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我为他准备的专用的杯子泡上一杯茶，然后静静地等待他到来。这已成了我一年以来的习惯。

我是做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他是我接待的一个老上访户，他从不闹事，从不越级上访，也不到处写信信访。

他已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他上访时叙述的“故事”，我把它记录如下。

“60年代末，我是一个农村大队的分管财务的副大队长，我经手卖掉了大队的一块树林，卖了三千多元钱，还没来得及上收入帐，大队就用这笔钱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不知怎么到后来，会计既没上收入，也没做支出，帐上没有反应出收与支的对应平衡。不知是无意的疏忽；还是人为的陷害，有人状告我贪污了卖树的公款。组织人一查帐，确实没有这笔卖树的收入，我当时也又急又吓，也无法说清楚。当时就怎么也没想到那台拖拉机就是这笔卖树款买的呢？怎么就没有想到拖拉机也没有入帐呢？于是，我被判刑三年，投入劳动改造，新婚不久的妻子离我而去。劳改结束后，我再也没有成家。那个年代，一个劳改释放犯人们躲之不及，那个女人愿嫁给我呢！我就一个人在队里劳动生活，还要接受监督。到了80年代末，随着党的政策的改变；随着时间的流驶，人们也不再监督我了。我就远走他乡，在外流浪，打工谋生，一去20多年，别人都以为我死了。到了21世纪，我老了，我回到了家乡，叶落归根。但现在村里的大多数人都不认识我，认识我的年老的人所剩无几。我想到自己是冤枉的，就开始上访。我不为别的，当地的政府和群众对我很好，我住在敬老院，有吃，有穿，有人照管。我只是想：我不能做一个冤死鬼！”

我按照他的讲叙，开始了有关工作，先是查找大队财务帐本；但是，农村由过去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改为家庭联产承包后大队的帐本早已不复存在了；当年那些知情者都已作古，无有人证；我又查阅刑事案卷，结果一无指控起诉，二无法院判决。我茫然了，因为我不能凭空口说他是冤枉的，即便是冤枉的，我也无法查出证椐为他洗冤。

我把这一切告诉他时，他很冷静，只是喃喃自语道：“我是冤枉的，那台拖拉机不就是这笔树款买的吗？我白坐了三年的大牢！”

从此以后，他几乎每天都来。他既不胡搅蛮缠，也不到处乱跑。只是对我唠唠叨叨地反复叙述他的“故事”；我也每次为他沏上一杯热茶，不厌其烦地听他的叙述。他并不再指望我为他解决问题。他说：“不是你不给我平反；也不是你无力为我平反，是你无法为我平反，是我的命运注定的要坐三年大牢。”

我想：他只所以明知我无法为他解决问题了，却几乎天天跑来对我叙述，也许是自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也许是自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也许是我的耐心静听是对他的一种安慰；也许是那杯热茶对他是莫大的温暖,也许······。

老人好久没来了。我为他泡的茶泡了又凉，凉了又泡。后来有人告诉我，老人永远地走了。

老人走了，也许带着他的冤屈，带着他自己认为的命运永远地走了。

如果说，老人的命运是一个悲剧；但我知道这不完全是老人个人的命运；而是那个指鹿为马的年代导致了老人的命运；因为那个特殊年代是什么咄咄怪事都可能发生的。

老人走了，我依然习惯地为他泡上一杯热茶，但愿这杯热茶能驱散当初那个特殊年代给老人留下的冷酷；但愿这杯热茶能让老人感受到当今社会的这个年代给予的温暖。

人虽走，茶未凉······。

本文已被编辑[梦天使]于2007-1-4 12:41:11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