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头语

我这里写的，叫它《过去了的与不断延续的岁月》。这是指我断断续续直至生命结束之前，所见所闻，所想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与我有关的情况。所以，既不称为"家史"又不叫它"自传"。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可能什么"东西"也不是。

我之所以写这东西，并非怀有显示重大意义之目的，而是由于时常怀念我那尊敬、慈祥的父母与亲友，抒发一点情感，作为对他们的报答；其次，自己也已为人之长辈，子女们也可以从这里认识他们的父母长辈及远一点的家庭情况，乃至对某段社会情况的大概了解；还有，为了个人生活的丰富多样化，或是借此填补某些空虚，在"闲"着无事的时候，就今日一笔，明日一张地写些东西来消遣；另外，还有个人兴趣方面的原因。这种爱好早于学生时代，而本文这种作法却是十多年前（七十年代末）才萌发的打算与思考。不过，由于受到各种限制与干扰，不敢和未能动笔。只在腹中孕育着胚胎，私打骨架，直到一九八五年下半年开始，断断续续在晚间灯下（后期也在办公室）来寻找已经过去了的岁月。同时又不断地延续它，充实它。我一点一点寻找，一点一点回收，一点一点积累，就成了这么一个东西。

寻找、回收、积累这些过去了的事，是自己驱使自己干的，虽无压力，但不轻松；这是十分有趣的业余生活，又是十分困难的工作。因为尽管脑库里储藏了许许多多的信息，但那是非常杂乱无章的，难以理出一个头绪，况且其中一些只是很久以前听来的。另还限于认识上的局限性与写作水平，要把听的、见的、经历的变成方块字是多么的艰难啊！即使有一肚子的话要说要写，也好象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

有人曾经说过：一个人只有经过严重的折磨灾难，才能写出惊人的东西。我也受过一些折磨灾难，但一生中绝大部分是生活在美好顺畅之中，所以不能有什么惊人的东西可写，也写不出"惊人的东西来"，可幸的是，我从自己的这种作为中，得到了自我安慰，仅此而已。

二、穷乡僻壤

在长沙城北约40公里，湘江畔的陶城--铜官偏东，紧邻湘阴县界的地方，那里山峦起伏，村落散布--有一些叫做谭家园、茶亭寺、朱家冲等名字的村落。这些村落中，又有一些户挨户、家连家的村民集中点，如朱家冲，又分别有上屋、中屋、下屋。婆婆湾……等这样的村落（见图1）。

朱家冲，就在一名叫古牛石的山脚下。这就是朱姓聚居的地方。这大概是朱姓祖先经过多少代人的繁衍而形成的。这个朱姓家族"王国"，人们按辈分大小相称；亲疏又以宗族分支远近为标志。但是，除了父母那辈年纪稍大的人能够往上追溯两代、三代的名字、称呼外，其他就不得而知了。（过去有族谱查考）

解放前，这里交通十分不便，到长沙城去，要么翻过一座七上八下（华里）名叫五主坪的大山，到京广（原粤汉）铁路的高家坊（又名沙河站）车站，或步行20多华里到杨桥坐火车；要么步行三十华里，到钢官乘汽船，溯湘江而上。解放后，到七十年代，陆路交通才有所改进。这是一条长沙至湘阴、钢官的初级公路，有客车营运，路面也逐年拓宽展平，铺上沥青。从此，进省城才算方便一些了。

我的家就族居在朱家冲下屋这个地方。到公路边只有半里之遥。下屋，又称船形山庄（见图2）。据老人讲，朱家冲（包括上、中、下屋）的地形地貌恰象一只船，在下屋后山（叫野鸡园）有一棵参天古杉就是桅杆，这是一个风水好，出人才的地方。可惜，谭姓人家为了破坏朱姓的风水，就在船只前进的方向起了一座祠堂（后为梅园完小，我在此毕业），并修了一座宝塔，宝塔就是牵住船的木桩，使船一直未能远航。说的活灵活现。

我出生在下屋对门山脚下叫"婆婆湾"的地方（图3）。这里与下屋隔垅相望，鸡犬之声可闻。解放后，才搬回祖居的下屋来。在这个居屋的变迁过程中间，都包含了许多令人辛酸的故事。（将在后面述说）。

朱家冲这个地方，真是道地的穷乡僻壤，开门见山，物产不丰，资源不富。村民们只是种田、养殖牲畜，没有商品生产，顶多只用几个鸡蛋，几捆柴禾换点食盐、煤油，维持起码的日常需要，过的完全是一种十分闭塞的自给却不能自足的典型小农经济生活。过去，村民们穷的吃不饱、穿不暖，秋收后改吃两餐粥，过着瓜菜半年粮的日子。

解放后，村民们分了田地，但生产力仍然十分低下，经济困难。在一段时间内，过左的农村经济政策，限制了农民的积极性，如多余的劳力不准外出打工，都要捆在一起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一个工日只值壹、贰角钱，最好的年份也不过捌角多（因有一些人在外搞副业）。人们见面关心问的就是"今年饭谷够不够"，答复多是缺粮，很少有一户称的上富裕之家。

农村生活真正出现转机，只是到了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农村经济政策调整；农田包产到户，农民积极性陡然高涨，责任心增强，田里的粮食好象是从土里冒出来的，亩产达2000斤上下（两季），一下子变成家家有余粮，吃不完。这真是出现了奇迹一样。一改以往乡下人向城里人要粮票的现象。粮多-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猪多，出现了一个良性循环。同时由于许多限制取消，农民可以外出打工，收入更有增加，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不仅温饱问题得到了真正解决，而且那些单车、手表之类的东西已成为普通之物，就是电视机、摩托车、拖拉机都进入了不少农民之家。大多数农民都砌了砖瓦房。过去的桐油灯、煤油灯也由电灯代替了，到了新千年，电话也进入农家，我与家人联系，几秒钟之内即能沟通，这在过去远不可想象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五十年代中央描绘的社会主义生活真的到来了。从此，沉闷，愁眉不展的气氛消失了，呈现出一派眉开眼笑，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这是我对家乡的粗略介绍。目睹六十多年来的变迁，要详尽描述，发表感慨，那只有写一本专著才能解决。然而，我只打算将重点移到与我家庭及个人的情况上面，在后面将一一道来。

不过，家乡有一著名的景点却值得记述：在朱家冲与谭家园交界的山脚下，有一建于清代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七层宝塔，名为惜字塔。塔顶被雷击倒后，自然长出一株胡椒树。一百六十多年来，树根已从塔身内部一直延伸到地下，树高十余米，枝繁叶茂，四季常青。这种风景，据80岁的老人谭伟煌说在全球也仅有五处（也有全国只有三处之说），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名胜古迹。1982年8月10日人民日报作了摄影报道（原件见图4）。1996年5月10日及2001年11月24日，我约部分同志慕名前往游览，大开眼界。1998年10月19日和2001年12月23日又约亲友游览（见图5、6）。目前，虽只有少数中外游客前往参观，但如果当地有关部门，充分开发其潜在资源，进行宣传，一定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旅游经济的发展将有广阔的前途。我于1995年9月14日来望城县政府，提出了建议，未引起重视，如果倒塌，则是一大损失。

三、天昏地暗

旧社会是天昏地暗的社会。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反动政府的压迫，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特别是势孤力单的农民，还要深受那些持强称霸的族长（地主豪绅）的剥削、欺侮。他们的痛苦又比其他人多了一层，我的家庭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我记事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已经很多年了，象我的家乡这样偏远的山村，都横遭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而不能幸免（大兄补充了许多例子，详见卷三）。

有一天上午，一队日本兵侵袭我的家乡，见猪牛就杀，剐去皮，砍头去脚，不要内脏，只要中间的一段。它们把农民的炊具打烂，将屎拉到盐菜坛子里，看见了年轻女人就追逐强j*；未及逃走的老人，被顺手打倒，或用刺刀捅死。人，就好象它们的玩具一样。抓到青壮男人，为其挑担子，并歇斯底里的戏弄、欺辱-挑得动的，减少负重，或干脆将挑的东西反而强加到那些挑不动的人肩上，走不动，就遭皮鞭抽打，枪捅刀扎，直到被折磨得倒地而死。日本鬼子就是这样拿中国人的生命开玩笑，残忍之极，令人发指。又一天，我一家人正在吃饭，突然发现日本鬼子从田垅中走来，连忙丢下碗筷就逃，父母把牛往山里赶，并和姐姐哥哥拉着弟弟们一起朝山里跑。进山后躲在了一个熟人家里。晚上，日本鬼子又摸到了山顶，呱呱叫喊，追赶谭**的女儿。我们只得胡乱奔跑，躲在刺蓬里不敢做声。当时我受了惊吓，发烧梦呓，恶梦惊厥时，全家人都只能细声安慰。这是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至今难忘。亡国奴的日子就这么悲惨。

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是旧社会劳苦人民的真实写照。除了外侮，就是内患。首先就是土匪（当地叫"抢犯"）。土匪趁黑夜下山抢东西，害女人，有的还用火去烧她们的下身和胸部。有一次，我住在表叔家，半夜里到处敲锣，吆喝不停，原来是强盗来了，是村民们聚众对付他们。有一个热天的夜晚，父母还在屋外歇凉，见对面山咀处来了两人，连忙咳嗽，高声谈话，来人立即转身退却。这就是人们睡觉都不得安神的状况。

其次，就是散兵游勇。那时人们称国民党的兵叫"丘八"、"粮子"（即"兵"吃皇粮的）。他们对民众时常抓丁派夫，强拿硬要。村民敢怒不敢言。大人吓唬小孩，就说"粮子来了"。如果见着背着枪的，乃至穿黄衣服的，人们都心惊肉跳，深恐大祸临头，及早躲避。曾有一次，看到一个穿黄衣服的，背着"三八"枪的人来了，吓的大家躲了起来，后来辨认出是挂着根扁担的。造成一场虚惊，令人啼笑皆非。由此可见，那时人们的生活真是惶惶不可终日。此外，还有一些自称"游击队"的人，大白天公开捉鸡赶鸭，勒索财物，若有阻拦不肯，就会遭到毒打。

旧社会，地方上实行保甲制度，保长、甲长有相当大的权力，他们虽然大多奉上面的指令办事，但都是乘机敲诈勒索，鱼肉百姓。摊捐索税，抓丁派夫，是他们中饱私囊的家常便饭。比如，当时的兵役制度是强制的摊派，男青年都是"壮丁"。所以，过去当兵，实际上就是抓壮丁。抓去后，有的就一去不回。有钱的就可以买"壮丁"，抓住人顶替。特别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男丁，压力就更大，不愿去，又怕抓，又出不了钱。我家有四兄弟，至少有三个面临被抓的危险，父母即使有了儿子，也终日担惊受怕，不知何日何时灾难临头。（注：大兄为此作了亲身经历的补充记述[详见卷三]）。

穷人身上的另一根绳索，就是族权统治。家族中有族长，都是有钱的人担任。他们制定族规，对族民管教极严。有"越轨"的，可以在宗堂（本族分支设立的场地）执法-轻的打屁股，重的可以"沉塘"：将人绑在梯子上，压上石头，沉入塘中。但这种极刑都是对待妇女不贞的办法，而男子没有一个。

我家在社会上是穷人，在宗族里是下等族民。因为在分支后我家属于势单力薄的一支，所以，受到的欺凌压榨比别人更甚。那年，伯祖父死了，按风水先生看的地，埋在一个叫"三石鼎锅"的地方，但是族长认为我伯祖父不配葬在那里，硬是将棺木挖了出来，抬到宗堂里。祖父不服，族长竟将他吊在宗堂里打他的屁股。所幸的是，由于我家亲戚在大姓谭家有更威望的人出面干涉，邀集了一些地方绅士"打官司",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辩论说理斗争，驳得朱姓族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这才仍让伯祖父回葬原地。现在我们去扫墓时看一看，也无所谓什么宝地。但是见景生情，回想那暗无天日的日子，还是义愤填膺，深抱不平。现代的年青人，已经不喜欢"忆苦思甜"。他们不知过去大多数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对新旧社会的对比不理解，不接受。他们也对现实生活不满足，觉得怎么也不好，这自然可以理解，但是一个人不能缺乏对历史的了解，不能缺少对历史，对现状的分析，并通过对历史的了解和分析，产生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结论。否则，人生会出现断层，理念要发生偏颇。这就得好好思考一下：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应怎么来弥补这种缺憾？所以我写这些就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也是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一种尝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