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晒场

作者:实话实说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许多趣事随着流金岁月的飘逝而更加生动难忘,我的童年也不例外，同样也有许多让人留念的事情,诸如打鸟、捕蝉、搭泥巴炮、放风筝、偷西瓜、捉迷藏、玩脚马、跳绳子、踢键子等,但留在记忆深处的却只有那么与晒场有关的几件事情……

(一)

现在我们乡下,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会看到一块块由水泥浇筑成的晒场(在农村又叫晒坝),这些晒场形状大小不一,有方形的也有扁园的,有三角形的也有不规则的,全凭主人的喜好或场地的限制来安排,稍稍富有的人家,晒场是建在自家的房屋前后，浇筑得非常的厚实,而且四周还用一块块瓷砖镶边,有的还用青砖砌成一道矮墙以防猪、鸡、鸭等畜禽进入，条件差点的呢，则选一处晌阳（无遮蔽太阳的物件）的地方来建，浇筑得不是很厚，薄薄的铺一层水泥沙浆，上面抹得光生生的（光滑的意思），只要能够晒谷物就行。每到秋收时节，晒场成了展示农家阴实富有的地方，谁家要是十天半月都还在晒那黄澄澄的谷子，那他家一定是获得了丰收,一定会获得寨上所有人的交口称赞…··

为什么我的童年与晒场有关呢？这还得追溯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搞得如火如荼,我们的晒场不但是生产队用来打粮、晒粮的地方,而且也是生产队举行各种会议的重要地方，是生产队长的“办公场所”。晒场里面那幢土墙砖柱长列八间的房屋，就是生产队粮仓所在地，里面空出来的地方，在雨天也可作为会场来开会。晒屋的外面土墙上用石灰浆刷写着：“抓革命，促生产”、“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要斗私批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标语。在晒屋的左边相隔不远，有一口四季清澈如镜、味美甘甜的老水井，据寨子的老人们说，这口井从来就没有干涸过，一年四季源源不断，而且水井还有一个怪现象，越是干旱少雨的时候泉水越丰盛，特别是天干的年成，这口水井成了方园几里所有人家的人畜饮水主要水源，挑水的人几乎上是一天到晚不断线似的，尤其是在早上天不亮时，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关于水井的源头，寨上人也曾作过各种探讨，有的说是从孝溪水库来的，有的说是从老山沟来的，还有的说是从贵州那边来的，但终不能确定其具体的来源。在水井坎上，生产队还专门修建了一个粉坊，生产出来的银丝粉、苞谷粉丝、洋芋粉丝、红苕粉丝等曾远销到湖南花垣、贵州的沿河、印江等地。晒屋的右边是生产队的饲养场，里面是一排呈方形的大木制猪圈，里面喂养有生产队的大母猪和几十头大小猪崽。晒屋的后面不远，则是生产队的抱棚（后来又改成了知青点，这是后话），是专门用来孵抱鸡娃、鸭娃的地方。如今，除了抱棚腊八叔家买下后还没有拆出外，粉房、饲养场、晒屋等都早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就连用上等石灰砍（浇筑的意思）成的晒坝，现在也由于崩裂起层，长出了一尺多高的青草，成为一个大大的草坪。

介绍完晒场的周边情况，我又不得不把话题转移到正题上来。那个时候的每天早上,天才刷粉亮，队长就用他那略显沙哑的声音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喊：“出工喽！”“出工喽！”经过他一阵吆喝，寨子上一切都开始从沉静中苏醒过来，渐渐恢复了白天的喧嚣和热闹，凡是家里没有特殊事情需请假的农会和妇女，都急冲冲地忙洗脸，女人还不忘给小孩穿衣并叫醒老人、给圈里的猪舀上几瓢猪稍后，最后才扛着锄头或挑着粪桶带着小跑循着队长的声音追赶而去。一般情况，小孩能上学的上学，不能上学的，如家里面确实有老人带的，则留在家里由老人看管，那些既没有人带又不能上学的小孩，都是被早早地送到晒屋,交由饲养员二伯娘代为照管。其实二伯娘也不是我们的家族下，只因她的第一任丈夫按辈份是我们的长辈、现任丈夫又是姓杨也是长辈的缘故，因此我们这几个玩伴都这样叫她，二伯娘也是甜甜地应着，没事时，我、宝灵、贵生、春花等我们坐在一起，齐声喊：“二伯娘！”“二伯娘！”“二伯娘！”二伯娘总会从饲养场里跑出来，一边用围腰擦手一边急切地问：“有哪样事？”看见我们几个咕咕地笑过不停，她佯装生气地瞪眼对着我们说：“有事无事再喊，我撕你们的嘴巴！”其实即或是我们不喊，她也会隔一会跑出来看我们几个在不在？在玩些什么？有不有危险？要是我们谁喊肚子饿了，二伯娘会把她从灶堂里早就掏出来的烧红苕抱出来，拍干净上面的灰，一人递一个，嘴里不停地叮嘱：“有点烫哇！慢慢地剥。”等我们每个人都剥开了烧糊的红苕皮,都开始吃了,二伯娘才离开去忙她自已的事情。

在这几个玩伴中,数宝灵最调皮,因为他在我们几个童伴中年龄最大，所以我们都有些怕他，他还经常肯搞些恶作剧来捉弄我们胆小的,例如:在我们大家玩游戏十分入迷的时候,他偷偷折一根狗尾草放到春花的头上,突然高声地喊:“毛毛虫！”吓得大家站起来慌慌张张地全身一阵乱拍,春花更是被吓得哇哇大哭,有时候他又会站在晒坝对着他家那只又肥又壮的黄狗“黄狗！黄狗！”地叫唤几声，那狗像箭一般的跑来时,把我们吓得到处躲藏…··诸如此类的恶作剧他是经常地上演。他还给我们每个人取会名（农村中人们相互之间取乐时的名字,也叫绰号），春花由于爱哭鼻子，他叫她“哭脸猫”，贵生身体单薄，个子高高的，他叫他为“草树杆”，毛蛋他又叫成“皮蛋”，等等，我呢，也被他取了一个“嫩泡泡”的绰号(乡下人叫会名)，那是在生产队一次扯花生时，大人们将花生滕从坡上挑回放到晒场后，我们这些没有资格上坡的小孩就围上去在那上边翻找，看有不有没有剔完的花生，翻了一阵大家都很失望，我无意地嚷了一句：“尽是些嫩泡泡！”，没想到被宝灵听到了，他跳起来：“好呀！你是个嫩泡泡！你是嫩泡泡！”从此，这个绰号就这样伴随我直到现在，每次回家，一些嫂子都还会拿这个绰号和我开玩笑哩。有一次,桂珍她站在晒场,对着田湾喊她的大姐回家吃饭:“大姐吃早饭了。”她大姐回答：“吃哪样饭吗？”桂珍大声地回答：“妈讲的，包谷饭和米搞。”宝灵就对大伙喊：“好哇!桂珍叫包谷饭和米搞！”惹得桂珍哭着回家……·

搭谷子的季节，我们最喜欢玩的是捉麻雀,宝灵和友军两人经常用一个灰筛子来捕捉麻雀，他们首先在灰筛上系好一根麻线绳，将灰筛放到晒有谷子的晒场上，用一根木棍支好，然后我们远远地趴在晒场边的草垛中，宝灵手里捏着麻线绳的另一头，大家屏声静气地等候飞到晒场上来吃谷子的麻雀靠拢,只要麻雀飞到灰筛子边，宝灵突然用力一拉麻线绳，灰筛子倒下，来不及飞走的麻雀就被倒下的灰筛子罩住，落入“牢笼”的麻雀好象并不甘心，在里面拼命地扑腾，企图从筛子的孔中钻出来，可是它哪里知道，它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最终它只会成为我们的玩物，但有的时候运气也不是很好，守了一整天，一只麻雀也没有捉到……·还有一项好玩的就是用竹扫捕捉蜻蜓,我们每人举起一把竹扫,看着晒场上空密密麻麻的蜻蜓,嘴里不断地念道:“丁丁猫巴起,我打虫虫来喂你!丁丁猫巴起,我打虫虫来喂你!”念着念着,看到一只蜻蜓落在地上或草垛上,便用竹扫子一下迅速盖住,另外一个人则走上去轻轻地从竹扫下将蜻蜓取出,用细线将蜻蜓的翅膀捆好,手里捏住线的一头让蜻蜓不停地飞呀飞,让它始终都挣脱不了……·

傍晚，晒场上开始热闹起来,大人们忙着撮稻谷、簸谷子、挑谷子，有的则将队上分的谷子挑回家装进自家的柜子，有的将谷子挑进晒屋里的粮仓……·小孩们这个时候则都集中到了晒场(因为在白天大点的小孩都到了学校，仅留下我们这些很小的几个儿童在一起玩),一时间晒场上笑声、歌声、风车的声音、小孩的哭声混合在一起，形成一首动听的交响曲。

吃了晚饭，队上一般都要开会（有时也叫评工分），我们则在晒场的另一头玩丢手帕、卖龙卖龙车车、瞎子摸鱼、老鹰捉小鸡、跳飞机等游戏，尤其是排队逮人的游戏,几乎上每晚上都要玩一阵,这个游戏开始是由一个人来捉所有的人,只要捉到第一个,被捉的人必须和他手牵手,然后两人去捉第三个,捉到第三个,照样手牵手,三人又一起去捉下一个人,一直玩到将最后的那个人,象鱼网一样围到一处无法脱身的地方,大家围上去将其捉住,整个游戏才算完,否则,只要还有一个人还没有捉住,游戏还要继续下去。

(二)

如果仅仅是儿童时代玩游戏也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是在晒场举行的批斗会却让我明白了那时阶级斗争的残酷性。那个时候，人们在说话的时候，都是想了又想才能说，尤其是那些阶级成份高一点的“地主、富农”分子及其子女，更不许乱说乱动，一天只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做事，否则如因为错说一句欠考虑的话，就会给自已造成一辈子的麻烦和终身的痛苦，甚至于丢掉性命，巴二嫂就是一个例子。

巴二嫂名叫杨满，她丈夫名叫巴二，和我是同姓且又同辈。解放的时候，巴二哥的父亲是地主，被人民政府枪决了，巴二和他大哥逃到贵阳市并在那里落了脚安了家，娶了同样是地主子女的杨满为妻，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巴大哥被人打死，巴二哥和巴二嫂被当地的公安派出所遣返回到原藉。由于当时政治空气相当浓厚，讲的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动不动就开斗争会，斗争的对象就是地富反坏右，所以巴二经常受到批斗就一点不奇怪，巴二哥实在忍受不了批斗会的折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地跑了，留下巴二嫂一个人在家孤零零的。

巴二哥逃走后，巴二嫂的处境就更加艰难，白天她要和队上的男人、妇女上坡或下田干活，晚上一个人洗衣、做饭，还得随时接受人们批斗，那个时候人们斗人的那些奇特方式，在今天我都还会记忆犹新，首先在会场中间放上一张桌子、一根板凳，供主持人作会议的主[xi]台，另放一条板凳，那是专门为被斗的人准备的，人们让被斗的人站在板凳上，低着头反绑着双手胸前吊着一块“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纸牌，一动不动地听人们的揭发、批判，有时一些民兵还会让这些被批斗的人跪在板凳上，低着头反绑着双手来接受人们的斗争，杨满她这个女流之辈，不但在肉体上要受到站板凳、跪板凳的非人折磨，而且在精神上平时受到人们的白眼、又没有人对其进行安慰，有一次我到抱棚去找母亲，在抱棚后边的草堆下，我看到巴二嫂一个人在偷偷地哭泣，她看到我马上站起来，擦拭干眼泪，强装笑颜：“找你妈呀，她回去了。”我慌忙跑开，没有声张，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巴二嫂当时内心的痛苦才有了深深的体会，是啊，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中，孤零零而且又无助的情况下，在劳累不堪、饱受批斗的折磨后，其心里是多么的无奈和绝望，以至于后来，我到学校读书后，一个早上听到她死了的消息我都不感到奇怪，她的死至今寨子上都还有老人们提起，她是死在她自家的茅坑里，全身卷缩，两眼瞪得很大，好象有无数的冤屈和无奈，嘴巴张得大大的，里面充满了粪便，据说当时派出所和公社武装部的人来察看现场的时候，那个茅坑里面是猪圈并完好无损，并没有被撬动过的痕迹，在猪圈外面只有一个约10公分的缝隙供人大、小便用，就是别人将她硬塞进去也还要费一番功夫，巴二嫂又是怎样落进茅坑里的呢，人们始终没弄明白也懒得去弄明白。

当然,在那些被批斗的对象中,也有些善于保护自己的人,像贵满就算一个。据大人们在私下悄悄地说（一般是不许小孩和外人听到，更不准说出去，否则会遭来麻烦），贵满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远房的祖父，我们叫八公，虽说是也算上地主，在解放那年，他家实际上已经衰落，只不过当时寨子上的贫下中农对于他死了的长辈有些计较，人们把这种愤怒和憎恶全部转架到八公的头上，美其名曰“父债子还”，因此，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几年贵满的父亲八公都是后来每次批斗会上的陪斗对象，但是八公总是一副循规蹈矩、老老实实的样子，后来人们就渐渐地取消了八公的“资格”，可是，大概是在1974年的时候吧，贵满又被民兵们抓来批斗了，什么原因呢？这还得从贵满娘说起，我对贵满和贵满娘的故事是从母亲的嘴里有了一个了解，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几年，红卫兵、造反派天天搞武斗，杀进杀出，人们很少外出，后来社会上渐渐趋于平静了，生产队就开始派人外出搞副业。贵满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学得有一手泥水工、木工手艺，加上他和他父亲一样看起来十分老实的样子，队长就派他到外面搞副业，一年向生产队交足规定的现金，生产队就按在家劳动的一个劳力评全年工分参与分配，贵满到了贵州省的沿河给当地人做木工或泥水工，贵满娘就是在那里找的，听大人们摆龙门阵时说，贵满是去给贵满娘打家具的，因为贵满娘当时是一个十分漂亮并且是准备出嫁的姑娘，在那么短短的几天接触中，贵满与她产生了恋情，而且在快要离开的头天晚上，两人互相表达了爱情的心声（那时谈恋爱可没有现在的年轻人这么大胆热烈、这么随随便便），在贵满离开的那天，当贵满背着背篓准备出门时，贵满娘顾不得当姑娘的羞耻，抱着贵满痛哭，搞得在场的父母开始一头雾水后才渐渐明白，懂得了女儿自从与目前准备结婚的未来女婿订婚后总是闷闷不乐的真正原因，两个老人看贵满人也机灵，会手工艺、老实本份，一商量，算了退掉那门婚事，成全贵满和贵满娘，就这样贵满娘就从沿河将贵满娘引了回来。

贵满娘来了之后，贵满天天出去找活干，贵满娘则在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日子也还算过得有滋有味,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导致贵满被民兵抓去批斗，那是一个雨后的中午，贵满娘将家里被雨水淋湿了的一些钞票，用簸箕摊开放到她家屋后的房顶上去晒，被人看到后马上报告到民兵连长那里，民兵连长是一个正在接受党组织培养教育的红人,听到这消息,政治神经相当敏感的他,觉得这还了得,当时正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连每家每户喂养的鸡鸭都逃不过那场劫难,何况还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将走资本主义道路得来的钱拿出来晒,立即带着罗二毛等几个民兵来到贵满娘家，将簸箕里的钱全部收起作为“证据”，并要贵满娘立即把贵满喊回来接受审查，贵满被民兵从工地上绑回来了，当天晚上,在晒场上,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批斗会,会场是经过了一番简单的布置,几个搭斗扑在地上再铺上木板,这就成了批斗会的主[xi]台,那晚上来开会不仅仅是我们本生产队的,还有其他生产队的贫协组长、妇女代表、生产队长、大队干部、党团员以及学生，将整个晒场占去了大半，当然被批斗也不只是贵满，还有三队的地主黄四、二队的地主曾坨子等。批斗会开始后，上台发言的都是哪些平时积极追求进步表现较先进的人，他们一个个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地从解放前地主怎样剥削穷人说到现在这些人梦想复辟资本主义,人民坚决不答应，从国家大事说到生产队这个小天地，总之凡是当时在广播上听到的、报纸上看到的、会上学到的全部词汇都用到了发言中，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些发言稿又有多少是出自发言者本人内心,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据说后来贵满态度老实，交代彻底而且将所有脏款上交了生产队，加上贵满平时在人们面前从不得罪任何人的缘故，这才免除了对他的继续批斗。改革开放后,贵满凭他的手艺带着他的儿子、女婿、侄儿等建起了工程队和木材加工厂,经过近几年的打拼，在寨上算是最富裕的家庭呢·

(三)

大集体时,公社的电影队要经常下乡来巡回给各个大队放电影,晒场就作为放电影的场地,我们这些小孩格外的高兴，大家奔走相告“今天晚上有电影啦！今天晚上有电影啦！”因为我们又可以欣赏一场电影了。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们生产队很少请电影队，倒是本寨子的四队请电影队的次数最多，原因呢？有两个方面，一是四队虽然说田土没有我们生产队多，但是会木工、泥水工的匠人多，抱棚也搞得红火，副业收入在我们整个大队来讲是最好的，二是四队队长也是非常爱看电影的人，他经不住队上年轻人的鼓动，兴致一来，便爽快地表态：“放！”因此自他接手当队长后，几乎上每个月都要放几场电影。

四队的晒场在我们寨子的中间，晒场很大，足足有两个球场坝那么大,周围都是房子，晒场四周用石头砌有一人多高围墙，在东西方向各留有一个大门，其中一个大门开在巷子处，是相隔了一条巷子的晒屋进出通道，另一个大门是出口。那时请公社电影队要提前预约，一旦电影队答应要来放影，生产队还要专门安排几个劳动力去挑放映机、发电机、影片等，吃了晚饭，年轻人和小孩们都早早地来到晒场，小孩忙着将家里带来的板凳安放在中间抢占位置，年轻人则帮着放影员立档子（银幕），他们首先要将方形银幕的上方两只角用绳子捆在两根竹杆的顶端(两根捆的位置要一样高),然后把竹杆并排竖立起来,两根竹杆要保持适当距离使银幕布绷紧,每根竹杆上再用两根粗麻绳子捆好,然后由四个人前后左右向四个方向将这四根绳子拉紧,使两根竖立起来的竹杆把银幕绷得平平整整(但是也有的时候,电影放到中途,突然银幕倒了,引来众人的一阵不满),电影喇叭挂在其中一根竹杆上,广播线有时是顺着竹杆放下来先在竹杆底部打个结再从地上牵到放影机边,有时是在放映桌上捆一根竹杆,让广播线从空中牵来捆在这根竹杆上，放影前，放影员要先调整好放映机，看镜头射出灯光是否正好将银幕覆盖完。因为发电机的噪声会影响人们看电影，所以安放的地方与放影场有很远的距离，用一根手指粗的皮线（电缆）作导线将电源牵到放映桌边，专门由另一个放映员负责看守。

每次放映前，生产队长都要请大队书记来讲话，传达公社的会议精神，讲一些大队和生产队的事情。其实我们这些小孩，谁又有心思去听他们那种发言呢，我们巴不得他们快点讲完，好早点看到电影，宝灵等几个调皮鬼站起来，学着书记的腔调：“这个哈……是不是哈……嗯……是不是哈………”逗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好不容易等到领导的话讲完了，小孩才停止了大声的嚷嚷，晒场上响起一阵阵“啪啪啪”的热烈掌声，喧嚷的晒场一下子静寂下来，放影员讲了注意事项后关掉了竹杆上吊着的灯泡，霎时一股光柱由小变粗射向银幕，银幕上便出现了闪闪发光的天安门城楼或闪闪发光的红五角星，人们两眼盯着银幕聚精会神看得十分入迷……·看着银幕上朦胧和美丽的画面，听着喇叭里传出来的动听音乐和精彩的人物对白，完全沉浸于完美的故事情节之中……

当然也有些不专心看电影的人,那就是已确定关系的恋人们,因为那时的年青人还没有今天这么开放,而且大多数都是靠别人介绍才相互认识的,彼此之间的交往是受限制的,因此每次放电影,就是男方给女方献阴勤的机会,他们不但要给对象占位置,还要在小摊点买来葵花子、花生、水果糖等来讨对象的欢心，电影散场之后要专用电筒送对方一段路程，在放电影的时候，两人还不能过份亲热，胆大的男子看到人们都两眼盯着银幕的情况下，悄悄地将手伸过去抓对象的一只小手，对方起初轻轻地拒绝，可后来总是渐渐顺从地握住这只手，两人就这样悄悄地手牵手传递彼此的情和意……·那些还没有处对象的姑娘们则是三个成群五个一堆相邀着站在一起,看到有小伙子盯住自已,她们会附在同伴们的耳朵边说一句悄悄话,然后大家哄然大笑,使对方很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

(四)

记得是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开展的那年春节后,我们生产队又分来了五个知青,有三个男的两个女的,在此之前曾分来过两个,住在我们生产队晒屋的小屋里,可住了没多久,两人强烈要求公社重新安排到了其他大队,据他们讲的原因是住在晒屋很害怕，经常肯做恶梦。这一次,队长考虑到抱棚还有一间未用的空房子，一是抱棚经常有人在,二是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因此安排人重新粉刷一遍就作了三个男知青的住房,两个女知青呢,一个安排在满姑婆家里去住,一个安排在四婶娘家。在三个男知青中，有一个名叫金光辉的，会弹琵琶琴、吹口琴、而且唱歌也唱得非常好，人长得帅帅气气，也很乐观,白天除了和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外,晚上洗了澡、刷洗完衣服，就从包里拿出他的口琴或从墙上取下琵琶琴到晒场上来，演奏一首首好听的歌曲，几个小孩喊他的名字，口齿不清叫成了“冬瓜灰”，这个名字也成了他的绰号，那个姓朱的男知青，一有空就仰卧在床上看他的那些厚书，十足一个书迷，另一个可能和住在四婶娘家的小卫是恋人关系吧，一有空就跑到四婶娘家找小卫耍。开始那段时间，三个知青是到队长大叔家搭伙吃饭，后来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起来，公社又把建设大寨式的新农村试点落实到了我们大队，成立了以基干民兵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突击队（简称基建队），后来在知青住房旁边修了一个灶房，决定专门安排四婶娘给基建队煮饭，四婶娘大约只煮了两个月，又来个驻社干部杨同志，公社从向阳大队调了一个副支书来当基建队副队长，将太阳大队的妇女主任吴大娘安排来煮饭，我们队上把抱棚搬迁后腾出房子让给了基建队，就这样原来的抱棚就成了知青点。

知青点成立后，为便于管理，女知青们都搬到了知青点。每天早上杨同志拿一个铁制的喇叭筒，到知青点后面不远的孝溪水库大堰堰坎上念>、读>社论，那时，我们只要听到杨同志用他大大的嗓门在念：“毛主[xi]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天亮了该起床了。金光辉呢，没事的时候不再吹口琴、弹琵琶琴了，因为杨同志在我们生产队建起了学习政治理论的夜校，教室就设在晒屋里,在倚靠在土墙上的支架上,放一块学校用的黑板,摆一张方桌,这就是讲台,学生都是生产队的社员,几个知青成了文化教员,据说金光辉出身好,又是共青团员,粉笔字写得好,因此他讲课的时候占多数,不但要上文化课而且要上政治理论课。理论就是当时印发的>社论、以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时上级要求凡是有条件的都要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因此我们就在团支书昌友哥的组织下，成立了以学生为主的文艺宣传队，由杨桂香担任队长，编导就是金光辉、小朱、小卫、小彭四人，那时我们寨子上还没有通电，一盏大煤气灯将晒坝照得如同白昼，我们十几个学生在那里排练《北京的金山上》、《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舞节目，每晚都一直排练到深夜，大家才各自回家。那段时间大家都很投入，每一句歌词、每一个动作都练得非常熟练，在我们宣传队全体的共同努力下，在公社团委举办的文艺调演中荣获了集体奖第二名。我们白天到学校上学,晚上参加夜校读书或节目排练,除了下雨天,我们这批小学生几乎上每天晚上都要在晒场集中玩游戏、排节目等,晒场成了我们离不开的地方了，它凝聚了我们童年时代的欢乐……·

(五)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开始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不久又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天安门广场事件作为“反革命事件”来进行批判，大字报、黑板报、大幅标语到处可见……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xi]逝世了，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我们正在秋生家的院子里，当有线广播喇叭传出一阵阵哀乐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沉痛的音调播出了这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所有在场的人们都失声痛哭起来……·那段时间,晒场上失去往日的喧闹,我们这些小孩似乎一个个成熟起来,沉浸在万分的悲痛之中,帮着民兵们扎花圈、缝制青纱袖套等，而且自觉地组成了一支执勤队,协助基干民兵们巡逻和站岗,……毛主[xi]追掉会开完后没有多久,正当人们担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关健时刻,又传来了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人们喜笑颜开，精神一下了又振着起来，接着又再次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时间如流水一样淙淙流淌,转眼间就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党中央确立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和拨乱反正的方针,社会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可喜的变化，接下来，土地承包到组，我们生产队一下了分成了三个承包组，可是分到组后，大家又悄悄地分到了每家每户，当县上成立的工作队进驻生产队进行了解时，大家死口咬定是互助合作，没有分到户，担心又遭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命运，可是工作队住了一阵子撒回去了，在全县四级干部会上我们生产队这种“每人三挑半、分了就完蛋”式的承包受到了严厉批判。但是后来上面又默认了这种做法，接着晒场按照人口划分块区每户分一块，晒屋全部拆除，砖瓦、瓦角、领子木等都分到了一家一户，农具、耕牛都按照人口落实到户，人们自已购了晒席、有的在自已房屋附近建起了自已的晒坝，对老晒坝就渐渐地放弃了使用，一时比较热闹的晒场，就开始变得冷清多了。

当然有关晒场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啰嗦了，其实我认为，把晒场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不算错吧，因为它见证了我们童年时的喜笑欢乐，更铭记了那段令人深深难忘的历史……(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