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我的经历与观感

1937年古历十月十七日亥时，我从娘肚子里出来，看到的就是一个黑古隆冬的世界。当然，少不更事的我，喝着母亲的奶，父母给了我家庭的温暖，当时我是感受不到什么是旧社会的苦、什么是旧社会的黑暗。我到后来通过有了理性和感性上的认识，才明白童年的生活是多么的悲惨凄凉！旧社会是多么的暗无天日　。这些，我在前几个章节都有所记述。我现在想就专门从“我这个人”谈起，谈我的经历和观感，并不以时间顺序为准，只加几个小标题，想到那就写到那。

1、书本造就人生

小孩子读书（启蒙）的年龄，一般都在七岁。而我到了八岁才去。我记得去学校的第一天，是母亲送的。

小学校位于朱家冲中屋的祠堂里。启蒙老师叫谭菊宜（女）。　她是本乡谭家园人。和蔼可亲，教学也十分耐心、认真。后来，又换了一个男老师，也姓谭。不仅年轻且口齿不清，知识更不深厚。“胳膊”两字，在读书本时，也吱不出声来。不久，又换了一个李老师（男的），铜官人。他对我十分友爱，家访时，对母亲说：“他调皮就调皮，但不顽皮”。母亲和我听了，自是十分的惬意。他曾许诺带我到铜官去看划龙船，计划虽未实现，但可看出他对我的友爱。对我这个山里的伢子来说，还是很惊喜的。在教学上，他又十分严格。学生犯规，就打手板，而且不准动，你要是动了，就重打。初小的最后一位老师叫谭悦颜（男），谭家园人。他说话粗声大气，也喜欢用竹板打人，形象很凶恶。我们背不出书，手板打的红肿。我虽然怕他，但不记恨，母亲也不怪他。有一次，讲到他的名字，我很灵感地用“和颜悦色”来形容，他笑的很开心，高兴的连说：“不错，不错”。

那个时候，已不读老书（文言文）了，而改为读白话文，但也不同于现在的小学课本。记得那时一年级的国文课本上有：“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好、好、好、大家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大家去游戏，游戏真有趣”等内容。老师念一句，学生念一句。死记硬背，还要默写。由于不是从简到繁地学单字、念拼音，第二天，刚一上课，就是点名背书，背不出，就打手板。所以学生的心情总是很紧张。这种学习方式，虽然很呆板，但强迫你记，记的刻骨铭心，到老不忘。我怕挨板子也觉得很丢人，所以从早到晚背书，虽说不是全都背出，但成绩总在头二、三名之列。老师喜欢，父母也高兴。得了头三名，老师奖一支毛笔，或一支龙门墨，一个练习本。母亲就煎一个荷包蛋悄悄埋在碗底，吃着吃着发现了蛋，一桌的人都笑起来。

那时的政治教育是什么课本，记不清了。但也有一些活动。如：每周一的朝会，在孙中山象前读总理遗嘱：“革命尚为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周末有老师集合训话，讲伦理道德。礼堂的墙上写有“礼义廉耻、忠孝仁悌”（是爱或是义？记不清了）八个大字。教室的四角相对扯起一排“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小国旗，还有蓝底白星十二角的国民党党旗。这些印象至今历历在目，记忆尤新。

进入高小，学校在几里之外的梅园完小。这时就解放了。学校里老师多，同学更多。教学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教学方法也不同从前了。减少了死记硬背，而多注重于启发教育。如“劳作课”用泥巴捏小猪、狗等动物，美术课有静物写生，画杯子、水果等。教语文的谭乐士老师就特别注意用新思想教育学生：“人生必须劳动，劳动就是人生”。他的这段话，至今仍影响着我的人生信念，是我的座右铭。

人的童年，可塑性很大。老师的启迪与灌输起十分关键的作用。他们那娓娓动听、生动的比喻；循循善诱的教诲，给学生的心灵以极深刻的影响。但老师的教诲对每个学生来说，也并不是千人一面；学生的接受能力也不尽相同。如同样是老师的灌输，但我对语文和数学的爱好与吸收就有很大程度上的差别。我对数学中的公式、法则；计算时间速度，工程速度；利率等的计算总是似懂非懂，多数算不出来。相反，对语文课却充满了兴趣。老师教我们写“周记”、定期写一篇作文来练习写作。我自己也喜欢看文学作品，好的文字段落、警句名言就抄录下来，来增加和充实自己的写作基础。

记得语文课本上有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庭院中有二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文章中，没有直接写“有二棵枣树”。这种写作技巧与手法很吸引人，印象十分深刻。

又如，一次老师布置写“秋天”的作文。正好我又看到姐姐写的一篇作文有很精彩的内容。我就抄袭下来，稍加发挥就交了上去。老师批阅后很是赞赏，并写了“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评语。自然，我感到很满足，很高兴的呢。　

那时，我对文学作品并不能从政治上作出鉴赏与分析，而只是从写作技巧、用词遣句上欣赏它。记得有一篇文章描写前方战士怀念家乡的心情，写的十分凄凉、悲伤。现在看来，却不能鼓舞士气：“树梢月冷，天上星稀；寒村犬吠，午夜鸡啼；战马长嘶，兵士难眠……”。但我也从类似许多的书籍、文章中学到了不少丰富的文学词汇，和写作技巧。

我深住山村，书本很少。青年人，读书欲、求知欲都很强。我除了学校课本外，课外书籍，能见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根本就不作什么选择，很有些饥不择食的味道。家里的“百家姓”、“捷径杂字”、“增广贤文”，邻居，熟人中的“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等书都读过。看完了这些，就到处找书，有时，甚至把一些残破的无头无尾的书也翻的津津有味。有次我在柜子里就翻出一本无头无尾的书（中间有“石头记”的字样，后来才知就是《红楼梦》），兴奋的真好象是找到了宝贝一样。

山村的孩子，读书的时间并不多，白天的课余时间要帮家里干许多的活：看牛、扯猪草、检野粪、捶草（打草鞋编绳子用）、舂米……等等的事情要做。晚上又没灯照明，那就利用看牛、吃饭、烤火……等时间见缝插针地看书。母亲总说：“看你把眼睛看瞎了何是搞？”我只当没听见。

到了读初中的时候（1951年8月——1954年12月），读书的条件好了许多，而借阅也容易了。不仅读了许多进步的书籍，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可爱的中国》……等等众多的好书，而且中国优秀的古典名著，如四大名著也都相继看完。六、七十年代适应和突出政治需要的文艺作品及后来的所谓伤痕文学也都读了不少。如：《红旗谱》、《李自成》、《红岩》、《枫叶红了的时候》……林林总总。后来对小说的吸引力不如从前，看书的内容转向了政治理论书籍。现在对于时下流行的乡村文学、颓废文学等就根本不感兴趣，翻一下就丢开了。如《废都》等。

开始转向读政治理论书籍的原因，也是社会教育及后来的工作需要所促成的。参加工作后，除了每周的政治学习、集体读报等活动外，1961年我调到汉口水文总站政工股搞政治工作，这也客观上要求去涉猎政治书籍。1964——1966年4月期间，组织上多次派我到政治干校、党校学习，所读的多是政治理论上的书籍，而小说就相对的看的少了。

若要探寻比较明显的变化时期，有两个时期是比较突出的。第一个时期是1957——1958年春之间的反右派运动。此前，全国的政治气候是发动群众搞整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大字报运动。报纸上连日不断地发表文章、座谈记录。公开谈各种意见、看法和建议。也有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借机发难，公开反对共[chan*]党的领导，攻击共[chan*]党是“党天下”，要“轮流坐庄”；个别地方还演变为反革命暴乱，杀害共[chan*]党人。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巩固党的领导，开始了“反右派”的斗争。不过，后来运动扩大化，也错划了一些“右派”（1981年作了平反和甄别）。这场斗争，我因留守工作，没有直接参加运动。但对我思想上的教育与影响很大。对党的认识，由于有了切身的体验，在理论上觉得有必要加深，因此又开始学习党的基本知识。

第二个时期是1960年初始，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xi]著作的高[chao]，对我来说更是一个根本性的影响。我想尽办法，包括半夜到新华书店排队，才买到《毛泽东选集》的一、三卷。毛选到手后，就是通读全书。这年的2月13日，开始写读书心得，有篇心得寄给“人民长江报”被刊登。可以肯定地说，毛选对我的思想产生了终身的影响。它对我的人生观、世界观起到了开导与奠基的作用。

毛主[xi]的书，深入浅出，易懂、易理解、易吸收。许多革命道理在书中得到了最明白无误的解答。我不仅通读了毛选1——4卷，还买了很多当时未收入四卷的单行本。抄录了不少题词、讲话、语录……。后来出版的毛选第五卷，也全部读完（见图31）。

由于工作需要，还进一步涉猎马恩列思的著作。如：《共[chan*]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马赫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不过这些书籍较难理解，尽管有马克思四卷本，但并没有全部读完。

周总理说过：活到老、学到老。的确，知识是广阔博大的，有如浩瀚的海洋，许多知识要我们去学习，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读书、读书、再读书。

我在原单位，对技术业务书籍《水文测量规范》是必读的，在现工作单位，也看了如《电解铝知识》、《机械制图》等专业书籍，虽不能精通掌握，但知道一些原理，对工作很有好处。

随着年龄的增大，加上过去失去了几次深造的机会，我不得不走坚持自学的路，来填补知识上的不足。1985年7月，我参加了“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党政专业的学习。三年的时间，风雨无阻地骑单车，到湘江对面的[湖南师大]参加函授面授的学习。终于于1988年完成了十三门课的闭卷考试，拿到了毕业证书（见图32及附件2）。

通过我读书及学习的经验，我认为，人的一生，从某种意义而言，是离不开书的一生。书本造就人生。不读书，就是“文盲”、就是“科盲”、“法盲”……。我十分珍爱书，也感谢书。是书本给我血肉之躯以精神支柱，给了我思考和正确认识人生的眼睛。

总之，书是一个好东西，尽管书籍有好坏（社科类）、差劣之分，但“开卷有益”不无道理。只要你以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去读书、去学习，那可以肯定，书是可以成就人、造就人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