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子　民(同时代人的故事)（中）

七

“检查我没有做，这件事总算不了了之。后来，胡又搜去了我前几年创作的一套油画‘女娲’，那是根据鲁迅小说‘补天’画的，他们把它摆出来，批判我的‘封资修’。这事没有掀起什么风浪，倒给寂寞的师生开了一点眼界。胡又因此挨了王的批评。虽然胡认为王政委包庇我，许多同志也说王是老好人，可是我的心里对他还是不无怜悯。而且随后发生的事情甚至使我有理由给他以更大的轻蔑。

“在这个案子上，我虽然未受到什么处分，但已经处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可我和我的朋友们却不知道。两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学校得到了一个通知，说我校在某地串联的两个学生，因为冲某军事机关和另一派的冲突中丧了命。教职员们议论起这事都很愤慨。说这都是王、关，戚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罪恶，害了不少青年。这时孟老师对我说，他记得‘带枪的刘邓路线’是林说的。我接着说：可不是‘上帝需要魔鬼，因为他常常要把由于自己的愚蠢造成的过失归咎于他们’——　这是伟大的无神论者霍尔巴赫说的。我欣赏他思想的深刻，语言的犀利。这一下子，我被告了密。几个在场的教员虽然认为这话出了格，可是毕竟是事实，谁也不愿昧着良心出来作证。于是那个坏蛋便缠上了孟老师，那时正批判老头。我鄙夷地望了望那个‘犹大’（我知道是谁告的密），一直走到胡副主任的面前。让他拿纸来。我写下我说过的话，并且在引用霍尔巴赫警句的地方打上了引号；心里回味这位启蒙主义者的真知灼见。之后，我对军管说：那位教员揭发的都是事实，我看不用让这个记忆力衰退的老头作证了吧。我在那张纸上签了字。

“可怜的孟老师，他悲哀地望着我，一下子老了许多。

“事后我知道，老头为了我的案子跑了许多路。他亲自找到王政委说林的话是他说的，而我不过是‘年轻，玩弄词藻脱口而出’。

“我不否认我喜欢警句，我更不否认对林彪和中央文革那种干法的憎恶。他们不能用党内斗争的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组织别动队，大树绝对权威，掀起极左思潮，这些造反司令部，是非理性的，不理解也要执行；它是超法律的，可以践踏一切，只忠于他们几个人；这是真正的十字军。他们利用它就像妖魔驾御旋风一样，横扫一切。”

子民讲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儿像是自问又象是挑战地说：

“我可以有这样放肆的思考，放肆的言论吗?我相信我是可以吧。因为我是囚徒，七年的监禁给了我这种权利。假如我和他们意见一致，假如他们竟把一个意见一致的人关了七年，不证明他们的愚蠢吗？”他说着笑起来。

“可是我又扯到了哪里……”

八

“于是王政委又一次召见了我。这一回严肃多了，他让我说明当时的情况，我说情况是很简单的，死了人，难免要议论；难免有愤慨；难免要问：这是谁叫干的?这些我已经写过。我现在只想请问首长：林副主[xi]是否说过那句话。他点了点头：‘说过的，可你那时引用这句话是什么用意呢?’‘我倒想请示首长对林副主[xi]的话该如何理解?’他沉默了一会，果然他的解释比愚蠢的胡巧妙得多了：‘林副主[xi]是我们三军的副统帅，是我军的指挥者，他站在这个高度，警惕我们不要犯路线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笑了，打断他的话‘既是这样，我的玩笑又怎能和副统帅连在一起呢?’他又沉默了一阵，和蔼地对我说：‘你对错误不要回避，年轻人吗，气愤之下，冲口而出，不一定代表一贯思想，虽然性质是严重的，但我们还不急于结论。你自己先认识一下，让大家帮助帮助你……’

“我不否认王政委可能想用某种折衷的办法来减轻对我的处理。但在我的心理还是不能宽恕他。假如在中国少几个这样的政委，多几个陈老帅，那么林彪一伙能够这样横行而肆无忌惮吗？可怜的孟老头一直对王抱有好感，抱有希望；可是随后的事实说明，否定孟老师的著述，践踏孟老师的劳动，把他赶到干校，赶回老家的也正是这位‘和蔼的长官’。

“等我回到学校，胡军管早打扫好了一间单间。他是文革中的暴发户，教员私下给他送了一个绰号‘以治军的方式’。因为这是他的口头禅：林副统帅教导我们要以治军的方式治校；以治军的方式改造知识分子……’

“他不但把我们的一切组织连队化，而且倡导起教职员及其家属按性别、年龄分类伙居。可是这个全校皆兵的创举，只得到了上级一个精神可取的赞许。不能说胡军管两重性格，他的信仰在他的野心的驱使下是撤底的，差不多可以说渗透一切。他爱人，农村妇女，带孩子来探亲，他坚持率领妻小早请示，晚汇报，适时学唱样板戏，还时常向爱人诵读他的学习心得——那东西大部分是从报上抄下来的。这样搞得他爱人十分恼火　，终于找到了一个吵架的机会。正当他要以治军的方式……老婆的的线板已治到他的头上了。

“一阵批判的风暴过去之后，一个人被关在小屋里又可以面对发黄的墙壁了。的确，如果我是一个深思的人，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哲学家。因为一个人处在这种境地，思想就开阔多了。平常懒得想，不愿想或不敢想的问题一齐涌上心头。譬如门前贴给我的两条大标语吧，谁反对林，反对江就砸烂他的狗头。反对一个人的错误为什么就是反革命?这难道会引向共产主义?这不是引向宗教吗!是啊，只有宗教才需要绝对权威和不理解也要执行；只有宗教才需要破坏社会主义的法纪，摧残文明，践踏人的尊严；只有宗教才需要把思想和学说变成为我所用的教条；只有宗教才需要祷告和脱离理性的忠；是啊，宗教，新的宗教只有宗教才会兴起这样恐怖的旋风，只有宗教才有这样的十字军……

“在这种宗教的热狂中，在立竿见影的鼓吹下，人们都在竞相争｀左＇，都在追求一种‘最最’直接的表达。一切含蓄的意味深长有艺术魅力的作品都被摈弃了，代之以赤luo裸的吹嘘，自我表白。诸如一条语录引出一个动机，作一件好事，这样的自我讲用泛滥成灾；一句口号，一个架式的对口词充满舞台。一方面是拼命地追求夸张的形式，一方面是毫无怜惜丢掉那些真诚感人的内容，艺术堕落了……”

讲到这，子民突然沉默了，随后用手指了指了在不远的地方，公园的墙壁上残留着的一颗红心，它的直径有一米左右，当中是黄色的忠字，因为风雨浸触已经退去颜色。

“你看看那个东西，当年在那一场活学话用立竿见影，争相竞左的狂潮中，那个物美价廉的‘革命’标志，差不多打败了所有对手，几乎占领了整个工艺美术的舞台。她没有理由成为图藤吗？你看，赤luo裸的一颗心，她不但是最直截了当，最富于象征意味，而且还是鲜红的。鲜红啊！是血的颜色，革命的代表，而且——主要的——是画起来非常容易：把朱柒平涂上去就可以了。如果你嫌这一切还不够直接，其间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忠”字。那么，为什么人们不把它贴在窗上，贴在墙上，当做封皮，当作商标，印在毛巾上、茶缸上、旅行袋上、孩子的玩具上……为什么不用成吨的铝做成像章呢！如果林彪和中央文革宣布它是左派的标志，是三突出的样板，是新宗教的徽章，难道大家不会敲锣打鼓热烈欢呼吗。而且，培养老百姓用象征、类比和联想代替思考绝对必需，这一切会使人们头脑简单……你看现在报纸上批当代大儒，批宰相、批周公不就是这一套阴谋吗。

“可是老百姓又怎样呢?有一个青年工人找我设计像章，我问：为什么要浪费那些铝?那不是你们厂做飞机的吗?他回答：做，又不花你的钱，还可以表示你的忠；你反对，说不定打成反革命，浪费点有什么关系，群众运动吗?不是绘画绣花……我问一个图书馆管理员：你整天穿针引线绣那个‘忠’字　干嘛？为什么不学习点业务，弄得别人查资料一问三不知。她回答：你看书，人家会说你白专；绣这个省脑筋，反正是上班时间……

“朋友，真是‘有什么样的臣民就有什么样的君主’既然百姓都随大流，干部又害恐右病，为什么假马克思主义宗教不像瘟疫一样在中国流行?

“可是，我们的民族是产生过屈原、司马迁、曹雪芹、鲁迅和毛泽东的民族啊！”

九

两瓶酒快喝光了，子民沉默着。正午的阳光照着这宁静的公园，花园里传来阵阵的芳香。两个朋友坐在亭子里，似乎安闲地享受这绿树浓荫，消磨他们的永昼，此刻谁能理解子民和我的心声呢？

“那些日子”了民继续说：“我给冬梅写过许多信。信都交给军官由他审查寄出……然而杳无回音，我很痛苦……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望着通风口那一孔蓝天，心里默诵郭译的“离骚”，我的黄金般的时光就这样地流……

“那一天晚上，我照例去军管的房间汇报，胡不在。桌上有一封信，我的，我连忙塞进口袋。在走廊的微弱的灯光中，我认清那正是她的字迹。我的呼吸屏息了……冬梅！泪水迷蒙了我的眼睛。我又急忙塞进口袋，跑到厕所，闩上门，我把信一连读了三遍，回到房间，倒在床上，沉浸在难言的痛苦中。”

子民说着从画夹的间隙里取出一迭纸来。递给我。我迅速地打开这几页整齐的折叠的信，一行行端丽的字迹立刻映入我的眼帘，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

十

信：

“子民：　我很久没有接到你的信了，真是很久了。

我写信问父亲，他只含混地说你平安。可是从春天到现在，我给你写过许多信，一直不见回音，我的想念变成了担心，而担心的想念也就更加痛苦。子民，亲爱的子民，怜惜我吧，如果你还能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回一封信，写几个字也好。

今天是个晴天，下午投递员准时到了学校，学生们正在上自习，我跑出去了。我的眼睛很快地扫过所有的姓名，就连爱开玩笑的赵大伯也低下头揉着手里的烟袋……子民，难道我真的再也听不到你亲切的话语了吗?……

我又走到村西的茅道上来了。就是三年前那个美丽的仲夏，你来看我，我们散步的地方。那一天一个赤脚的男孩依着篱笆，望着夕阳落地，等候他父亲的归犁。你触景生情，讲起自己的身世。你告诉我说，你父亲是一个新闻记者，从部队里培养出来的。你母亲是护士，在解放战争的最后两年，双亲先后牺牲。敬爱的周总理还接见过你，勉励你承继父志，完成先烈未竟的事业。解放后他亲自派人把你送到育才。你说你一直把这一席教导当作自己的誓言。我挽着你的胳膊静静地听着你这些深情的吐露。子民，我真爱听这些话，直到今天你的热诚的声音犹如在耳。

那天的傍晚，我们真是走了很久，唉，子民，我多愿意我们的一生能这样携手同行呀！走着走着，晚风吹着我的面颊和衣衫。突然你站下了，抱着我的双肩。我的眼睛一定说尽了内心的一切。你轻轻地托着我的头，定定地瞧着我，那样的，那样的目光……薄幕的昏暗降临了，啊，亲爱的子民，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仲夏的黄昏是这样温馨和甜蜜。

可是，子民，告诉我，你让我领略了这样美好的时辰，难道只是叫它成为我的回忆，成为我回忆中永久的痛苦吗?

……第二天，你作起画来，你画得那么好，在你的笔下，田野、河流和山峦都勃发着我们的激情，你把我们共同的欢乐，共同的祝愿都交融在家乡美丽的景色中。这幅画至今还挂在我的床头。那两天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它就像八月的云霞一样，在我的心里留下绚丽的色彩。

子民，从少年到青年，我们的友谊留上了多少珍贵的怀恋，开过多少灿烂的花朵呀！莫非所有这些美丽的花，都是，都是不结果的吗！……”

十一

这封信我再也读不下去了，泪水迷蒙了我眼睛。我心里暗暗念着：冬梅，冬梅，在育才，我们一起度过了美丽的人生花季，我曾经把初萌的纯情深埋心底。而现在我如果能替我的好友回报你的赤诚，我多么愿意为你们二人的团聚去奔走啊！的确，这封信倾诉的一切，我都是熟悉的。因为在那欢乐的青春时代，我们的情感息息相通。我沉浸在这信激起的思绪中，许久，抬眼去望子民，他又说下去：

“庶生，你可以想象，我读了这封信之后心里是怎样的痛苦。我决定要和他们争一争。当我第二次走进胡的办公室时，看见有两个军人坐在那里。另一人比胡小一些。我按规矩坐在为我特设的椅子上。胡向我介绍说，这位高军管是上级派来负责我们专案组的，我协助他作你的转化工作。现在请首长向你交代一下政策。

“我听到专案组一词心里有些震惊，因为原来的名目是学习班，再看眼前这个严肃而自负的青年军官，知道事情更严重了。果然，高军管起立，一上来读了两条分清敌友和矛盾转化的语录，之后，首先代表上级军管宣布文件，正式指明了我的问题的性质是触犯公安六条属于敌我矛盾，但暂不逮捕，成立专案组，作进一步调查，视其表现，再作处理。就这样，我被监禁起来。显然，冬梅的信也是他们安排的，我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也成了他们的诱饵”

子民沉默了，显然他不愿意回首那些痛苦的往事。他转动着杯子，良久，才苦笑着说：“有暴政就有来俊臣，文革造就了一批小人，高军管之流。他们罗织罪名，诱我逼我，要我承认本来就没有的什么集会、组织、纲领，你知道我是一个达观的人，如果只涉及我一个人，那就由他去吧。可是我从他们的启发中知道，他们要搞的不是我，而是孟老师，并且通过他扯上市里文教口的一位领导，他是孟老师的好友。这个可怜的教育救国论者，本来运动一开始就靠边了，但是新生的权贵总是不放心，必欲置之死地……

“文革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本来它的初衷就是反修，折腾了几年，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走资派却成了老实人，而那些斗来斗去的造反派却有野心家之嫌。所以，‘革命者’要彻底制服对手就得升格，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何患无词。整材料，圈打黑线是他们的一大发明。因为这是专案组的事，所以也就与群众的评判无关了——什么群众运动，大鸣大放，一切都是标榜的反面。……你可以想象我受到的精神折磨。”

子民又陷入沉思中，我给他添了半杯酒，他只把着杯，眼睛望着那泡沫。

“他们的那一套，就是轮番的大小会批判，所谓接触，然后就是高的单独谈话，诱供。

“开始，我最担心冬梅父女，想让他们知道我的处境，我要求‘通信自由’要他们把冬梅写的信全给我，把我的信发出去……我说‘不给我这样的公民权我就绝食。’也许，我的要求是他们预料中的吧，也许类似的事情他们的同伙都是这样处理的。胡甚至没有同小组的人商量，就粗暴地回答我说：‘不行!’他说‘以治军的方式，根据你问题的性质，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排除干扰，有助于转变你的立场。’接着便是经常的那一套，‘我们很清楚，你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你与文教口的某某某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们结成秘密组织，有阴谋有纲领地把罪恶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你必须老老实实交代你的同伙，后台，你们的地下组织……’

“一天中午，我开始绝食。第二天他们开了个批判会。会上一位老教师发言，像是警告又像是劝告，他说：‘你要知道我们的舆论都在中央文革的控制之下，现在都在军管之下。死了一两个反革命，不过在报告上多写一两个名字(他念了两个市里被逼死的干部)你要学他们自绝于人民，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用处呢？！’　我的心禁不住有些悲凉了。但第三天，我还是逃了出去，给冬梅发了一封电报。晚上他们把我逮了回来，胡军管啪的一下把电报稿拍在我的桌上‘无产阶级的天罗地网是严密的!’……这就是我七年监禁中唯一一次的逃跑……”　

他苦笑了一下“也是我不安于命运的初次挣扎……

“我的罪状是反林，按理‘九•一三’事件之后该释放了，可是，又整整拖了六个月。理由是(按王政委斟酌的措词的话来说)对中央文革有不恭之词；所以等我走出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屋，在门前的一片积水中瞥见我须发苍苍的面容时，已经是七一年的残春了……文革的波涛把我们共和国的小舟推上了第六个浪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