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魂——

从《复活》解读列夫·托尔斯泰之精神世界

纪锡垕　

(　长江大学文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00)

摘　要：从列夫托尔斯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复活》探讨托翁晚年之精神世界：　“我有罪”是指每个人都有“原罪”，为了救赎自己的“原罪”便需要走“灵魂自我完善”的道路；“灵魂自我完善”需要人们控制自己灵魂中的“兽性”即人的情欲、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要让“精神”的人主宰自我；“灵魂自我完善”的过程便是托翁孜孜以求的“新上帝”的过程，那便是用信仰来作“生活指导”寻找灵魂中的“神”。

关键词：“我有罪”　灵魂自我完善　上帝

中图分类：i106　文献标识码：a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代表整个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继巴尔扎克之后又一座高峰。

《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暮年之作。是他世界观转变后创作最重要的作品，是他晚年思想与艺术的结晶。作家写《复活》从1889年开始到1899年，前后历时十年。

1887年6月，托尔斯泰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彼得堡司法活动家、法官科尼，他给作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法院审理一个妓女因被控偷窃嫖客的卢布案子时，陪审团里一位青年成员发现这个妓女是他过去在亲戚寄居时诱奸的养女，青年人良心显现，到监狱探望女犯人，并提出愿意跟她结婚。但后来那女人病死狱中。作家要求法官把这个真实的事情写出来，法官拒绝了。然而作家却没有放过这个素材，由此引起他的一连串问题的思索，决定深入挖掘这个故事更广泛更丰富的背影，把它撰写成一部人性与道德、灵与肉、善与恶、理性与原欲、理智与情感一部反映重大社会意义的长篇小说。

托尔斯泰这时七十古来稀，他注视着世界，他的生活，他的过去的错误，他的信仰，他的圣洁的愤怒……他从高处注视一切，这正如在以前作品中的思想，用艺术的精神统治着作品；在骚动的精神与阴沉的讽刺中，他又混入了一种宗教式的静谧，在他内心反映着的世界中超脱出来，我们可以说有时他竟是“基督徒式的歌德”。　

“艺术与生命是一致的。作品与生命从没有比托尔斯泰的联络得更密切了”。他的作品差不多时常带有自传性。《复活》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忏悔的贵族”的形象，在他身上表现了托尔斯泰自己世界观的矛盾，具有很强的自传性。

一、“我有罪”

在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常见的一种观念是，在考察平民百姓的艰难困苦时，认为自己对这种困苦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他们面对社会的悲惨现实发出“谁之罪”的质询时，其实也在叩询自己，认为自己也是“有罪”中的一个。　

托尔斯泰童年的时候，透露着一颗精纯的、慈爱的灵魂——幸福的他只想念着他所知道的不幸者，他哭泣，他忠诚的亲吻一匹老马，他恳求原谅他使它受苦。他自言在五岁时，第一次感到，“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

俄罗斯民族传承了丰厚的东正教文化，另一方面，也充分吸收近代西欧新兴文化的营养。“原罪说”把远古以来就存在着的罪感意识绝对化、普遍化了。18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传入俄国。启蒙思想家认为，所有的人原先都处于绝对自由和平等的自然状态，因而人人应该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原罪说”与“人生而平等”的思想相结合，使纯然自省的涤罪观念转换为对俄罗斯普遍存在的专制压迫现象的社会反思，这种社会性反思翻转过来又加深了知识分子的罪感与忏悔意识。托尔斯泰读大学的时候发现了卢梭，《忏悔录》，《爱弥儿》。对于他，这真是一个惊喜。他读了许多卢梭的作品，并吸纳了他大量思想。很久以来托尔斯泰对农民产生了相当深厚的、混和着同情与敬佩的感情。现在他耻于过着贵族老爷的生活。

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常为自己的好色与狂赌而忏悔。他常这样忏悔道：“想到这几年，我不能感到害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这种罪感并不仅是一种内在的，对纯洁品质的追求，而是同意识到自己侵占了他人的生活权益的犯罪感相关。　

俄罗斯知识分子献身于改造社会的事业，常常是被这种罪感所驱使。1869年时，一次他途经一个叫阿尔扎马斯的地方，住在旅馆里，夜深时分，他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伤与惊恐，——他梦见自己被农民给绞死了。这就是他所谓的“阿尔扎马斯的恐怖”。托尔斯泰开始内心感到不安，觉得自己无所把握生命。这使他对叔本华哲学产生了兴趣，并受到它的影响。这种恐怖也成了他思考俄罗斯的苦难和实行农业改良的重要驱动力。他孜孜寻求解放农奴的方式，同时他身体力行，最大限度地接近农民，以亲身参加体力劳动实现自我修身和道德完善，最终完成了自己世界观从贵族地主向宗法制农民的转变。

“罪感”确乎折磨着托翁。他自问：“列夫托尔斯泰，你是否依照你所宣扬的主义而生活？”他痛苦的回答“我羞愧欲死，我是罪人，我应当被人蔑视。可是，请把我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比一比罢。你可能看到我在寻求依了上帝的律令而生活的方法。我没有做到我应做的千分之一，我为此而惶愧，但我没有做到并非因为我不愿而是我不能。指斥我罢！可不要指斥我所遵循的道路。”离他的死更近的时候，他又重复着说：“我是一个完全懦弱的人，具有恶习，愿侍奉真理之神，但永远在颠蹶，如果每个人把我当作一个不会有任何错误的人，那么，我的每项错误皆将显得是谎言或虚伪。但若人们视我为一个弱者，那么我的未来面目可以完全显露，这是一个可怜的生物，但是真诚的，他一直要而且诚心诚意地愿成为一个好人，上帝的一个忠仆。”

这样的，他为良心的责备所苦恼，为他的更坚毅的但缺少人间性的信徒们的无声的埋怨所抨击，为了他的怯弱，他的踟躇不决而痛心为心灵的“罪感”而选择一个82岁的老人离家出走。他出走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坐在充满汗臭味的三等车厢里“很愉快”。但是，他衰老的身躯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天真的追求。在出走后不到10天，就客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在寻找宁静之乡的路上。

“罪感，只是一种情感。”对于改造社会现实而言，它的作用很有限。但对于置身于不公正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它意味着尚未泯灭的良知。托翁的“罪感”意识是成功创作《复活》的最为根本的因素。

二、灵魂自我完善

列夫托尔斯泰从青少年开始，就努力追求人格的完美，道德的自我完善。在他看来，人之所以要走道德自我完善的道路，是因为人本身不完美、社会的不完美起因于人自我的不完美。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肉体的自我’，他引发出人的自私、情欲、虚荣、伪善等；每个人灵魂中都有恶的根子”。聂赫留朵夫对玛丝珞娃的初恋具有一种纯洁的和富于诗意的特点。这是他身上固有的人的品质。然而聂赫留朵夫也像所有人一样，“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所追求的是那种对人对己统一的幸福；一个是兽性的人，他一味的追求个人幸福，并且为个人幸福不惜牺牲全人类的幸福。在目前这个时期，彼得堡生活和部队生活唤起的利己主义在他身上恶性发作，兽性的人在他身上占了上风，把精神的人完全压倒了。”他对玛丝洛娃纯洁的爱情消退了，在他的内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别错过自己的享乐，别错过自己的幸福。他断然走到她跟前。那种按奈不住的可怕兽性控制了他。

聂赫留朵夫“被他对她的纯洁爱情压制着的兽性如今控制了他，霸占了他，把其他一切感情都扼杀了。”聂赫留朵夫占有了玛丝珞娃，他满足了情欲，“虽然不及预期的那样醉人，但毕竟达到了目的，得到了一定的满足。”而且也“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正如叔本华所说，这是共同的人性。玛丝洛娃在聂赫留朵夫的诱惑下，在“肉欲”的诱惑下，在聂赫留朵夫无情的抛弃下，走向了彻底的“肉欲”复仇之路。

“‘肉体’的人追求物质的和情欲的满足，追求个人的满足与快乐，人之恶也由此而生，人的完善就需要有上帝的约束，也即‘灵魂的自我’的约束。”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人固有的情欲是一种无法排解的恶，它与人的良知（善）永远处于冲突之中。人需要通过内心灵魂与道德上的“革命”才可走向自我完善。

列夫托尔斯泰描写了俄国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时期人的心灵状况。他通过对人类作反复细致的研究发现了人类自身存在的恶本能。没有任何一个人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目睹并感受到了发自尘世的情欲。他的小说给人们指出：“人本身的情欲与邪恶是滋生社会罪恶的根源。”

十年后，玛丝洛娃因受一起人命案的牵连，受到法庭的审判。法庭上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重逢，他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发现了自己灵魂中的丑恶，为此展开了深深的自我忏悔。深睡在心灵深处的精神的人开始苏醒。“灵魂”恢复了对“肉体”的控制。为了杜绝一切“肉体”欲求他开始过禁欲的生活，他放弃财产并要求随玛丝洛娃流放西伯利亚，最后在上帝那里找到了灵魂的归宿。——要永远地爱人和宽恕人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

“人好像河流，河水都一样，到处相同，但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澈，有的地方河水浑浊，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温暖。他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具有各种人性的胚胎，有时表现这一种人性，有时表现那一种人性。他常常变得面目全非，但其实还是他本人。有些人身上的变化特别厉害。聂赫留朵夫就是这一类人。这种变化有的出于生理原因，有的出于精神原因。聂赫留朵夫现在就处于这样的变化之中。”

此时他对玛丝洛娃产生的是一种抽取“肉体”欲望的圣洁的“爱”。人应该抛弃“肉体”的各种欲望，追求“灵魂”的健康与幸福，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的生活。如果人人心中都发生“灵魂的革命”，社会也就完美无缺，彼岸天国也就在尘世出现了。这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美好理想。

玛丝洛娃最终也在聂赫留朵夫的真诚感召下看到了善的存在，走向了灵魂自我完善的道路。

列夫托尔斯泰并不是要宣扬恶，而是要制止恶，为了保持人性纯洁。使人性趋善。他既看到了人性有恶、人的自然欲望可能滋生恶，他力图寻找一种有效的方法扼制它，所以他相信人性趋善，实际上也就是相信人的理性的力量。“博爱”理论、“人道主义”就是他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对人的理性、人的善和趋善的一种理想。正因为如此，《复活》中展现的“人”的形象，是精力充沛的恶欲的“人”与胸怀博大的基督式“人”的双重组合，而理性的“人”对恶欲的“人”的制约是总体基调。这不愧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大精神遗产！

三、托尔斯泰的上帝

祁克果如是说：“宗教阶段是生活辨证法的最高阶段，在此阶段，个人与有人格的上帝直接沟通。宗教生活的悖论只能靠信仰来解决”。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人没有信仰，不能生活。宗教思想在最初的人类思想中已经酝酿成熟了。信仰所给人生之谜的答复含有人类的最深刻的智慧。祁克果也宣言说真理就是信仰。然而信仰不是一种学问，信仰是一种行为；它只有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暮年的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我已归结到一个伟大的思想，在实现这思想上，我感到可以把我整个的生涯奉献给它。这思想，是创立一种新宗教，基督的宗教，但其教义与神秘意味是经过澄清的……用极明白的意识来行动，以便把宗教来结合人类。”

晚年的托尔斯泰这样说道，“我发现人类有一点不朽，有一种爱情，为要永久幸福起见，人应当为了别人而生活。这些发现使我非常惊讶，因为它和基督教相似；于是我不复向前探寻而到《圣经》中去求索了。但我找不到什么东西。我既找不到神，亦找不到救主，更找不到圣典，什么都没有。但我竭尽我灵魂的力量寻找，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这样我和我的宗教成为孤独了。”　“我认为，没有宗教，人是既不能善，亦不能幸福；我愿占有它较占有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牢固；我觉得没有它我的心会枯萎……，是人生创造了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人生……我此时感到心中那么枯索，需要一种宗教。神将助我。这将会实现……自然对于我是一个引路人，它能引导我们皈依宗教，每人有他不同而不认识的道路；这条路，只有在每人的深刻处才能找它……”。

列夫托尔斯泰的行为很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有自己心中的“上帝”但那不是通常基督徒的上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相信神，神于我是灵，是爱，是一切的要素。我相信他在我心中存在，有如我在他心中存在一样，但我们不能把基督当作神而是向他祈祷，这将冒犯最大的亵渎罪。”列夫托尔斯泰觉得人是在两个世界生活，一个是物质的世界，要用科学来作解释；一个是人类世界，要用宗教信仰来作“生活指导”。所以，他轻蔑这为他在过去笃信奉行的宗教。托尔斯泰责备教会的最大的罪恶，是它和世间暂时的权利的联络，斥责这是“强盗和谎骗者的联络”。然而他不否定宗教。他是一个从世俗生活出发而非教会的教规出发去理解宗教的人。他在1855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昨天，一次关于上帝与信仰的谈话，使我产生了一个我原终生为之奋斗的伟大辉煌的念头；要建立适合当代人类发展的新宗教，消除掉教条和神秘主义，但仍然是基督的宗教——一种现实的宗教，不许诺来世极乐而提倡现世幸福。《复活》十分彻底地表现了这种观点。聂赫留朵夫终于在《马太福音》中找到了答案。“他的心充满了一种好久没有感受到的喜悦，仿佛经历了长期的劳累和痛苦以后忽然获得了宁静的自由。”

在现实的生活中，托尔斯泰并不能做到像聂赫留朵夫那样，在上帝的感召下走向心灵的净化与宁静。在临死前的日记中写道：“我为什么活在这个混乱、复杂、疯狂、恶毒的世界上？”正是托尔斯泰在这样难以排遣的悲观与焦虑，导致了他最终离家出走，带着困惑和绝望继续追寻他幻觉中的新的上帝。

托尔斯泰是圣贤中最高的一个，释迦牟尼，婆罗门，老子，孔子，琐罗亚斯德，比赛亚——一切指示人以真正的幸福与达到幸福的必由之道的人。托尔斯泰是这些伟大的宗教的创造人。是一个苦苦造“神”的精神英雄，他自己也近乎是一个神。

我们在《复活》中比在他别的任何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的清明的目光，淡灰色的，深沉的，“深入人的灵魂的目光”，它在每颗灵魂中都看到神的存在。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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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罗曼罗兰著，　傅雷译·名人传[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版　，　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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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罗曼罗兰著，　傅雷译·名人传[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版　，　第340页。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草婴译·复活复活[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版　，　第378页。　

蒋承勇著·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　，　第359页。　

本文已被编辑[“逝者如斯”]于2007-1-9 23:31:15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