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风雨同舟

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好比是人体与细胞。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也好比是一艘行驶在大海中颠簸起伏的船。这只船，父母就是船长和舵手，兄弟姐妹们就是划工和水手。

这只船上的每个成员，大家一起风雨同舟，有苦同吃，有难同当。尽心尽力，顶着风浪，奋力拼搏。

父母作为一家之主，一"船"之长，他们的责任与付出是谁也不能比拟的。而作为划工和水手的兄弟姐妹所担负的重任，当首推姐姐与兄长。总之，由于大家的努力，我家的这只船终于冲破了险滩恶水，安全地驶进了宁静的港湾。

现实社会的汹涌波涛，人力是无法使之平静的。它对每个家庭、个人的影响关系重大。看看我的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经历，就十分明白了。

关于家庭成员的情况，我已将父母作了一些计述。在这里，我也想把家里的其他成员的情况或繁或简作点介绍。但有的只是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没有写出具体情况，连姓名都没有提及。这并不是分轻重亲疏，而是由于与我直接接触多少与感受深浅的原因而就。

我们兄弟姐妹成年的共五人。姐：朱知理为长姊、长兄：朱元含、二兄：朱元祥、弟：朱元尚。

姐姐生于1929年2月7日。小时候也读了几年书。但在那个动乱贫穷的年代，读书在贫苦的农民家庭已实属不易。尤其让女孩子读书更是难能可贵的事。这应该归功于母亲的力排非议。母亲曾对我说，你姐读书时有人就说：“饭都没有吃的，还送妹子读书哩”。

姐姐生性聪慧，学习刻苦认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她写的字好似出自阳刚之气的男子手笔，文思也好。她写的作文常是我抄袭的对象。算术也好，加减乘除不在话下。可是，穷人家的女孩，是不可能读下去的。人稍大一点，就必须留在家中做事。姐辍学后，学织布，学裁缝。她甚至哭着哀求妈妈。妈妈也只能违心地说："今年帮我织一年布，明年再去读"。最终姐也没有读成。但是，就是母亲的这点支持，也为姐姐后来的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姐后来就能够应付自如的担任了乡镇工厂的会计工作。

姐姐十二、三岁时，就随堂姐朱运中到长沙学裁剪。日本鬼子来时，逃难到了衡阳，差点被鬼子的飞机炸死。没办法，又回到家里。在家里看牛，砍柴；挑水种菜。由于实际锻炼，使她成为一个操持家务的能手。十八岁，她出嫁了，独立自主地负担管理一个小家庭，与姐夫谭振雄亲密与共四十多年。

姐为人忠厚，知书答理。待人和蔼可亲，处世大方又乐善好施，最肯帮助人。她小名叫"公伢仔"，和姐夫于1947年结的婚。二人亲密与共，刚柔相济。姐夫主外，一手可以打开局面。在家里又是姐姐说了算，姐夫一切都听她的，言听计从。

她夫妇俩相互团结，支持友爱。在公婆、叔嫂、子女乃至邻里间，关系都处理的极为融洽，四面春风。他们两人从乡村到城镇，从本地到外乡，上十次易地居住，走到哪里，笑到哪里。和睦乡邻，因此，近至邻舍，远到八十里之外，不知结识了多少人。由于乐善好施，可以说，只要搭个信，不是人来，就是物到，没有办不成的事。他们帮助别人也是尽心竭力。别人有求，总是给予满足。德珊要做一个架子床，他不仅搞材料请人做好，漆好，还亲自送到城来。这种火一样的热心肠，真是世间少有。这与现在那种冷漠的人情关系相比，真是不可想象。

解放前，姐夫算是小有家产（中农吧？）。日子过的自然比我家好。他自营了一个药店（以前在长沙的药店帮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很受邻里信赖和尊敬。

解放后不久，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姐夫的药店自行关闭，姐夫转入商业供销部门工作。后来，姐姐离开本地回到桥头驿，继而参加工作。姐第一个孩子1952年问世。先后生育四子，各有所成。其间母亲帮助她带孩子，这四个孩子都是由母亲帮助带大的。

姐夫家人口多了以后，开支也大了。生活也并不宽裕，但他仍一如既往对我家关照。他对父母的关怀胜似亲生父母。有一次，母亲到汉口去，姐夫买好车票送母亲上车。回来后，一直放心不下，后悔没有直接送到汉口。第二天一大早赶到长沙想打电报询问，可巧的是机房正在接收来自汉口的电报。核对中姐夫似乎听到有他的名字。于是硬是软磨硬赖地索取了这份电报来看，当母亲平安低汉的电报得到证实后，他高兴极了。

我们郎舅之间，也真是亲同手足。你来我往，宾礼相待，亲密无间几十年。

困难时期，他虽然经济也十分拮据，但他对我们家、我和弟弟等均是慷慨解囊，全力帮助。逢年过节，他不仅准备一些计划物资，平常到香干子、粉丝之类的东西，而且还要弟弟到他单位干点零时工，可得几十元，以便有些钱过年。弟弟的次女要升学寄读桥头驿中学，姐夫认为支持她读书是大事，每月资助她5元钱，要知道这在当时是多么的慷慨和无私啊！。

姐夫生于1925年3月初五。姐弟四人，他排行第二。他虽不是我们家的成员，但他在我们家中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接近退休时，举家迁往长沙居住。这原本已是十分完美的结局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86年春节，我们兄弟姐妹们相约到乡下过年。一行三十余人，浩浩荡荡，热闹非凡。这是父母在世时都未能做到的一次大团圆。。之后的五月三十日，姐姐突发脑溢血意外，不幸去世。享年才五十八岁。这不啻于晴天霹雳，让人无法承受！。姐夫当场昏到，悲痛的日夜嚎哭。姐姐就这么无声的离去，姐夫又是那么的悲痛。我陪伴了他十来天，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既不能拯救逝者，又无法安慰活人！我的心灵又受到了一次无可言状的打击。

自姐夫失去了亲密伴侣和帮手后，精神从此一蹶不振，疾病缠身，衰老的与以前判若两人……后来他又到药店帮工做了几年。情绪变坏，忧郁加深，进而痴呆二次，虽住院手术，但未能治好。七十岁辞世。

我有一个想法，人们的感情太深并不好。因为相聚时是一种快乐，但岂知离别后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所以，为了免却不幸，何不在这之前把感情的浓度降低一点，淡化一些呢。

*　*　*　*　*

我大哥1932年古历正月二十日生。他小姐姐三岁。作为长子，在旧社会所承担的责任与付出，很自然的要比其他弟妹多的多。他自幼就随父母耕作，只读过几年私塾。十来岁独自下田扶犁掌耙。他曾经挑担做生意，没有赚头。也到过长沙药铺做学徒，但由于有一年长沙城里闹霍乱，狠心的店老板只给了几粒药丸子就一脚把他踢回家。所以，他只能与土地打交道，拼劳力过日子。我所谈到过的那些农活，他样样都做。不但干自己的，还干别人的，为的是混去一餐，让出一餐给家里的人。特别是在收割时，他就与别人一起到垸围子（湖区）扮禾，搞个十天半月，换几斗米或蚕豆回来。到垸围子扮禾，不只是使他劳苦不堪，而且还有父母的日夜揪心盼望：儿子在外，会不会中暑发痧，会不会碰上倒垸缺堤……？母亲总是在每天日落就翘首望着对面小路上有否儿子的身影。当哥哥背着米袋出现在母亲的视野里时，母亲就一声声的叹息，泪珠在眼眶里滚动。

解放后，哥哥积极参加农民协会的活动。减租减息，土改、清匪反霸等。他先当民兵，继而参加志愿军。他走向从戎之路，为他一生的业绩奠定了基础。

在部队的他，由于有在农村勤劳的本色，爱钻研技术，驾驶汽车的幸运就降临到他的头上。一干就是二十余年。家中不仅常接到部队寄来的立功喜报，更多的是他时而到武昌时而到大同……学习、进修的消息。这么多年的部队生活，有领导的培养器重，有他个人的刻苦，终于获得高等文化的证书、高级技师职称的称号。所以，他对汽车机械的学习是全面系统的。他只要听一听马达声，就足可判断故障的原因。在退休后仍到汽修厂但任技术总监，只凭他一句话，一个字，就可以判断汽车能否出厂。

哥哥为人秉性，在一个家族中属性格十分刚强好胜的类型。也秉承了母亲了性格。他热爱劳动，舍得吃苦。不甘示弱。小时侯，他就争硬气，敢与大人比高低。他想经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贫穷、软弱无地位的形象。所以，他自己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对弟弟也是要求苛刻。如果我们看牛不顺带捡野粪回来，挨打受骂是常有的事。

解放后，他在家中的时间不长。料理家务的时间随不多，但给家里经济上的支持却是最大的一个。五十年代，寄个一、二十元，家中就要能解决多少困难。六十年代，付回四、五十元就是十分难得的数字。七十年代，为父母办丧事，拿出几百元，清理生产队的全部债务……都是我们望尘莫及。只要是他有能力办的事，他都能一口应承的给办了。

他在部队退役后，在广西桂林、湖南望城又工作了十多年。一直没有离开本行。一子两女，夫妻二人，把生活都理得顺顺当当。总之，他对社会、对家庭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二哥生于1934年古历十一月二十三日。由于和大哥同样的原因，他也没有读多少书。只是在堂姐的帮助下，到长沙第四保育院读到高小的程度，大概在那里生活了近二年时间。保育院吃的免费，还有一点救济的衣服发给他。有一次他穿的一条裤子，走路时裤脚摩擦发出声响，我们很是奇怪，原来就是现在的灯心绒裤子。但回家时由于没路费，他是扒在火车顶上回来的。说火车过捞刀河时，手可触及栏杆。

解放军打倒长沙时，保育院也随之解散。二哥回到家后，与大哥分担了繁重的农活。

解放后，二哥到湖北蒲圻、中火铺、官塘驿等火车站开山运石，他把打工的微薄收入寄回家。前面说过，那次他托人带回二元钱，真正是尽了全力。也可想而知，那时他在外是多么的艰难和不容易啊！

大概到了1955年，他和几个同乡商议去汉口大城市。好不容易几个人凑了四十多元的路费，不幸在途中过江时全部被盗。到了武汉，身无分文，举目无亲；食宿无着。在这种境况下，他艰苦奋斗，四处打听工作。先从军工被服厂，后到武汉印刷厂，最后有了一个落脚点。

他在印刷厂工作，先做印刷工，后到厂部管理部门。三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爱厂如家。他通过工作实践，掌握了专门的印刷技术，所以在退休后，仍为印刷行业争聘的人才。他勤学苦练，写得一手好字。

他为人一世，可算是老实巴交的，对别人从没有恶言恶语。他身有残疾，一只耳朵聋了。在一次修理机器时，别人误合电闸，机器将一手轧断，造成行动不便。老实人，遇到的灾难特别多，他所受的痛苦比我们都多。

他一生简朴，不事奢华。工作初期，要节衣缩食，支持家庭，奉养父母，难有积蓄。所以他成家很迟，但婚后有一男一女，且各有所成，是人们常说的：“一男一女一枝花”的非常理想幸福的家庭。现在生活算是很安逸了。

*　*　*　*　*

算起我们兄弟中，弟弟是最幸运，又不幸运的一个。所谓幸运，是他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很短，只有八年的时间。受的苦最少，心灵上的创伤是很少的。解放后，从小学一直读到长沙农校。所受的文化教育最多，而且从学校到工作中间没有间断。所谓不幸运是由于国家困难，压缩职工队伍，他和妻子一起被精简回乡"修理地球"。这也是我们兄弟中唯一的一个。

弟弟生于1941年古历五月初二。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他是晚上来到人间的。还是母亲自己断的脐带。当时我只有四岁多，为什么还有这点印象，自己也解释不了。

弟弟长大后，先到望城县（原长沙县）湘江渔业社工作，颇有成绩。有一次，他们捉到一条五、六十斤重的大黄鱼，报上作过报道。他与吴佩芝也是在望城结的婚。不久，在1963年下半年他俩被精简安置回乡。这对他俩来说，响应政府的号召回乡务农是不能避免的，也使弟弟一家一直生活在农村，过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艰苦生活。然而对我们整个大家庭来说，却搭帮他俩，才守住了祖业，陪伴父亲十多年。特别是在1972年下半年，父亲中风半身不遂，他夫妇俩求医问药，日夜守侯，细心照料。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从无半点怨言，也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1974、1975年父母相继去世安葬，也是由弟弟一手操办，因此，弟弟在大家庭里做的贡献要比任何人都要多的多。

过去农村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弟弟一家一方面人口较多，除父亲外，还有三女一子，一家七口，负担是沉重的。另一方面，他俩好客，而当时只种一点粮食，没有任何收入，因此总是缺衣少粮。弟弟每次来长沙，我第一句话，总是问他：“今年的饭谷够吃了吗？”弟弟每次总是摇头叹息，忧郁之色，溢于言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弟弟一家生活上带来了根本上的改变。二十年来，他俩勤劳致富，艰苦创业。弟弟在湖北蒲圻、汉口、湖南长沙、望城等地搞承包工程，开商店，搞屠宰加工……等。得到了一些收入，经济上开始活跃。在种田上，弟弟把学到的科学种田的知识（曾被县政府委派去海南学习杂交稻种植技术）用于实践，粮食产量年年提高。肚子吃饱了，喂猪、酿酒，到第二年新谷打下来，谷仓里还有不少陈谷。并在改革开放的不几年，光荣地参加了望城县的"万元户"表彰大会。现在，弟弟再来长沙，我的第一话就是：“今年又赚了一些钱吧？”弟弟总是肯定的点头。笑容代替了过去的苦脸。

弟弟一家生活好转了以后，又扮土砖，打地基。自己亲手砌起了新房又打了水井，装了电灯、添置了电视。四个子女也都是有作有为。

有一件事在这里要特别作一记录：1998年10月，二弟的儿子伟平结婚，婚事办的十分热闹。媳妇罗小燕是广西柳州钢铁厂的职工，壮族。远近的亲戚都来了。喜酒第二天，我们四兄弟，新婚夫妇及建杰、婕辉一起到稻田里去收割。这是我们四兄弟（有三个已年过六十多岁，小弟也是57岁）几十年来，第一次难得聚在一丘田里扮禾，那个高兴劲是无法说出来的。可谁知这也是最后一次。还有罗小燕夫妇，新婚第二天就到地里扮禾，这也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第一次，第一人。一上午，我们大家不休息，硬是将一亩二分田扮完才吃饭。收获是喜人的，亩产有4千斤以上。这真是喜上加喜，金秋新人新事多。

二兄在将我们兄弟的合影放大后，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又赋诗一首，可看出感情之深，感慨之多。现抄录于下，作永久的纪念吧！

1998年10月18　日伟平侄新婚之喜，我们欢聚家乡祝贺。时逢金秋稻熟，又即兴田间分享丰收的喜悦。此时此刻，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回首几十年一瞬间，遥望远处山下的婆婆湾，我们住过的茅屋隐约若现，先父母带我们在这里种田为生。山上有日军挖的战壕。我们上山砍柴、放牛、扯野菜，经樟树坝或过杨柳坝石桥上学念书……，记忆尤新。如今旧貌变新颜。饮谷不愁有余粮，烧饭有煤气不用柴，照明用电不用油灯，进城有汽车不徒步……

人欢笑，机在唱，山也舞来水也笑，汇成一个祝福：寿比松树常青不老，福如坝里的源远流长。

兄弟亲连聚故乡；湾山坝水融稻香

人欢机唱丰收乐；更喜明天福寿长

元祥笔于武汉　98、12、8日

弟弟、弟媳性格开朗、乐观、热情好客，远近都知道他们是热心肠的人。家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白天来，茶、烟、酒招待；晚上来还是茶、烟、酒招待，不嫌弃，不怠慢。他们家成了山上住户的单车停放点，休息的落脚处。因此，很多人帮他。可见，他们广交朋友，受人热爱。

晚年，他俩又在女婿支持下，置几台游戏机，到化公桥、车城镇郭亮镇等地开电游室，每到一处，都与当地的村民和睦相处，即欢乐开心又得到了一部分生活费。只可惜好景不长，在我们欢庆他家收媳、丰收近一年后的1999年9月20日，弟弟在弈棋时由于用脑过度而突发脑溢血送至163医院抢救，但没有稳住病情，八天后转危。与10月5日晨不幸辞世，终年58岁。人间悲剧，偶然事件中有奇特现象：姊弟五人中，年长与年幼的都先去世，年龄都恰好是五十八岁！感情上的悲痛，就让我们活着的人承受着！

弟弟的去世，是意料不到的悲剧，对我们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弟弟本来是可以再活十年、二十年也不算多，本可以，也正好可以过些幸福的日子，却不辞而别，他心中的痛苦、悔恨说不出来，只是流泪。而我们却无力回天，悲痛欲绝之情，算是人间最痛苦的吧？

*　*　*　*　*

我妻焦德珊生于1937年古历八月十一日。家住同乡白石咀。在姊兄中排行第二。由于家庭困难，年纪还很小，其母即托娘家人寻一老实人家带养。凭记忆，由一名叫毛三叔的找到我家，对父母说及此事。而含对生辰八字，双方大人都十分中意。我和妻子都只十岁左右，父母说如何，也就如何了。

其实，这么作，双方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女方少一口人吃饭，减轻了负担，男方多了一口人吃饭，但可免除以后婚娶上的负担。这种双方不谋而合，两厢情愿的事，与现代自由恋爱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焦德珊来我家后，母亲也把她看成是自己的女儿，先送她学裁缝未成，后又送她到毛公椴小学读书，这时即已解放。不久，她哥哥接她回去在长沙培德中学继续上学，也就脱离农村，没在我家过日子。只是婚姻关系好象法定似的，没有一个人去推翻，所以我与妻子至今已过了几十年。

1958年，湖南省筹建第一家铝厂，招收一批工人。焦德珊中断了学业，应招当了工人。先后去衡阳等地学习车工技术。从此在车床边度过了三十年的光阴。后，由于视力关系，改为仓库保管两年有余，于1989年退休。可以说，她把青春和生命整个献给了长沙铝厂。

她在工作上是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服从组织分配，听从指挥，思想上不计较名利。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各方面都是进步的、积极的。家里有那么大的困难，她都从不叫苦，毫无怨言。临产前还在上班，是别人帮忙送的医院，是她哥哥熬汤给她喝，我也不能回家照顾。有了小孩后，为不影响上班，她更是起早摸黑，忙里忙外地干。有时要离厂学习，晚上都不能回家，也只能强忍内心的牵挂，让碧儿一个人在家。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一切以工作为重，天大的困难也硬顶着，不向别人说，也没处说。这种种表现，就是进步的表现。加上她本人有要求入党的心愿；工作努力的结果，她终于比我还早一些入党，并当之无愧地被多次评为优秀共[chan*]党员。

她为人朴实无华，生活勤俭节约，不图虚荣，不图享乐；她也不善言辞，直来直去；既不吹捧人，也不讨好人；对人以诚相待。大家戏称她为"焦婆婆"。这也是对她的客观评价，一点不假。

她与我结婚是在“三年灾害”的尾期--1962年2月26日。在汉口水文总站，由领导主持，同时还有关、邓两人一并举行的婚礼。当时谁也没化妆打扮，也无酒席摆设，只是借了一个双人床。又有我原工作的安乡水文站长杨尚文、自治局水文站长杨民柄及指导员常景泰等十一人，送了一本像册、一只英雄金笔（当时是仅次于美国派克金笔的贵重物）我又凭结婚证买了点烟、水果糖和一只搪瓷盆，就算办了婚事。其实结婚时，一是由于当时物资供应匮乏，二是我连100元的积蓄都没有，双方的家长也没通知。这在那个年代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若拿到今天来比，恐怕连确定恋爱关系都不行吧？

我们婚后二十多年，基本上过着吃萝卜、白菜的日子；穿的也只有两件换洗衣服而已。但没有为钱争吵过。以清贫为安乐。八十年代后，收入增加了，买了彩电、洗衣机等设置，我提出买台冰箱、装修一下房屋，但老伴不同意，只好作罢。钱有了结余，物资也多得应有尽有，什么票证之类的东西，都成了历史陈迹，进博物馆收藏了。

婚后的前十二年，我们两地分居。1963年10月18日，第一个小孩降生取名朱碧辉。由于在工作上我们都是积极的。客观上又不在一起生活，抚育小孩的重任就全部压在她身上。春节，我回家探亲，比作客差不了多少，前后只有十二天的时间，帮不了她什么忙。1974年1月3日，第二个小孩降生取名朱意辉。还是她支撑着家务重担。虽然在7月间我调回了长沙，才分担了一部分责任，可是那最艰苦的日子，我并不在她身边。这就是说，我们建立家庭几十年来，她付出是巨大的，是无愧于家庭的。

1989年她退休后，并没有过什么清闲的日子。这年11月19日，就操劳大女出嫁；1990年9月25日，外孙子出世，又为此而忙碌着……一年又一年，眼见襁褓中的小脸蛋变成上学读书的红领巾了，她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1999年10月17日，又安排了第二个女儿的婚事。至此，家庭大事也办的差不多了。但岳母还健在，九十二岁了，行动不便。她还得操一份心，尽她的孝道。总之，辛辛苦苦一辈子。正是由于长年累月的操劳，积劳成疾，不得不于1999年6月送医院治疗。长达半年多时间养病，才得以恢复到行走如常。然而，岁月不饶人，白发苍苍，还能充当好汉吗？显然是不行了啊！

唉！六十多年，象一瞬间就过来了，什么酸、甜、苦、辣都尝过；痛苦与欢乐，艰难与幸福都有过。她这一辈子的事，好象是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不能完结的连续剧，到今天仍然不断地延续下去……·在这部电视剧的人物，至今都到齐了，趁此合影作纪念。

*　*　*　*　*

家庭成员的情况，凭本人所知所感，或繁或简地都记述了一点，不可能写得完全、详细（如对嫂子及晚辈们就没述及）。总之，在这个大家庭里，为了生活，任谁都基本上做到了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没发生过争执与不和。可以说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

在本章即将结尾时，我还想记述一些我岳母、妻兄的情况，也作为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纪念和见证。

岳母谭正元生于1910年古历二月初六。她三十五岁守寡，生活极端贫苦。岳父是被日本兵毒打，身体受到摧残，过早就去世了。这样，家庭负担就全部压在了她身上。为了养活儿女，她通宵达旦的为别人衲鞋底，换来一粥一饭。

岳母生有六个子女，由于无钱医治，三个过早地夭折。在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将十三岁的儿子送到长沙当学徒。过了两年，又将十一岁的大女儿送到我家做"童养媳"。这样挣扎了几年，幸好得到解放，生活才开始好转。

岳母的一生，先苦后甜，最知社会主义的好，最感共[chan*]党和毛主[xi]的恩。只要说到旧社会，就伤感之极；说到今天，就说再没这么好的了，总是说搭帮毛主[xi]、共[chan*]党。她是四世同堂的老人，有幸能享受到初入小康生活的幸福，她怎能不感党的恩，说社会主义好呢！

她一生勤劳，为人正派。与我母亲的品德与为人毫无二致。她对儿女的爱，也一样给了我这个女婿。她不曾嫌我家贫，也不怪我是不赚大钱的人。我一见到她，就象一阵春风暖人心，使人无拘束疏远之感。她有什么好的吃食，总是倾其所有，每次去看她，她总要熬一碗红枣荔枝甜酒给我吃。我没送什么高贵的东西给她，她从来没有计较。相反总劝我莫花钱，晚辈生日，到过来给钱我。她总怕我们有困难，没钱用。或说要我少去看她，不要买东西。还说给我们没有带小孩，对我们的帮助少些……几十年来，岳母就这样待人，对晚辈体贴入微。九十岁的老人还能对往事侃侃而谈，目光明亮，直到2001年12月14日才西归而去。我亲自为她写了挽联，宣读悼词，送她安息。

岳母唯一的儿子，叫焦炽民。他从学徒到退休，近五十年的工作中，以勤劳苦干、认真负责而为人称道。首先是在四怡堂药店，改革开放后，为发展外贸事业，调市经委工作，一直成绩显著。

焦炽民和他妻子谢淑君同我的关系，与兄弟姐妹毫无二致。他们从生活上关心我，帮助我解决了不少困难（比如1974年7月我从武汉调回长沙，没有炽民的努力，是不能办成的。他又找人帮我买边脚料加工，帮我搞推销，不知为我向别人求过多少情？）；他们有的，要分给我一份，他们没有的，又不要我添困难。他们是多么的以别人为重，为别人着想啊！

炽民还有一个妹妹，叫焦淑成。在1956年由长沙去苗族聚居地——城　县“支边”，这也是由于家庭生活困扰，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不得已而为之。这一去，就再也没回长沙，在那里安家立业了。

焦炽民与谢淑君结为夫妻，其中还有一段故事。前面说过，我妻子焦德珊在毛公椴完小读书时，有一位女老师就是谢淑君，她与焦炽民的结合，又恰恰是她的学生，我妻子搭的桥。由老师变成了嫂子，由学生变成了小姑子。这也是不太多的吧？

焦炽民成家后，养育儿女三个，都读到大学毕业，各自成家，业绩都可……

这一节，就写了这些，我叫它“风雨同舟”

本文已被编辑[晴茜绮梦]于2007-1-9 9:49:44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