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曾从一份杂志上看到，巴黎的蓬皮杜文化中心图书馆举行了一连串的“文学散步”活动，凡文学爱好者只须缴纳140法郎的导游费便可报名参加。其中有一个“散步”主题特别吸引我，那就是“追寻海明威在巴黎的踪迹”。但是，当时的我身不由已，无论怎样的心动也无法成行。

几年后的今天，我终于站在巴黎的旺多姆广场，站在海明威视为梦中天堂的丽兹酒店的大门前。慑于昂贵的房价，我没有入住这家世界上最尊贵的酒店。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包里装着的那本《流动的圣节》，脑海中便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海明威进出酒店大门的身影。

1957年，海明威最后一次来到巴黎，依然住在他年轻时最钟爱的这家酒店。让他意外的是，酒店的行李员给他送来了两只十几年前存放在酒店储藏室箱子。箱子里，存放着他1921年到1926年间在巴黎的笔记，上面记录了他初来巴黎那几年在蒙巴那斯区居住时的艰难而又快乐的生活。

翻阅这些乏黄的笔记本，年老的他被年轻的自己所打动。《流动的圣节》这本回忆录就这样受孕、产生了。

（一）

1921年秋天，海明威与他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结婚后就到了巴黎。那时的海明威除了有一个只按稿计酬的编外记者的身分外，就只有年轻、勇敢和才气了。因为贫穷，他和妻子一开始住进了巴黎的扎科勃旅店，房间还算整洁，房租也很便宜。即使如此，对囊中羞涩的海明威来说还是有些难以承受。两个月后，他在蒙巴纳斯区的大主教路找到了一个两居室的公寓套间，在这里一住就是好几年。

我从位于第一区的丽兹酒店来到现在被划为第五区的蒙巴纳斯区。这里是包括海明威在内的很多文学艺术家起家成名的地方。看上去已不象海明威描述的那样破败贫穷，虽然街巷依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生活垃圾，但街道两侧的店面装潢都还算讲究，走不了几步就能遇到规模不同的咖啡馆或甜饼店，咖啡和蛋糕的香味充盈在空气中，让人垂涎不止。可以想见，当年身无分文的海明威面对这些香味的诱惑需要多大的毅力来抵抗。要不，他怎么会说，在散步时总要尽量避开餐饮店。

在大主教街，没费多少功夫就找到了海明威当年居住过的公寓，74号门牌号的下方钉了一块方牌，上面写着：大文豪海明威曾在此住过。沿着箭头的指引，来到四楼海明威曾租住的那间套房门前，但门上了锁。管理员告诉我们，这套房此前一直被人租住，现在正考虑收回，在此成立“海明威俱乐部”以对游客开放。问及里面的设施，管理员说，那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套房，其实就是两间房子，没有卫生间，也没有热水，配套的设施只有一个盥洗用的水桶。

面对这样一间陋室，我突然想到海明威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我们吃得不错而且便宜，我们喝得不错而且便宜，我们睡得很好而且睡在一起很温暖，相亲相爱”。所谓“我们”、所谓相亲相爱，当然是指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而所谓吃得不错，却只是海明威一种自我安慰。其实，在初到巴黎的那段日子，忍受饥饿对海明威来说是常有的事。他回忆说：“在巴黎，总觉得吃得不够，有时甚至饿得发慌！连去卢森堡博物馆或者是去书店的路都要好好挑选，以确保不受餐馆或面包店的诱惑。……然后用一种饥饿带来的异常清醒的状态来欣赏名画或者读书”。

（二）

在去卢森堡公园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当年海明威厚着脸皮到花园路27号的史坦茵夫人家蹲饭吃，以他爽朗的性情，在进门那一刻的寒暄中不会找个什么堂皇的借口吧。当史坦茵夫人端出惯常的自制蛋糕和黄香李做的甜酒时，是否料想到她款待的这位食不裹腹的美国老乡会在某一天超越自己成为一代文豪？

在我这一天的行程中，没有把卢森堡博物馆列入计划。因为我知道，一进博物馆没有半天时间是出不来的。我需要宽松的时间从容地在卢森堡公园转转。这里是海明威每天都来晨练的地方。在某一天的晨跑中，灵感不期而至，《太阳照常升起》的写作动念产生了。所以我一直坚信，这个公园就是海明威成名的起点。

我到达这里的时候，太阳即将升到头顶，晨练的人早已离去，遛狗散步的人还没到来，已经来到这里的，大多是肩挎相机的外地游客。我转到公园一个偏僻幽静的地方，在小径边的靠背椅上坐下来休息。一抬头，前方不远处的喷泉边一尊白色大理石雕塑进入了我的视线，雕塑刻画的是一对情侣拥吻的情景。正想着这个地方会不会就是那个著名的“情人角”时，一支二三十人的旅游团队来到了了喷泉前，看样子像是来自台湾，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导游小姐拖着变了调的汉语告诉她的游客：这个喷泉叫麦迪西喷泉，就是海明威当年用弹弓射鸽子充饥的地方。不等导游的话音落下，团员们纷纷摆好架势相互拍照。

这果然就是早听说过的情人角了！只是没想到海明威居然会在这个谈情说爱的浪漫之地猎杀过鸽子。不过，以海明威当时的处境，也许确有其事。虽然大煞风景，但也算生活所迫吧。

（三）

从卢森堡公园出来，没走多远便找到了位于蒙巴那斯大街171号丁香园咖啡馆。正是在这里，海明威一边品着加热的朗姆酒，一边写他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巴黎的文化人，“与他们的聚会成为一种节日般的庆祝”。

正午时分，不是游人汹涌的时候，咖啡馆里三三两两地坐了些当地的客人。想必他们是这里的老顾客吧。侍者看我手里拿着海明威的书，不等我开口，径直把我带到一个靠墙的坐位。然后抬手指着墙上照片告诉我：“这就是海明威的位置。”　

墙上是海明威年轻时的像片，像框下还挂有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开篇的一句话：“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那么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显然，丁香园是把这话当成名言或者是广告词了。

视线落下来，是桌椅。桌上铺着红条格的台布，虽然无人使用，依然点着蜡烛。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神龛，颇有几分肃穆庄严的味道。椅子上挂有一个铜牌，上面写着“海明威之椅”。这和威尼斯的佛罗里安咖啡馆太相似了。在那家咖啡馆的一个坐椅上也是挂有这样一个牌子，只不过上面写是“拜伦在此坐过”。看来，欧洲都有崇尚文人的传统。

我不知道海明威的位置一般顾客是否可以坐，但我断然是不敢坐的，这个位置如同一道风景，实在太抢眼了。

我惶恐地在旁边的一个台位坐下来，装模作样的翻着侍者递上的酒单。海明威喜爱的热朗姆酒，也许还是当年的味道，但一定不是当年价格了，不用问也不用看；作为招牌菜的“海明威胡椒牛排”自然也同样附加了海明威的品牌价值，想必更是贵得要命。我随意要了一杯咖啡，瞅了一眼标价，39欧元。虽然贵，但在我预期的标准之内。

一边搅拌着香气四溢的咖啡，一边打量这个不大的咖啡馆，四周的墙壁上除了挂有海明威的照片外，还有萨特、毕加索、波伏娃等很多熟悉或不熟悉的面孔。他们都曾是这家酒吧的常客。

当然，他们不只是丁香园的常客，也不只是在丁香园才受到这样的崇敬。据陪同我的巴黎朋友说，在今天的左岸第五区，随便走进一家咖啡馆，也许一不留神就会坐在海明威坐过的椅子上、萨特写作的灯下、毕加索发过呆的窗口。这并不夸张，我们在经过圣日耳曼大街时，在172号的花神咖啡馆门口，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块竖立在街边写着“萨特—波伏娃之地”的绿色招牌。

（四）

从巴黎圣母院广场，穿过一座绿色的小桥，就是莎士比亚书店了。年轻、贫困的海明威经常来这里消磨时光，书店主人西尔维亚-比奇女士满足了海明威对书的需求，随他想借几本书都可以，并且不用急着付押金。西尔维亚不只对未成名的海明威很照顾，当年从爱尔兰来到巴黎的詹姆斯·乔伊斯奔波了几个月也没有人愿意出版他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后经美国诗人庞德的推荐，西尔维亚不仅冒着风险出版了《尤利西斯》，而且赶在乔伊斯生日的早上给他送去了样书。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这本书中，对帮助过他的斯坦茵夫人和庞德都带有些微词，但对开设了这家书店的西尔维亚·比奇却表现出特别的敬意。他说她总是“那么愉快，那么热情，那么亲切”，毫不吝惜形容词。当然他也提到了一排排顶到天花板的书架和满架子的书，还提到了乔伊斯经常在将近傍晚时分会到那里去。

与中国的大书店相比，莎士比亚书店的确太不起眼了。要不是门楣上刻着莎士比亚的头像，初来这里的人很难相信这就是驰名世界并成为名胜的书店。店不大，五六十平米的样子。四壁全是书架，中央是一圈柜台，店员坐在里面收款，并在顾客买的书上盖上带有莎士比亚头像的印章。　

书店有两层，一架楼梯通向二楼。楼上更狭小，墙上挂着一些作家的照片和手迹，地中央还摆着几张行军床，我当时以为是供书店员工午休用的，后来才知道这些行军床最早是专供海明威和乔伊斯这样的读者准备的，现在只要是书店的常客也可以躺在上面看书或休息。可惜，我离开这里之后才知道，要不，我还可以躺在那里歇歇脚，在这样的书香气息中重温我自带的《流动的圣节》。

（五）

第二天路过先贤祠，突然想起海明威在回忆录中所提到的先贤祠广场与圣米契尔大道转角处的一家咖啡店。他说他经常要越过冷冷清清的先贤祠广场，到这家店里点上一份奶油蛋糕，另外再来一杯加奶咖啡。那是一家“温暖、洁净而且友好”的咖啡馆，他在这里注意到一位姑娘，俊俏，清新，“像一枚刚铸就的硬币……”使他非常激动，而她的离去又使他感到悲伤，他说“我希望她是跟一个好男人一起走的”。

我特意从先贤祠前的广场逛到圣米契尔大道，并没有发现有什么老式的咖啡馆，在海明威说的那个拐角处，赫然耸立的，是麦当劳的速食店。我没有失望，也不感到奇怪。80多年过去了，巴黎自然会与时俱进。正如海明威所说“当年的巴黎是一去不复返了。你变了，巴黎也在变。”

海明威预想到了巴黎的变化，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在巴黎的足迹会成为半个世纪后一个中国后生的一段旅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