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受过苦的人，母亲生他的时候，中国处在灾荒年代，母亲说他不该来，但他还是来到了这个世界。

三年灾荒度过后，他开始上学读书，生命得到延续，可是好景不长，遇上了文革，以后又过上了困苦的日子。１２岁，家庭生活困难，他被迫停止了学业，回家务农，半年后受出生影响，他被带上了阶级份子的帽子，整天被一群人拖这拖那的批斗。

他的母亲是地主后代，他也成地主后代，那时他惟一能做的就是：“用不停的劳动来阻止人们对他的偏见。”

文革几年他已经１８岁了，大好青春都成了记忆，青春没有了但他还有理想，无论是做工还是种地，他都忘记不了文字，村子里那里有唱戏的，有说书的，有放电影的，他都要跑去看，看了以后在回来拿着筷子对着群众比画，就是在他挨批斗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过这样的爱好。

文革彻底结束后，压在他身上的所有罪名都消除了，他开始实现他的理想起来，他第一次叫他爸爸给他找了一个补鞋子的师傅学补鞋子。

前一年，他什么都没有要，全帮师傅的忙，第二年他自己摆了一个小摊子，开始经营起来，那时中国经济还很落后，农村很多人都买不起鞋子，一双鞋子补了再补能穿好几年，他就凭那样赚了一点钱。

有了钱，大家都猜测他要扩大经营，可他却出乎人们意料的用赚的钱买了一把二胡，别人都不理解，只有他理解：在他第一次听老师拉二胡到现在，１０几年中，他一直想拥有一把二胡。

以后除了补鞋子，他还学习拉二胡，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学的，没有人教他，每天人们看见的是他独自一人拿着小凳子坐在屋子旁独自的陶醉，大家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学会了拉二胡。学会后他每天回家，都要给家里人拉一面，并且还自己唱。

这样的生活又过了几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农村，他在很多人投入补鞋行业的时候，他跳了出来，他用积累的成本，办了一个执照，买了一辆自行车走村，收购粮食起来。

当国家把市场经济确立起来，他在这个行业已经很熟悉了，他又买了一辆大的架子车，把经营范围扩的更远。为了赚钱，他生活很苦，每天天还没亮他就拉着架子车出门，直到深夜才回家，路上渴了他就寻找水井，饿了就啃饭团，收的粮食多了他就守在车子旁边等家里人来接他，他把粮食当成了宝贝。

又过了几年，他把家搬到了公路边，也把执照的内容添加了几样，他成了个体经营户，有了钱，他还是忘记不了知识，看戏剧看得忘记了吃饭，听唱歌他总能分析那位选手能得一等奖……。

有一天，他一个教书的同学提了一把小提琴路过他家，他被那小提琴迷住了。同学上车时他问：“那玩意多少钱？”同学没有告诉他，只是对他笑了笑。以后到重庆交货的时候，他总会到卖乐器的地方转转，好不容易混熟悉一个乐器老板，他对老板说了他的愿望，老板承认在进货的时候给他带一个回来，他高兴的在重庆街上跳了起来，当他花了几乎９００圆把一个葫芦似的东西抱回来，却引发了一场家庭战争，９００块啊！用他妻子的话说能修一坐房子了。

有了大提琴，他更加忘记了吃饭，也忘记了劳动，家里人对他的意见很大，但他一点也不在乎。他一边做着自己的生意，一边学着各种玩意，他总是村子第一个玩新异的东西，他买手表后的第二天，就把手表从装了一面，以后他会修手表，会修摩托车，汽车……。

五十岁的时候，他给３０岁的儿子买了一辆卡车作为他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五十二的时候给他父亲买了一个手机。

以后他不爱做生意了，爱上了种花种草，陪同父亲散散步。县里每一年的文化节总有他的身影，他不是去表演，他只是去当一个热心的观众，表演的人物都是政府请来的名气歌星，他去的就是听乐趣。

老来时他在当地有了一点名气，这主要得于他的行为，他总是给困难的家庭免去肥料钱或者卖东西的时候他多给点钱。

年纪越来越老，他却越来越爱上看书，他床头放了很多书。暑假回家，看见他床头的书我吓了一跳，当今社会的农村能有他那样爱书的人很少很少了。我说：“大舅，这都是你买的？”他嘿嘿的笑了。随手拿起一本《毛泽东选集》翻开首页，一行勉励的语言进入眼帘：“我永远终于党，党的事业也是我的事业”。

我知道对他讲：“你也有信仰？”，他肯定不明白，就像以前我和他争论毛主[xi]的功，过一样，他说：“虽然毛主[xi]犯错误，但我还是喜欢他的理想”。

说‘信仰’他不明白，他有的只是对理想的挚着，也就是这挚着让他在晚辈的眼中变的伟大起来，理想变成了一座闪亮的丰碑。

本文已被编辑[简凌]于2007-1-14 22:13:36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