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我登上了中国国际航班,前往英国进行学术交流。
走出伦敦机场,按邀请函提供的路线去找地铁。西下环顾,看见不远处一位黑人姑娘和着随身听的音乐节拍舞动。我上前问路,只见她一边转圈,一边做手势,嘴里说:right,right,right!right的意思是右,我估摸着是告诉我,向右走,遇到路口右转弯,地铁入口就在右侧。我边想边走,果然很快就看到地铁标志。走进去,按照自动售票机的指令买完票,下台阶,来到月台上。伦敦大学女王玛丽学区该怎么走呢?这时一位欧洲大嫂身背行囊匆匆从台阶上走下来,我迎上去挥了挥手,问路。只见她少作迟疑,旋即返上台阶在一面绘着伦敦地铁线路图的墙前比划一下,然后回来告诉我,在4站台候车,坐7站,出站再问。
很快做了7站路,走出地铁口,一位警察站在那儿,上前问路。警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地铁指南,在我去的地方画了个圈,交给我。
为了顺利进行交流,我一边办签证,一边拼命背句子,练听力,把准备好的论文光盘读了再读,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心里还是没底。
一踏上英国国土,英语满眼满耳,铺天盖地。
学术交流在伦敦大学多功能厅举行,九十多个国家,一百五十多名代表。中午进餐时,外国朋友谈笑风生,互相致意,说道兴起处,手舞足蹈一番。我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一边喝咖啡,一边练“听力”
这时一位奥地利女士,看了看我的胸牌,吃惊地问:“啊!你是中国人?!”我只好硬着头皮应付一些现成的句子:什么我是中国人,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很大,有五十多个民族,中国有黄山、长城、兵马俑……我看她不断点头,偶尔打断我的话,纠正一些语法小错误,渐渐地,我不再拘束,我学习英语二十余年,第一次觉着英语是语言。
吉姆先生签了邀请函并让秘书麦娜琳送我到英国皇家第一儿童医院访问。
麦介绍说:“该院由玛丽女王捐建,床位330张,职员1200多个”,她进一步解释说“按照当地法律,学生住院期间不能脱课,所以医院设学校;儿童住院,父母、兄弟姐妹及亲属前来探望要有娱乐中心和音乐茶座,这些都是免费的;此外,孩子做礼拜要有教堂和一定的神职人员”。她开玩笑说:“在英国,残疾儿童父母离异,双方都争着要孩子,因为有残疾孩子的一方可得到一笔可观的政府特殊津贴”。
在儿童医院访问两周后,我被安排到皇家脑瘫中心学习。中心设在英格兰萨西克斯郡ingfildmanor庄园五棵橡树村。到那时正赶上当地丰收节及脑瘫儿童圣诞贺卡制作比赛。
当地居民带着礼品前往观看,前三名获奖者可得到一份精美的礼品,其余参加者可得到一份汉堡包和一份炸土豆条。中心有40多名脑瘫儿童,分别由医护人员和家长陪同,7岁下肢残障小朋友斯巴克获得第一名,他异常激动并即兴表演单手拿大顶。在英格兰,孩子一旦发现有脑损伤问题就被送到中心来,在这儿康复,不仅医疗、食宿费用全免,就是家长的路费也给报销,孩子在这里接受特殊教育和治疗,14岁以后转入普通学校继续接受教育。在中心,我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想到中国有许许多多的脑瘫儿童正等待治疗,作为儿科医生,感到责任重大。
中心将我同几位来自美国、德国及英国其他地区的学者安排在1撞别墅里。庄园的夜晚十分寂静。我从窗口向外望去,在淡淡的月光下,几只野鸡在觅食,偶尔跑过来一只果子狸将野鸡驱赶到树篱与荆棘丛中。远处似乎有狼一样的东西在嚎叫。我不禁打了冷颤。
想想房间的门没有锁也没插销,我不放心,用行李箱把门顶上,还是不放心,于是又拉了一张桌子。
十分不凑巧的是,我来时刚好赶上9·11恐怖事件,在伦敦,到处都是拉登像。想想那个只有白眼球的家伙,我于是又到厨房里拿了一把刀放在枕下,方才入睡。
第二天,中心秘书莱瑟琳到房间找我,看我吓坏的样子,笑了。她说,中心建成十余年,还没有出现过任何刑事问题。
在中心,我每天听查房,治疗病人,学习他们的治疗经验,翻译一些诊断量表,很快在这里的学习结束了。
与孩子们相处六周后,我被安排到伦敦bobath中心学习,分别时孩子们流着泪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中心主任简开车送我,并带来了孩子们集体签名的一张贺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医生张,我们永远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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