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记忆是大森林中的叶子，岁月如风经常掀得它簌簌作响。有一片叶子叫护林员，总泛着绿色叶脉的光泽，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护林员是看山人，我儿时的记忆里，他是一个类似大灰狼的形象，叫我们害怕、逃跑、诅咒、无可奈何而又惹他不起。

我小时侯的家住在伊春市带岭区的东北山脚下，一栋住着20户人家的特大红砖房。一道之隔就是山，山的边缘几乎都是五十年代植下的人工林，六十年代中期，红松大约一米高，落叶松有两米多高。再往北百十米，是杂花生树的混交林。混交林是天然的，有杨、桦、柳、山槐、水曲柳、花曲柳、核桃楸、山梨、枫，松、杉、等等，还有许多小灌木和叫不出名字的藤蔓类植物。

我熟悉北山上的一草一木，那是因为北山是我成长的摇篮，产生幻想的温床，我懂事后相当一段岁月，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由于山的边缘紧靠居民区，为了护林防火，这一段就专门派了一名护林员，这护林员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警察着装打扮，大约有三十多岁，不怎么英俊威武，也决不和蔼可亲，一脸严肃，从来没有见他笑过，是那种叫小孩子看了准吓得直哭的面孔。

护林员不是什么官，可是在我们这些孩子心目中，他可大得了不得，比如我们在山边玩得好好的，忽然有人喊一声“护林员来了”，我们就得马上作鸟兽散活就近藏在林木丛中，或蹲或趴，屏住呼吸，面目充满恐惧、敬畏与庄重，注视他从远而近、又渐渐远去的身影。偶而有被他发现的时候，瞪一眼骂一句踢一脚撵一段是常常发生的。　

我们这些孩子在家没有如此怕过父母，在学校没有如此怕过老师，然而都特别害怕护林员，是因为护林员管山管得特别严厉，从来不给任何人面子。

那时侯，林区有规定，15度以上山坡严禁毁林开荒，护林员一天到晚几乎长在山边死看死守，谁还敢动开荒的念头？那时侯，虽然身居林区烧柴也不是十分充足，要靠木材加工厂供应根本不够烧的木材加工剩余物，但是没有人打家门口山上的主意。这与人们的习惯、境界有关，再有恐怕就是护林员看山看得太紧，叫人无机可乘。

岁月如流，　三四十年过去了，我还能清楚地记住好多细节，其实，我更记住了一个主题，那就是那时候政府对待森林是十分认真的，认真到对待每一棵树木。

我记得，身在林区，那时候我们家竟然找不到一块像样的木板，像点样的家具不过是一对油漆的木柜。后来，因为老叔结婚，把那对妈妈还没喜欢够的木柜寄给了远在也生产木材的大兴安岭的老叔，我们家相当一段时间用的是一大一小两只大包装箱，在四周糊上了花纸，每年过年重糊一次，不影响使用，也不影响好看。至于吃饭的桌子，大多数平民家庭都是那种放在炕上的“八仙桌”，有一两只四脚八岔的凳子是叫人羡慕的。作为普通的工人之家阶层，当时，家家户户对家具几乎都没有太奢侈的愿望，有一张地桌或者＂一头沉＂什么的，能供孩子写写作业，就算富裕人家或者会过日子人家了。

那时候，谁家院子里有来历不明的好一点的木头，准有护林员上门，按理说，护林员是得罪人的角色，可是，分管我们家附近山上的护林员就住在大道边上，南窗与大道仅隔两米远，但从未听说他家受过什么威胁。他家的大孩子是我们的玩伴之一，我们从来也没因为他爸爸不让我们上山玩就冷落他。

后来，我去了大兴安岭，当时大兴安岭首府加格达奇满山是树，加格达奇是鄂伦春语“有樟子松的地方”，满有诗意的，可是没过几年，想在城区五里以内山上找一棵碗口粗的树都难上加难。假如你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加格达奇下火车，找一个制高点，想看看大兴安岭什么样，你再有点忧国忧民，那可惨了，因为那时加格达奇四周的群山光秃秃的，别说难见得到樟子松的什么影子？山上过人高的树都很少，假如那时你只到过加格达奇，而以加格达奇代表整个大兴安岭，那更惨了，会叫人以为大兴安岭只长一些蒿蓬和小灌木。

加格达奇没有伊春那样的护林员，在没有规划、缺少烧柴的岁月，四周的树被人砍走盖房子、夹篱笆或做烧柴了，仅仅几年工夫，苍翠亘古的群山由于人类的大量涌入一下变成了荒山秃岭，一直到八十年代不准乱盖房子、煤炭也满足供应了，后来又有了液化石油气，才很少有人乱砍滥伐了，天然林、人工林迅速又占领了四周。

现在，原来那种意义上的护林员不知还没有了，但是，一看到山林和山的边缘与我儿时般相似的小路，我的眼前总能闪出护林员的身影，像一片叶子……

我知道，现在我儿时护林员曾看管的地方，人工林已经成材了。

本文已被编辑[帘外落花]于2006-12-21 12:48:59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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