’与‘受’这个过程中，他们并非是‘施舍者’与‘被施舍者’的关系。他们的关系只是物质的流动。而恰恰，我们这个社会把某些施舍者吹上了天，却忽略了他们应尽的义务；被施舍者（弱势群体）却忘了自己应有的权利。”

“事实上，更为可悲的是，很多‘被施舍者’却没有象人们预想的那样回报社会。为什么呢？其一，他们从未将自己当一个有尊严的人看，所以尊严在他们眼中不值一文。其二，从他们接受‘施舍’开始，他们可怜的尊严就被剥夺了——在聚光灯下，在大众的目光下，在知恩图报的传统文化下，卑微地活着。他们从受助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心就戴上了枷锁——时时刻刻想着要为‘施舍者’感恩戴德。所以，他们也无所谓尊严。既然连尊严都没有，回不回报社会有什么所谓？”

“如果说‘慈善’是一种有尊严的舍，而‘施舍’是损尊严的舍，那么我们需要的则是前者。”

“中国古话曰：有志者不吃嗟来之食。——似乎成了证明中国人骨气的一种文化。不过我说这句话放到今天就是错的，错就错在‘有志者’三字。在古代君权社会，理论上讲，老百姓的一切都是君王所赐。但如果受‘赐’者不吃‘嗟来之食’，则体现了一个人的志气。换个角度讲，也是对君权的蔑视和挑战。这些‘有志者’值得颂扬，也可以说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进步。然而，放到今天——这个文明民主的社会，没有了君权，没有了帝王，无论强者弱者，他们在人格上都是平等上。既然是平等的，又何来有志无志？难道一个穷学生接受救助就成了无志者吗？显然是不成立的。在现代社会，‘弱者’受‘嗟来之食’不应感到羞愧，‘强者’的舍也无须炫耀。——他们之间是物质的流动，而无尊严的高低。只有当‘强者’与‘弱者’都建立了一个健康的心理的时候，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本文要谈的是“农民的尊严”，言归正传。王小波先生曾谈过“个人的尊严”，其中一段如是说：

“每到春运高[chao]，大家就会在传媒上看到一个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三四百人，厕所里也挤了十几人。谈到这件事，大家都会说国家的铁路需要建设，谈到铁路工人的工作难做，提到安全问题，提到所有的方面，就是不提民工这样挤在一起，完全没有了个人尊严——仿佛这件事很不重要似的。”

——讲到这点，我以为我是有发言权的。为什么？因为偶也是民工。坐这样的火车，这样的轮船，这样的长途汽车，我都经历过，但从未想过个人尊严。作为一个民工，也从未想过自己有尊严需要维护。在〈江门文艺〉里看到过这样的故事：工厂里，男工和女工住在同一宿舍，于是每天晚上便从房间里传来破知了的叫声——床在呻吟。看后我不信，结果我也经历了。在某个工厂，我的床就和一个女人的床成了邻居，床的交界处拉了张布帘。那时我没想过我的尊严，她也没有，或许想到了没告诉我。

无论是暂住证，还是前段杭州炒得热闹的房东加收民工的电费（参看〈钱江晚报〉），又或是将污染企业由城市迁农村，将垃圾由城市运往农村，等等。农民（或者说老百姓）自皇权时代以来，没有尊严的历史仍在延续。“关注三农”说了n久，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我们若回顾历史，无论在战争年代，或者文革时期，或者改革开放至今，如果没有农民的付出，会是什么样子？战争年代就不说了，单说后两点。文革时期那么多人在闹，是谁提供了粮食让他们有力气去游街？改革开放至今，由农民工创造的产值有多少？谁计算过？他们又得到了多少？如果说改革开放为中国建造了一道经济长城，那么又是多少农民工离乡背井来筑造的？这里面有多少农民工的血汗？99年（大概是99年），四位正当青春的河南姑娘在南下的火车上因人多被生生踩死；2003年孙志刚的血换来了城市救助站-----不想再列举了。相比而言，城市是强者，农民是弱者，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在这里同样适用。

妹妹说老师布置了道作业：如何看待重庆的旱情？又回到了写作上，这个我好像比较拿手。我给她提供了两条思路：一是把自己想像成记者的镜头。把所见所闻真实地纪录下来。正如到非洲拍艾滋病患者，或者到伊拉克拍战争一样。如此也算一篇不错的新闻性作品。二是去写他们在灾难来临时如何面对的。这个“他们”包括社会和政府。在卡特丽娜飓风中，美国政府饱受诟病，那么我们在灾难来临时政府的作为是否令人满意呢？不过这也有个前提，就是我们老百姓是否有权利去质问政府。妹妹说回家时路过叔叔家，他们家的花圈生意特别好。我就想，这些人是中暑而死的吗？或者说是因中暑引发疾病而死吗？如果是，政府有没有采取一定的防治措施。等等。只能说等等。说多了她可能理解不了，而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废话。如果是，那不是在向妹妹倾倒垃圾吗？我有罪。

有灾就有救济。但让我呕心的是：每次看到农民们得到救助时表现出的感激涕零的表情，真让人难受。（我并非认为他们不应该怀感恩之心。）仿佛认定对方就是“施舍者”，而自己是“被施舍者”。——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皇权文化，老百姓养成了对政治权力的顶礼膜拜，他们习惯了被恩赐。他们根本就认为：在权力面前，自己是没有尊严可言的。如前所述，这根本就是一个谬误。如果连生存权，生活权都要人施舍的话，农民与奴隶何异？

“总而言之，”我跟妹妹说，“你首先得认识到自己的尊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