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子　民(同时代人的故事)（下）

十二

“我一出来就给冬梅写了一封信，同时发了一份电报。我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复信，三天、四天、五天过去了，没有回音，我再也等不住了，便搭车到红山那边孟老师下放的干校去。‘九•一三’事件之后，那儿的军管也撤了，暂时还没人管，一片混乱，同志们说：孟老师被送回乡，有病被他女儿接去了，地址没有留下。

“傍晚，我没赶上车。一个人疲惫地在月光下的公路上往回走，一种不安的预感袭上心头。我想孟老师的病怎么样呢？他的身体能经得起这动乱岁月的颠颇吗？还有，冬梅，她那样热切的呼唤得不到回响，她会伤心吗？不错，孟老师会对她讲，可是她能想象事情的严重，理解我的处境吗？呵，也许，也许……是啊，我们不但隔了几百里的路程，也隔了这么多事变的岁月。于是，我又想起了分别的那个晚上，想起北陵夜里苍苍的松林，田野里的积雪，青冷的月光，想起我的冬梅，想起她那依依惜别的目光和哀戚的神情……路上，我竟然发起烧来，但我还是在黎明的时候走回宿舍，倒在床上……

“我病了一个礼拜。这期间我收到了冬梅单位退回的信，信皮上是了草地写着“此人已调离”。那么，她调到哪里了呢，我等自己的烧一退，估计能受到住旅途的疲劳便又登上了火车。我在丹东一家小店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换汽车，中午到了她原来的中学，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轻的主任，态度冷淡而又傲慢。我问他孟冬梅老师什么时候调走的，他转向身旁的一位女教师。她回答说是去年初冬，我又问调到哪里，她顺咀说：‘大概是梅河口吧，不，梅河口是孙老师，孟老师是鸡西附近的一个什么公社中学。’我又问女教师能不能查一查，把这个公社名字告诉我，她摇了摇头。主任却了当地说‘没法查了，一些临时的关系，介绍信之类有啥用？，不同于大字报底稿。’说完他又转过脸去，大声召呼那位女教师，去准备批判林彪极右的材料。我也就起身告辞了。

“等我走到校门口的时候，一位老头站到了我的面前。‘先生’他动了动唇‘如果我没认错，您是不是沈阳教美术的钟－－老师’我激动的说，是啊！‘您大概不认识我了，（他介绍说）我姓赵，这儿的工友，那年您来过，这有五、六年了。您给我的小孙子画过像。先生，你可知道，孟老师等你等得好苦啊！’老人沉默了？‘那么现在她在哪儿？您知道吗？’我拉住了他的手。老头又摇了摇头‘现在是好人难站脚，坏人爬得高，她和这位主任处不来，孟老师为教改的失败而痛苦，主任却假报成绩添油加醋逼她干，上边也批评她包庇十七年……每个假期孟老师都去沈阳，那个冬天她根本就没回来，来办手续和搬家的是一位青年，一个挺老实的小伙子……想必她在北边成了家，愿她幸福……’

“我不知道怎样告别的老人，不知道怎样离开了那个小镇，我在山路上茫然地踯躅，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老头的话‘愿她幸福’。日影西斜，我走到一条小河边，累了，口喝，扯开领子在一块大石上坐下来。我俯下身去捧水喝，突然，我望着水中的影子——惊呆了，狮子，狮子啊！——长期的监禁，最近的疾病使我憔悴、苍白、眼里燃烧着痛苦……难道我要用这样一副形容去冲击她平静的心？去毁坏她的幸福与安宁吗？我忽然转变了自已的念头。是啊，在这样动乱的岁月，我的经历和疲惫的身心带给别人的只能是无穷的痛苦和忧虑，而她需要的却是相反；她应该得到善良的人应该得到的一切；她应该用自已的幸福和平安来愉悦老人的晚年……让我自已承担我的命运吧！我光棍一条，一无牵挂，我为斗争所生，也愿为斗争所毁，我要向使我失去最珍贵的东西的人呐喊；我要向给我心里留下伤痕的人复仇；让我通身起火吧，我愿和他们一起燃烧……”

子民忽然停下来，沉默了一阵：“我那时的心情就是如此……随后，我又病倒了，差不多一个月……后来我再也没有寻访她的下落，而且不久我又失去了自由……”

十三

“病中，我得到通知被调到市里一个样板戏学习班。搞美工。你知道这种学习班是什么性质——对中央文革的不恭，也是要受到惩罚的。病后，我去上班，朋友们都说我的性格有些变了，变得粗暴、尖酸、刻毒。

“有一次文化部派来一位使者，市里还专门为这位首长的亲信开了一个欢迎宴会。我们的张团长出席了。大约夜里三点左右吧，他回来了，立刻唤醒了我们，说是上边有紧急的指示传达。于是全团的人便睡眼猩松地集合起来。在舞台边的一个会议室里。团长是个矮个子，最近两年肚子胖得超过了他的身份。他原来在某剧院做政工干事。文化水平刚刚够读文件，错别字就不用说了。他可以抄报纸，写一个通用的批判稿，做一番雅俗共赏的训话。不过他掌握起流行词儿来倒是内行，用四六排联的句子编个自我吹捧或吹捧上司的讲用稿是他的拿手戏。

“本来，紧急的任务已经讲完，无非是‘移植’样板戏——照抄它的台词，换另一种腔调。然后话题一转便到天天讲的题目上来：狠批‘十七年’把它踩到烂泥里去；狠批‘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把它也踩到烂泥里去。我们的面前是一片荒凉的沼泽。这样自然就引出我们的‘旗手’如何披荆斩棘在一片荒原，不，一片沼泽中开辟无产阶级的艺术之路……听众没有反驳也没有惊讶，因为大伙已经听惯了，似乎这是当然的真理。而上面的人也讲惯了，似乎这顺从，疲倦和愁眉苦脸比鼓掌欢呼更令人欣慰。忽然，他喊道‘喂老孙，你怎么打嗑睡啊，你们可知道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一百年是个空白……’这一下导演老孙有点儿醒了，大家也为之一震，旗手的战马驰骋把国内的一切都踏倒原是不足为奇的；现在铁扫帚又伸到世界去了。‘这不是连高尔基也给打翻了吗？’老孙在我的后面小声说。大伙都明白：这样的说法一定是今天的会上带下来的。因为在我们文化系统，创造新词儿唱出高调的权利一向是属于最高。于是随着一阵低声议论，公议室的空气也有些活跃了。

“团长不知是因为多喝了几杯甜酒，还是因为有幸受使者的接见而有些兴奋。他的讲话更洋洋洒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说得鱼儿崩崩跳，说得稻草变金条’。他很自如地运用三段论法，说无产阶级之前的封资文化是不屑一顾的；无产阶级是人类最先进的阶级；那么无产阶级的文化旗手当然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光辉旗手了……哲人说得真好：世间最不可理解的就是牧师的无耻和世人的顺从……接着是讨论，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不说话，团长又做了两番提示性的讲话。同时语录翻开了。显然，这是不寻常的一天，首长亲派使者传达手谕，怎么能缺少连夜座谈的汇报呢。

“我忽然想起好兵帅克在拘留营里，听卡茨神甫演说的那一幕……我们这些可怜的穿背心小裤的人们啊！怎么不理解首长的劳苦悲辛呢！于是我清了清喉咙发言了。我首先表示拥护样板戏的移植，我说我们这些人不会创作，缺乏生育能力，靠什么来繁荣文化，满足那些嗷嗷待哺的人民呢？这就得移植，‘移植’是无性繁殖，虽然从生物进化观点看来，有些低级，但我们还是需要。因为样板戏是高、大、全；是纯而又纯的，它不能，打个比喻说，搞有性繁殖和别的东西杂交，这样会串了种。底下有人吃吃地笑，我马上引用团长的话解释我的俚俗的比喻说：我们不是要为样板戏的纯洁而斗争吗。之后，我开始赞扬旗手了。我从首长十年磨一戏讲起。讲到江对护法尊神的赞誉，讲他们的‘二月座谈纪要’，领导文攻武卫，反二月逆流——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旗手的这些优胜事迹都是和林彪勾结在一起干的。‘九•一三’事件之后，这些都缄口不谈了。我引用了团长刚刚讲述的那段空白论，加添说：不错，就算国际歌是无产阶级的文艺，但毕竟不过是一只歌。更何况此后的一百年，漫长的一个世纪，竟然是这样的寂寞荒凉。大家想想看，若是没有首长呕心沥血开创无产阶级文艺之路，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是要在几千年的封资修的妖风中昏迷；在三十年代的洪水中淹没；在十七年的群魔乱舞中神魂颠倒吗！真是‘一灯能灭千年暗，一智能医万年愚’。这时老孙提醒我说：‘那是陈伯达吹捧林彪的话’，我厌弃地挥了一下手。依旧口若悬河激动不已。是的，当时许多人都理解我的嘻笑怒骂，交头接耳的窃笑。但是却没有人理解我心中的悲愤。我是谁？一个把鲜血洒在国土上的烈士的遗孤，一个向共和国敞开赤子之心的青年，却被监禁五年，那肮脏的手压着我的头向乱泥中弯屈……”

子民停下了，我责备他说，你这不是又要闯祸吗，他摇了摇头：

“失去冬梅，我已绝望，恨不得一头向那偶像撞去。当时我都说了些什么，记不清了，我的眼泪流了出来。大家都呆了，望着团长，他的酒已经醒了，正在瞪着眼。老孙打断了我；生怕我发挥下去惹出乱子。由于要急着汇报，而发言的又不多，团长很快把记录拿给王政委了。王政委，又是这个王政委，居然很容易地把我的发言改造成了一篇不太露骨的阿谀之词，而且属上我的名下发了。团长还在第二天的会上表扬了我，说我的讲话虽然有些浪漫，方向是对的；我们就是要大颂特颂旗手的功绩。导演老孙瞥了瞥我：‘你看，你的玩世不恭有什么结果。”我木然。他又在我的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那些龟儿子笑里藏刀，早给你记上账了。’果然如此……一件子事情成了导火线。

“那一天下午，我正在画布景，团长来了。看了看，摇头，严厉地说，这不行，要严格按着样板，不许有偏差。他给我一个很厚的本子，告诉我和屋里的一个青年木匠小黄说，要按这个规格作一批道具：‘注意！不能有误差！首长多次指示，演员改一个动作都要向她请示，道具丝毫不能走样。’说完转了身，到门口又回头说：‘这可是维护样板戏纯洁的大问题。’小黄信手翻着，团长一出门，他就摇着头说：‘真不得了，一条板凳都要规定这么详细的尺寸；长、宽、高几寸几分，还画出彩色图……’‘你不知道，兄弟’我停下笔接着说‘《道具》，这就是布道的工具。他们的戏是样板，是经典，是神圣而又神圣的，戏里用的东西都要涂上圣油，象神器一样供奉起来！’‘可不是，你看’小黄把书递给我说‘一个假娃娃。一只靴子也要这么多的规格，用这么好的道林纸印成色彩图片，……’我一面翻着一面生气，使劲把它扔到一堆刨花里；愤愤地说：‘那帮人这样干，分明是侮辱老百姓的尊严；践踏他们的创造力；训练他们奴性的模仿；培养他们对女皇的崇拜……’突然团长带一个人推门进来：‘够了！钟子民……我们没有销毁你以前的材料，看来是对的……’‘偷听！真卑鄙！’小黄把釜子使劲往板凳上一砍。就这样我们两人都被隔离起来……”

十四

“这些人为什么能当官呢？他们凭什么当领导而且统治我呢？他们有什么德？他们的才在哪里？我像困兽一样在屋里来回走着，想着这些百思不解的问题。我能选择他们吗？不能！我能罢免他们吗？不能！于是我又想起了我们文化系统‘党大’和‘人大’代表的产生。所有这些人不过是江、张、姚、于他们提名的；然后再由这些被提名的人选江、张、姚、于——这不是循环选举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我们有权不选他们吗？没有！我们能用罢免的方法赶他们下台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宪法啊！你能拯救我们的民族吗？还是需要我们扫除那些践踏法制的人，来拯救你呢？……”

子民静默了一会儿又缓缓地说：“感谢毛主[xi]让邓付主[xi]主持工作。他们最近未敢太放肆；对我们看管也松一些。”

“现在给你什么样的待遇？”我问。

“每月２５元生活费。够了……我没有亲人，没有工作；没有任何人寄予我任何希望；没有任何希望鼓动我创作的激情……我有的，就是这样的——‘安闲’。我用‘安闲’的眼环顾周遭的荒凉；而周遭的荒凉又用它们尖利的牙齿啃啮我寂寞的心……

“庶生，你读过鲁迅；懂得他的‘无物之物’吗？这帮人是无物：他们冠冕堂皇，装腔作势；打着马列的招牌；叫卖时毛的口号；有什么东西呢？空无所有。但是他们又是很厉害的物：在喧闹声中偷偷地吸吮我们民族的血液；吞食我们民族的生命……”

他沉默了。我也找不到话说……隔了一阵，他又问了问我的生活。我简单说了一个大概。从毕业后，我的工资一直没涨，五十六元，两地生活感到十分困窘。大女儿八岁了，得了肝炎。她母亲带两个孩子身体也不太好，每次见面都发牢骚。我有什么办法呢？提了几次调动的事，领导上老说‘等运动后期解决’。可是……

子民笑了；“运动正未有穷期；生活仍需分两地……”

我也笑了。

日影已经西斜，林子里来了几个打鸟的青年。为首的斜戴着帽子，打着口哨，向我们走来。我望子民，他也正看我，两人不约而同立起身来。我邀他去街里吃饭。他温柔地握了握我的手：

“不必了，庶生。说不定会给你惹来麻烦。”

“子民”我控制不住自已的感情，“难道我们就这样草草相见，匆匆作别吗？”

他的眼圈红了：“庶生，让我引一句俗话吧：你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你我后会有期……”泪水从我们的眼里滚落下来，我难舍地拉着他的手：

“那末，你不想找到冬梅的下落吗？”

他沉重的摇了摇头：

“我已经和这些人搅在一起了！庶生，不要担心我的命运；记着！如果有谁对这帮东西举起义旗，我定会作他马前的歌手！”

一个月后，我回到了科学院，回到了我的课题中；但子民这忧愤沉郁的声音还一直响在我耳边……

十五

入冬了，北京的政治形势也和天气一样寒冷起来。在中关村灰蒙蒙的雾霭中，神秘的小轿车驶来驶去。于是，从北边，从我们的两家邻居那里又吹来了阵阵的寒风……科学院的一些研究项目又冻结起来。开会，开会，开会……我只能在深夜罩起台灯来读书，吃早饭时我看到人们都怀着沉重的心情匆匆走路；广播器怪腔怪调批判‘安定，团结’……”子民会怎样呢？我一直没敢给他写信，也未听到他的消息。人们带着不安的预感迎来了一九七六年。楼外的喇叭一直没人修；它还正对着我们的窗口，一天到晚无数遍用嘶哑的声音呐喊元旦社伦：《重上井冈山》。我的导师丁教授搔着满头白发感叹道：‘再乱下去，中国怎么得了啊！’

在一切难以预料的灾难之中，一个最沉重的灾难降临了：

一千九百七十六年一月八日——严寒的早晨，一颗热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位不知疲倦的战士，垂下了他从未垂下过的手臂……我和全国人民一起沉入悲痛的深渊。同时我想到子民，想到这个受过这位伟人亲自关怀爱抚的青年，在自己不幸的遭遇中还念念不忘他的恩情，此刻会怎样哀痛呢！

就在这一天，我接到冬梅的信。

十六

信：

“庶生：

很久没给你写信，原凉我。前些天去城里给妹妹买书，偶然在学报上看到你的文章：知道你还在数学所并且取得了这样好的成绩，我心里真高兴。回来告诉了爸爸，爸爸立刻让我写信，向你祝贺。你这几年过得怎样？嫂子在一起吗？孩子多大了？最近你还在研究什么题目？

从７０年我就调到鸡西市郊一个中学来了。我们的舅父在这儿当校长，他虽然也受了冲击但还在管事。他看到我们父女三人无依靠，爸爸有病，我在丹东那边也不顺心就把我调到他身边来了。家都是表弟去搬的。我还是教书伴着父亲过日子。小妹下乡了，离这不远。爸爸现在和我在一起，去年，落实政策已算正式退休。他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还在写作。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把这些稿子从他身边拿开，他的精神也就无所寄托了。他已写完了一套数学的科普，两本教学参考书，还有一些论文。这些书差不多耗尽了他十余年的精力。虽然，那伙人批判他是儒家思想的顽强表现；批他效仿日本和欧美把适量的高等数学引进中学课本是洋奴，但爸爸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他常对我说：‘等这一切叫骂沉寂下去之后，我会给孩子们留下一点有益的声音’……

至于我自己没什么成绩可谈。每天管孩子教孩子。如果他们有一堂课不调皮，不吸烟，好好听讲，我就高兴了。可是报上还是提倡孩子搞我们。我的心情还一直不太好；特别是总理病了之后。爸爸也常常感叹说：总理德高望重，能够辅佐毛主[xi]收拾文革残局；他病倒了，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呢！

一提起这些，我又特别想起子民，庶生，你知道他的音信吗？我去沈阳几次找他，总是不让见。‘九．一三’事件后，应该完结了吧？可是后来又把他关了起来；连一封信也不通……

庶生，好朋友，你什么时候听到他自由的消息，马上告诉我，好吗？父亲一直惦记他，我们全家都感到负疚，你知道他身边没有亲人；他以孩子的热诚依恋我的父亲，视我们如姊妹，可是我们……没有很好保护他……我非常难过。

就写到这里，向嫂子和孩子们问好，愿你们幸福。”

我站在走廊里一口气读完了这封信，立刻跑到邮局发了一封电报。我叫她马上，越快越好，去找子民。亲自去找，不要写信。我甚至忙迫地来不及把子民会面的谈话告诉她。我祗是通知、哀求、警告她：快些去吧！快些去吧！我的耳边老是响着：“叫我通身起火吧！我要和他们一块燃烧。”

十七

半月之后，我收到一封信，是冬梅写来的。

“庶生：子民病了……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永远——冬梅哀婉的声音响在我的耳边——总理去世的消息他难以承受，他在野地里走了一天一夜，病倒在一个小旅店里……戏团解散了，原来搞他的那个团长，因为又站错了队，加上经济问题被关了起来。子民的事没人管，学校把他接了回来，不知道他问题的性质，都不敢沾边。他又回到了那间小屋。学校的军管撤了，照料他的是工友老李，原来住在我家的隔壁，和我们处得挺好。子民被送到医院去，老人家讲了他的经历，恳求医生，他们很同情。子民在高烧的昏迷中不断地念着我的名子。在场的护士都哭了。多亏你的电报，我第二天就到了。你看，我们都有这种不祥的预感……

医生说他是感冒引起的肺炎，送来的不晚，没有合并别的病症。

现在我们已经回家了，住育才我家的老房子。子民的身体异常虚弱。

庶生，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当初我为什么不回到父亲身边，不回到育才呢？既然我离不开子民，为什么又远走他乡呢？

……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的梦……谁曾需要？又谁曾珍惜哪？

我辜负了孩子们对我的依恋，文革中搞什么教改，使他们幼小的心受到了扰乱。可是当我醒悟这一切，改正错误的时候，却遭到校方的冷遇……

是的，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该爱的人我没有爱，我都干了些什么……在子民被隔离的那些日子，我为什么不请长假，在他的窗前徘徊呢？他病了那么久，我一次也没在他身边……　＂

冬梅的信使我欣慰，也使我不安；欣慰的是他们终于团聚了，不安的是子民的身体。我马上写了一封回信，宽慰冬梅，叮嘱子民，我分析北京的形势，要他千万闭门谢客，休养身体。在信里我不知说了多少遍‘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却还是放心不下。

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子民的信。信里他说有冬梅在身边，近来身体和心情好多了。看得出他的心态已趋平静，他还玩笑地说，从没有感到现在这样安全。因为，左派和右派都躲着他，好心的人也在一米之外点头微笑，从不攀谈。冬梅还听到传说，那个王政委下令不许任何人批判他，老人们又说起当年他是总理派人送到育才的，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总理死了，他也差点病死。

“庶生，不说总理，现在不说……可笑的是我头上又多了一圈神秘的光环，也有人说我已经疯了……更可笑的是，居然没有人批判我！使我想起了堂。吉诃德，可怜的骑士，手执长矛，站在荒野上，却没有了对手……

“我正在画一幅‘吉诃德与风车’的油画，一面回想我自己。冬梅说得对，我没有学好艺术，没有艺术的函养，不会净化我的情感到美的追求中去。是阿．这些年，我都干了些什么？我反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如果我像我的父亲，死在战场上，也算轰轰烈烈。可是话说回来，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他们竟整了我七年，这是谁的悲剧呢！”

子民的话激起我痛切的深思，同时，又感到惶恐。我马上写了回信，劝他们早点结婚。我提醒冬梅，子民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在这样极度的痛苦中会得病的。我在科学院见过这样的例子，忧郁症的患者多是聪明的头脑，他们不能忍受常人看惯了的荒诞。也许一个幸福的家庭会使他宽慰。

十八

信发了，宽慰寄给了子民，伤心却留给了自己，是啊，家庭，一个多么简单的问题，对我却这样艰难……本来盼望着安定了，落实各项政策，把生产搞上去，解决一些生活问题，把我的家调过来，好好给孩子治病。去年，国务院抓整顿，科学院也动起来，有了一线阳光。现在，总理死了，又反起了‘右倾’，中国又陷入动乱中……绝望、愤怒和悲痛无处渲泻，一切都汇集到了丙辰的清明……

那几天，我扔下了书本，天天到天安门去呼吸广场的空气。只有在这儿，我才能哭，能爱、能恨；只有在这，我才感到自己是英雄前辈的后代；英雄民族的子孙；只有在这儿，我才感到胸中有蓝天，有丰碑；只有在这儿，只有在千百万人自发的沉痛中，我才感到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没有经过十年文革窒闷的人，是很难理解的。在广场上我看到了千千万万我的同时代人。他们年龄不同，身世相异，职业有别，但共同的悲痛，共同的憎恨，共同的心愿把他们溶为一体。这就是人民。我望着导师们的巨幅画像和英雄纪念碑，心里想：导师们，先烈们啊！这就是你们用良知和热血唤醒的亿万人民。他们醒了，站起来了！什么样的暴力能使他们重新屈服？什么样的宗教能使他们回归愚冥呢？从这里，从每一个悲愤激昂的面孔中，我都看见了子民。我抄了上百首诗词，它们篇篇都在呼喊：举起义旗吧！我愿做马前的歌手。

我把这些诗文寄给了子民，我知道它会医治他心灵的创伤。

从邮局出来，我看到街上正走着庄严肃穆的队伍，抬着花圈，举着挽联。我毫不思索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不问他们哪个单位；不问他们姓氏名谁。但我知道他们和我和子民、冬梅有着共同的哀痛，共同的悲愤；一个伟大的理想和激情鼓舞我们，朝着一个光辉的目标，携手前进。他们正是我的同时代人……

两周之后，我收到了子民的信：

“谢谢你，庶生：谢谢你给我寄来的｀天安门诗文＇。的确，它是我心灵的抚慰。我，你别耽心，王政委有令，没任何人与我交往。说起王政委，你还记得我的不满，可冬梅说，若不是王把她爹送到乡下去，怕他活不到现在……”

我刚读完信，支书刘大姐走进来了。她问我看什么这样有趣！我笑了笑请她坐下，给她倒了碗水。她端起茶杯严肃地说：

“黎庶生同志：上边来了材料，说你抄了一些诗；这还有你当时的照片。你看这事怎么办？你是希望解释一下吗——这样，他们还会纠缠；还是干脆隔起来？——她沉吟了一下——我看还是后一个办法好些……如此，你还可以安安静静读些书；省得去开那些没完没了的会，浪费时间——丁教授和我们都很关心你的课题……”

她说完，没看我。

“好吧，大姐”我紧紧握握她的手“我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我说。

她微笑着，走了。

望着她的背影，一股暖流暖遍我全身。

我转身推开窗子，放眼望去，但见：

工人在修建楼房；农民在搬运蔬菜；公路上车辆在不息地奔流；山河大地正生意盎然，春光旖旎……

我心里不由得默默呼唤：

“你好啊！亲爱的祖国！”

“你好啊！我的同时代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