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被人们认为是邪恶的，可那不是它的错，错的是人类强加在它身上的贪婪

第一次见到罂粟，是我五岁那年，在姥姥家的后园里。五岁的记忆是模糊的，但那几抹或火红或雪白的颜色，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从那以后，我常常一个人溜进后园，站在那几株罂粟下，静静地欣赏那几朵极美的花。直到姥姥焦急的声音响起，我才不情愿地蹭回屋。

我是在姥姥和姥爷的呵护下长大的。那时，姥姥颔我回家，我的说法是：上我妈家，那是去串门，返回时才是回家。姥姥也离不开我。我常听姥姥说，她回姥爷的老家探亲，只呆了几天，就看照片上的我动了起来，仿佛要从照片上走出来一般。第二天，她就要乘车回家，那时，人们回一趟老家很不容易，不管众人如何挽留，她也执意要走。因为对我的溺爱，终于发生了一件令姥姥抱憾终生的事。

在我的记忆中，姥爷是常年卧病在床的。姥爷对我总是笑眯眯的，很慈祥，可妈妈和阿姨却说姥爷爱骂人，我说她们造谣。我常缠着姥爷给我讲故事，他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动物的故事，可惜大部分都忘记了，唯一记得的一个是老虎和黑熊的故事。姥爷用枕头把自己稍微垫高一些，然后把我揽在怀里，用他那种特有的、溺爱的口气缓缓地讲给我听：“从前哪，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只老虎和一只黑熊……”我听故事总是很认真，听完了，也赖在姥爷怀里迟迟不肯起来。

姥爷的病渐渐重了。姥爷有公费医疗，单位同意让他到北京看病。姥姥由于我的缘故，没有同去。陪同姥爷的是单位委派的一个人，和刚刚参加工作的我的姨父。回来后，姥姥被告知，姥爷得的是胃癌，晚期。

晚期胃癌，等于被判了死刑。姥姥没再坚持到大医院治疗，只是在家里给姥爷挂吊瓶。可吊瓶越挂病越重。我常常看着姥爷疼得满头大汗，我帮姥爷擦去汗珠，怯生生地问姥爷：“好点没？”我期望着，只要姥爷的额头上没有了汗，就有会疼了。忍住疼痛的姥爷，只能挤出一丝笑容给我。这时，姥姥会往姥爷嘴里塞一粒小小的、黑乎乎的东西。我知道，那是姥爷的药，特殊的药。只要吃了这种特殊的药，姥爷就真的不再疼了。我知道那种药叫作大烟，与后园那几株美丽的花是有某种联系的。我更爱罂粟了，那是姥爷的止痛花。

不知为什么，姥姥突然不让我到后园看花了。大人们对“大烟”的态度也暧昧起来，可姥爷还得用它来止痛。终于有一天，我们家来了几个衣着整齐的人，叫上姥姥，直奔后园去了。我要跟着，姥姥不许。那几个人走了以后，我们家后园就再也没有罂粟花开了。但大烟还是有的。姥姥把纸糊的棚捅一个洞，把很大一块大烟用塑料和纸层层包好，放到洞里。我明白事情的晋严重性，无论对谁，都只字不提。

姥爷的病越发沉重了。等我过了七岁生日，又过了年以后，姥爷就不行了。在姥爷弥留之际，只想见他老家的几个侄子。姥姥连打了三封电报，也不见他们来。这时陪姥爷看病的姨父又说，姥爷得的病，是良性瘤。姥姥听了大哭：“早知道瘤是良性的，不管怎样，也不能不给你治呀！”

这是令姥姥的余生都活在悔恨中的一件事。如果不是因为怜惜我没人照顾（当时爸不在家，妈妈又一个人带弟弟），她不会不陪姥爷去看病，也不会因为不了解病情就放弃治疗，贻误了病情。

姥姥说，姥爷在弥留时还嘱咐她：“别再哄小皓了，把莉养大吧！”小皓是姨家的弟弟，莉是我。

姥爷去世后，姥姥的生活陷入了窘境。每月只有靠姥爷单位发的几十元遗属费生活。过了几个月，爸也从外地回来了，我也就回到了父母的家。那年我八岁。这也是姥姥常提起的一件事：“你姥爷让我把你养大，可我拿什么养你呀！”

姥姥在悔恨、遗憾、和回忆中孤独地生活了十二年。临去世前几个月，她每每听见屋外的车声，就对我说：“是不是你大舅来了？”姥姥没有儿子，大舅是姥姥的外甥，常年在外开车，大舅的家也在几十里以外。我笑：“姥，你想我大舅了吧？”被我笑了几次，她终于不再说了，而姥姥心脏病突发猝死使她没再见到她想念的人。

姥姥和姥爷合葬到了我们镇西的小山上。

妈说：“我活着的时候，你姥和你姥爷的坟有人管，我没有了，你和你小弟也能管。等到你们都没了，他们的坟就没人管了。”我突然意识到了男性世代相传的无奈。我的儿子或我儿子的孩子，不会理所当然地怀念他们，而我弟弟的孩子，也只会以姓氏决定他们祭奠的对象。现在我的愿望，就是在我死后，骨灰撒在他们周围。如果没有活着的人祭奠他们，那就让我永远的陪伴在他们的身边。最好，是在那座小山上，开满火红与雪白的罂粟。

本文已被编辑[帘外落花]于2007-1-13 13:04:02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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