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子　民

(同时代人的故事)

……　 象一匹受伤的狼，

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

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鲁迅《孤独者》

一

一九七五年的夏天，科学院党组受命起草汇报提纲，理论的研究又受到了重视。我的关于《拓扑》方面的论文也在学报上发表了。当我拿到这一期刊物的时候，心里是多么高兴啊！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孟老师看看，请老人家分享我的喜悦；我用我的成绩向他祝贺。倘若老人看到了他教育的孩子，他抚顶珍惜的少年长大了；看到了他亲手播下的理性种子终于开花结果，他会怎样欣慰呀……我要见孟老师的另一个原因，是想打听一下钟子民的消息。子民和孟老师一家有深厚的友谊。孟老师的大女儿冬梅和子民从小就非常要好，他们俩也是我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后来我到长春念书；子民进了沈阳鲁艺；冬梅考入了北师大，我们才分了手。文革初期，我听说子民挨了整，一直没有确切的音信。很想找个机会探听一下他的下落。

我这样想着，便借探亲假回长春的机会在沈阳下了车。可是当我带着这一期学报赶到育才中学的时候，却扑了一个空——孟老师走了。他家隔壁的一对小兄妹告诉我说：常给他们讲故事的孟爷爷被学校撵走了。先是去干校，后来又遣送还乡。懂事的男孩，他有十来岁，张着忧郁的大眼对我讲了事情的经过。好几年前的一个秋天，中午，下着小雨，他看到一辆带蓬的卡车停在门前，有三、四个人把孟爷爷的东西往车上扔　。孟爷爷的书和笔记散了一地；有的被踩到泥里。小兰姨(我知道他说的是孟老师的二女儿春兰)流着眼泪从垃圾箱和水洼里拣那些飘散的手稿；孟爷爷像傻了一样立在雨中……他和妹妹，那时只一点大，都吓哭了……我连忙问孟爷爷搬到什么地方，他现在哪里？孩子茫然地注视着我，摇了摇头，脸上露出难过的神色。

我怅然告别了两个可爱的孩子，提着旅行袋，漫无目的在路上走着。

我签字北行的车是在夜里。原想同孟老师畅叙一天，午夜登车，到长春正好天亮。可是现在呢，孟老师走了，我望着墙上残存的标语，心里一阵难过。那留下了我多少美好回忆和缤纷幻想的‘育才’，此刻对我，忽然十分陌生起来。再看看表，还不到十点，已经无事可做了。好在，这儿离北陵不远，就让我在这个空旷的公园里消磨一个下午吧。

早晨，园内游人很少，也许不是假日的缘故吧。然而，北陵毕竟是北陵：朝阳照射着大理石碑坊；绿荫掩映着角楼和宫墙；碧波里盛开着洁白的荷花；曲拦处点缀着彩色的裙衫；偶尔还传来笑语和歌声……我懒得去看那些建筑物上歪歪斜斜的墨迹和一层层破烂的大字报，便从售货亭里买了两包饼干，走到陵西的一片林中空地上来。那是我们中学时候常在这里开营火晚会的地方。我在一条木椅上放下旅行袋，漫不经心地四下观望。突然发现一个人——原来对这荒僻角落，怀有留恋情绪的人不祗我一个：在离我二十余米的地方一个人在做画。我望着这位蓄着长发的艺术家的背影，他与其说是在写生莫如说是在沉思。因为他只是悠闲地坐着，很少着笔。我好奇地走过去。在十米左右的地方，我的脚步惊动了他。他慢慢回过头来。我不由得站住了。他也立起来……

“是你吗，子民”我喊出来。

他没有吱声，眯起眼，突然，扔掉画笔，疾步走过来。

我们拥抱在一起了。

他把我推开，诡秘地笑了笑。

“你也回来了吗？数学家”

我捶了他一拳。

“嘿，我们真是好久没有通信了，我听说……”

“你大概听说我被关起来了吧，不过现在暂时有了一点自由，可以出来画画。可是你要听清，我说的是‘暂时’。”他又机智地眯起眼，一语双关地说：“因为现在是八月，让我们享受一点大自然——母亲的温暖……”

“子民，少罗嗦，快告诉我，为什么他们把你搞成这样？你跟冬梅通信吗？孟老师在哪儿？”

“我和他们爷俩已经断绝一切联系。”

“为什么?”

“找不到，我也不愿连累他们了，尤其怕老头掉眼泪。我过去被打成了‘反革命’；将来还不知什么命运等待着我；现在我又降为一个‘反革命’的后补，我多半能被补上。因为，我天天在读报，知道‘革命　’形势在发展，而主笔大人的‘革命’发展，是以抓‘反革命’和猪肉涨价为标志的……”

“不要这一套，子民，对我说实话，把一切告诉我……”

“好吧……但我们也不能这样进行，就是会谈，也得有个席位呀。”

他说罢，拾起笔，收起画架，我也提起提包。我们走到一个凉亭里。我又到附近小卖部买了点酒菜，他用刀子划开咸鱼罐头，又满满倒上两怀啤酒，坐下来。

“他们为什么关你，后来怎么样？你最后见到冬梅是什么时候？”我问。

子民沉默着，把一怀酒推到我的面前，另一怀握到手里却不去饮它，只是望着那银色的泡沫嘶嘶消散。许久：

“那么，就让我由此说起吧。”

二

“我最后一次见到冬梅是在六七年冬，你看，八年了。寒假，她来看望病中的父亲。孟老师本来就有肺结核，那时又挨了整，病有些见重。正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和‘文革’成了对头。你想，像孟老师这样真诚、善良，孜孜求学的老人都得不到敬重，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当时，我没有参加哪一伙，校内教职员分为两派都以造反为荣。你看哪个组织以保守命名，或许，十年之后，人们会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这个名词。但现在是大家都反。甲派保张三反李四，乙派保李四反张三。唯其有两派，干部才全在打倒之列，这何尝不是我们的文革领导的意图呢？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重新选择了。

“他们为什么要整孟老师?开始，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幼稚的形而上学，一种简单的类比狂。辟如这种论调：全国都在夺权，我们就无权可夺吗？育才虽小五脏俱全；有走资派也肯定有反动权威。那么，这该是谁呢？数来数去，年纪顶大，资历最老，学识较深的也就是孟老头了。何况他会日文，译过几本书，又写过科普读物，拿成名成家“毒害”少年……后来，我渐渐看清了：践踏美好的东西，根植在我们这个社会追逐权力扩张私欲的劣性中。

“当时孟老师罪状之多竟达十条。其实有一两条就够了。因为教给他们演绎推理的是一种奇特的逻辑。它可以由你的舅妈的堂叔是华侨，推出你是特嫌。而且，单是一个“嫌”字就可以给你各种优待了。随后，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过去了。当他们将此事不了了之的时候，你终于会发现，如果你是大官，已经很难回到你原来的位置上去了；虽然事实已经证明，当初迫使你离开那个位置的理由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挂起来再说’。而在中国这种挂起来的办法和名目也真多，诸如各种学习班和干校，以及没有名字的单间和地下室。至于，我们这样的平民，在连年的冤狱之后，你也终于会发现，你不但失去了劳动所得，失去了健康和青春，也失去了最主要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讲到这儿，他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我默默地望着我的朋友，望着这个孩提时代热情横溢的少年。从中学到大学，他都是以自己的宏才远志赢得师友的钟爱，那时候谁不喜欢他聪敏的头脑，桀骜不驯的性格和潇洒的言谈呢！而如今他不过三十几岁，那漂亮的前额已刻上皱纹，满脸的络腮胡子像一个刺猬。而心灵里留下了这样的伤痕。

“我说到了哪里?”他望了望我又继续道：“那一天下午，我正在画宣传画，就是那种你到处都可以看到的。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冬梅打来的。她刚从乡下来。那是丹东西北的一个山区。你也许知道，在北师大毕业后，学校想留她，她却自愿回到老家，回到了孟老师在那里教过书的中学去。这些年她一直在那儿做数学教员。我一听是她的声音，高兴得不得了。我问她现在哪里，她说刚下车。我让她在车站等，说就去接。她笑着说，没带什么东西，反正晚上就可见面了。结果，当然是我走到了她的前边，报了信。

“孟老师放下手里的书，从躺椅上欠身让座。春兰给我沏了茶；慌忙跑去车站；不一会儿回来了，手里提了一筐山货。

“冬梅一进门就嘻嘻地笑，脸蛋红红的，头发和围巾结着白霜。她一手拎着小皮箱，一手和我把握着。她总是那样温文，谦婉，又像孩子一样活泼。她微笑向我问候。我回答她：很好，一日三餐，体重一百五十斤，二十一点准时打嗑睡……一切都在轨道上，除了被时代激起的热情。她歪头大笑，摆着我的手：老样子，子民，还是老样子。　

“‘看到你们长高了，成了材，我真高兴。’老人说着站起来，吩咐小兰给炉里添火，让冬梅换去外衣。接着说：‘我刚到育才的时候，你(他指我)才这么高，那可真是个顽童，货真价实的。’我们都大笑起来……”

讲到这，子民停下了，转动着手里的怀子，似乎不愿引自己的思绪到那欢乐的往昔。　

我把北京带来的香肠递给他，他切了一小片醮酒，嚼着。

“那些日子，你常去孟老师家吗？”我问。

“不到老人那里，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电影不爱看，小说不爱读，收音机的板子生了锈，我索性把喇叭踩扁扔到垃圾堆里。壳子没舍得丢，我怜惜它的命运和我一样——负着沉重的忍耐，任人吆喝。所以我把它翻过来装了颜料。是啊，我不到孟老师家还能去哪里呢……

“１９６７年那些日子，在我的自行车的轮子能达到的这块乐土中，能够给我的苦闷灵魂以慰安的，也只有他们父女——只有他们那孩子一样纯真而热烈的心……

“那一晚上我过得可真好。”于是他又接着刚才的话题讲下去。“冬梅炖的真蘑很可口，只可惜缺少小鸡。春兰把两个月的肉票都拿去买了二斤肉，还专门为我买两瓶酒来。我给孟老师斟了一杯，老头摆了摆手，笑着说：‘我不太喜欢这玩艺，嫌它上头。你们可不同了，艺术家总爱烈性的饮料，据说它能滋养灵感，你不妨试试喽。’

“‘果真有这样的灵验，我倒要尝一尝’冬梅说着自己倒了半杯，小口小口喝起来，一边做出滑稽相，从杯子上面瞟我。不一会，两朵红云飞上了她的面庞。老头笑着鼓励她驱驱风寒。我兴奋起来，给冬梅讲了一个笑话。”

子民又为我满了一杯，自己却不喝，眼里含着笑意望着我。想来那一定是件有趣的事情吧……

三

“是啊，那真是一个笑话。那年的夏天，一个星期日，我骑车到街里去闲逛。我经常这样，在沈阳这样以‘左派’著称的城市，我真喜欢去观光它崇高的时风，谛听它喧闹的市声。譬如说吧，瓷器大拍卖，处理那些画有花鸟虫鱼的壶碗，一元一大盘，五套装。厨窗里代之以绘有三个方框交叠起来的瓷壶。绘者唯恐人误认为是扑克牌，特意注明‘老三篇’——子民诡秘地瞟我一眼——那一天，我在大街上游荡，慢慢地骑着自行车左顾右盼，赞叹玻璃窗上的一颗红心；欣赏穿街而过的忠字舞……朋友，我老是为这样一个问题而苦恼，你说，为什么在中国一个简单的荒谬能风行一时？眼前的忠字舞不是一个缩影吗？为什么这些人都像喝了酒，害了病；有人登高一呼，他们就在那里醉醺醺地蹒跚……

“我这样漫不经心地走着。忽然在一个路口看见一群孩子围着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孟老师。他骑一辆借来的凤凰车去图书馆。路上被这些小家伙拦住了。孩子们有的拿着铁条，有的拿着石块和玻璃片，扬言要敲掉车上修正主义的象征——凤凰。孟老师的头上冒着汗……可怜的老头教了三十多年的孩子，却无法对付眼前的顽童；弄得身陷重围　，困惑地呆立着。正好，我赶上了。我大声地吆喝说：你们干嘛？什么？凤凰！凤凰不是金丝鸟吗？‘天上飞来的金丝鸟’，你们会唱么？这代表红军。你们敢敲掉它，好哇！我一手扯住为首的大孩子。他有十一、二岁。问他父亲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他迅速从我手里溜掉了。他的伙伴们也飞快逃散。只有一个五、六岁的小胖子还傻乎乎地站在那里望着我；圆滚滚的肚皮上还留着刚吃过的甜瓜的瓜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孩子呢？’孟老师推车和我并排走着，开始责怪我了。‘你有什么办法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为自己辨解。老头语调迟缓地坚持说我应该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反驳说：‘恐怕不等你说清楚，自行车上的柒早给人家敲掉了。你怎么还给人家？’老人沉默了一阵，又摇了摇头：‘不管怎么说，你不应该这样。要知道你是老师；他们是孩子呀!’‘唉!’我只好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有什么办法呢……

“我讲完这个故事，冬梅笑得前仰后合，放下筷子，用手帕擦着眼泪问‘东郭’爸爸，当时怎样保护那个‘修正主义’的徽章。老人慈爱地抚着她的头。承认应付那种场面确实超乎他的能力……

“等我们笑声停下来，撤下碗筷，春兰一面为我们添茶，一面对我说：‘钟老师，你知道后来怎么样吗？第二天爸爸去出事地方，到底打听到了那个大孩子的家，向家长道了歉；并对孩子讲了一些道理。那一家人很感动。下一个星期天，他爸爸(一位老工人)带他到我们家来；和父亲推心置腹谈了好一会儿。临走时那个孩子还对我父亲说：孟爷爷，我今后一定要动脑筋，学习分析事情，不上坏人的当，也不做坏事。’

“冬梅和我都默然沉思起来。

“庶生，好朋友，不用说，我们的孟老师不是伟人。既便有那么一天，人们承认他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传记作者也不会拿这些琐事充塞他的篇章吧！然而，这就是我们的孟老师，这就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在寻常的谈话中，从心底涌出的感念……”

四

“第二天早上吃罢饭，”子民继续道，“我和冬梅到街里去，自然先是新华书店。一进门，我问店员，有没有世界美术史方面的著作，她似乎没有听懂；我又问有没有外国的油画集子。她白了我一眼；我连忙申明我反对洋奴哲学，很爱中国作品，请她帮我找一本像徐悲鸿、李可染、黄胄等当代人国画集子，她又摇了摇头。那么，有什么呢？她用头向四壁点了点。继续袖手坐着和同伴聊天。我怅然地打量了一下周围。但见这些招贴画一如既往：杨子荣仍旧抖着他的大衣，阿庆嫂还是端着那碗茶水……许久，我有些心虚地悄声问：有没有《美学》?这一下她回答得十分爽快：同志，你走错了门，隔壁才是化妆品商店；到那里你爱怎么美都可以。说着两个人咯咯地笑起来。冬梅悲哀地看了看我。我们无可奈何地走到门口。望着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我痛苦地低下了头。

“……导师啊！这就是你的左派臣民为你修建的庙堂——神圣而荒凉的庙堂啊！

“我们走到街上，到处都见：墙壁上破烂的标语，上访人破烂的衣衫，以及同样破烂的心境所表现出的变态的亢奋和呆痴的脸……

“为了逃避这难耐的窒闷，我们乘车到城郊一个荒岗上来。踏着残雪看四野的风光。最后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躺下来。我们好像为互相安慰对方，竭力去回忆学生时代，回忆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快乐的时光。可是现实的问题又像一个恶作剧的孩子，时时跃到眼前。终于冬梅向我讲起了她最近作的教改实验。那是在数学教学中怎样贯穿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思想，贫宣队和她一起在珠算课请人忆苦……她说她走访了几位老贫农，收集了不少材料，在初一的一堂珠算课上，她给学生们讲些悲惨的故事；和孩子们一起流泪。后来她把毛算挂到黑板上，教学拖了半个钟头，学生们还没有从刚才的情绪中回转来……‘愚蠢！’我说，但话一出口，我顿时可怜起她和自己来。果然她紧握着我的手松下来，我听到她静静地呼吸，许久，她以哀婉的语调向着我：‘子民，我们能没有信仰吗？毛主[xi]说教育要改革，要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我们该怎么做呢？’‘原谅我，’我对她说，‘冬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沉默……

“在文革中我看惯了朋友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由于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的事。我理解她在真诚地追求，而我也许在走向虚无……突然她紧紧抱住了我，‘子民，我现在感到特别孤单，在一个山沟的学校里，我有多少话想对你说，多少事想向你问。我多想偎在你的胸前，亲爱的子民，只有你，才能讲给我诚实的感受，心底的忠告……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我们永远在一起，一块想，一块做，一块走……’我亲了亲她，轻轻地拂去了她的眼泪。

“晚上我把冬梅提起的教改的事，学生的无政府主义等问题拿来问孟老师。老头停下笔转过身来，沉吟一会儿说：按理，这些事情我该管；因为在社会上我是老师，是长者；在国家里我曾经有过一张选举证。——老人按了按上衣口袋——不过，现在这些都不顶用了！我用什么管呢？……想来想去，我只能做我现在做的事情——老人用手弹了弹桌上的稿纸——也许，我死了，再过若干年，社会上的这些喧嚣沉寂下去之后，我能给孩子们留下一点有益的声音……

“孟老师的话使我深深感动；也深深惭愧……看这一家，女儿在探索，父亲在受迫害中作着切实的事，而我呢？”讲到这里子民沉默了，把弄着杯子。

“是啊，八年了，在牢骚和监禁的交替中，我的黄金般的时光就这样地流……

‘金乌和玉兔匆匆地不肯停留，

春天和秋天轮流着在相替代。

想到草和木都时刻地在凋零，

怕的是理想的佳人也要早衰。’

“沉下去，沉下去吧！叫他们的喧嚣和我的抗争都沉下去吧！为了让老人的、你的和所有科学家们有益的声音显露在孩子们的耳边……”

眼泪从他眼里涌出，滴落在杯中，他把酒一饮而尽。

五

“假期已满，冬梅要走了。临行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在北陵前僻静的大道上走了好久。城里是阑珊的灯火，陵内是苍苍的松林。临近的几栋大楼许多玻璃都被打破，黑洞洞像野兽的眼，凝视着田野里的积雪。积雪在青白的月色里泛着寒冷的光……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响枪声……

“冬梅挽着我，很少言语，雪在我们的脚下单调地响着。我不喜欢这种气氛，讲几句笑话。冬梅望着我笑了笑，眼色却更加忧郁。突然她抓住了我的衣襟，啜泣起来，‘子民，我昨夜做了一个梦，’她的身子抖动着‘梦见我们上山去玩，一阵旋风把你刮走了。我在山上跑着，喊着。头发散了，衣服破了，嗓子也哑了，却听不到你的回音’。‘不要这样，冬梅，我抚着她的肩宽慰她说‘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走在你的身边，还有什么——我用力握了握她的手——比这更能证明我的存在呢?我没有参加哪个组织，不想攻占人家的地盘；也没有地盘让人家攻占。你知道，我们四个教师住一个宿舍，属于我的空间只有一张床，半条板凳，你担心什么呢？’‘子民，’她迟疑了一会望着我‘我不是讲中庸，也不希望你胸有城府……可是，在这种时候，你这样桀骜、狂狷，锋芒毕露……’我站下了，亲着她流泪的面颊对她说：‘的确，冬梅，如果我是个当权派，即便说了我现在说的三分之一的怪话，也不会平安的站在你的面前了。可是我是一个普通的群众，不是党员，连个小组长也没当过，谁会来关注我呢？’

“我当时这样笑着安慰她，没有想到，完全没有想到，冬梅的悬念却成了我命运的箴言；我没有想到，完全没有想到，柔顺活泼的冬梅姑娘，竟以这样的哀戚面容留在我的记忆中……”

六

“那末，你在什么时候，为什么被他们关起来的呢?”我给子民倒了一杯酒。

“６８年，６８年的夏天。不过我得从春天谈起，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是它的引子。那时的林彪正是三呼＇健康＇的人，他的大树特树也更猖厥一时，在沈阳跳忠字舞，做语录操的风刮得更凶了，朋友，(子民笑了)假如我的这番谈话能够流传后世的话，是不是需要做些注解呢？我们的子孙能领悟这些词儿的含义吗？

“那一天，军管胡副主任把我叫去了，说是要让我设计一套语录操　，把它画出来。当时我心里实在可怜坐在我面前的人——这位执行政策的干部。但是，开头我还是耐心地说明了我的见解。我说艺术和她的分枝都各有自己的领域和手段。我们不能强求她表现不适于自己表现的东西。如同我们不能用唱歌解算术。主[xi]的思想那么丰富，怎么能用体操来表达呢？我说的本来是普通的道理。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普通的道理却被认为荒谬；而普通的荒谬却被看作圣经。很明显，我的不能用唱歌解算术的话刺伤了他的自尊心。我忘了，他是进驻者，是向我宣讲道理的人。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对我讲‘活学活用嘛，既然可以跳忠字舞，为什么不能做语录操啊？’我说：‘老实讲跳忠字舞我也是反对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形式地运用艺术，尤其不能用艺术直接表达理论。这样做，无论对艺术还是理论都是一种亵渎……’‘我不懂什么亵渎不亵渎！’他把手里的稿子往桌子上一扔。显然这位把改造臭知识分子视为己任的长官生气了‘钟老师，我们应当以治军的方式宣传毛泽东思想，至于表现得好不好，那看你的觉悟了。’话已至此我还能回答什么呢?起身告辞。

“我两天没理他，第三天他派了一个战士来索稿。我说我缺乏想象力，如果要画也可以，请他做个样子，我来速写。这本来是一句顶牛的话。不知是小战士天真还是他会办事，居然说服了胡副主任来了一个‘集体创作’。于是这位主任作了几个动作给我看：他把两只胳膊扬出去，缩回来，抱拳当胸——他解释说这表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然后叉开腿，再把手扬出去——‘是中国共[chan*]党’……

“我看了之后，十分悲哀，心想，我们这些光荣祖先的无能的后代呀！从有文字以来，中国已有几千年的文明，现在真要倒退到穴居时代去吗！想着想着，我的气就来了：这不是对主[xi]思想的粗暴践踏吗！当时我还来不及思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假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狂。”

讲到这里，子民笑了笑，“那时我真傻，你以为他是圣徒吗？他想搞名堂，升官。就像林摇他的红本本。可是，话说回来，那为什么能风行一时呢？

“在这样的气愤之下，我的速写自然成了尖锐的讽刺。画贴出去了。特别我还在下面加了一个小注：主[xi]思想形体图解。祸就这样惹起了……在军管的发动下，大字报带着嘶哑的呐喊向我围攻过来。我的罪状有两条，一是反对活学活用；二是攻击军管。我不服，一个月之后官司打到市里。由文教口支左的一位王政委处理这件事情。

“这位政委，他有五十多岁，是位老干部。在一天的下午，他召见了我。很客气，让我坐下，一个小兵还倒一杯水来，他听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神情十分疲倦，还常常拿几页文件来读。中途他拍了拍我的胳膊打断我说，‘钟老师，不要讲了，你的材料我看过……从某种角度来说，你的看法也有道理；可是在方向和态度上你错了，这里有一个怎样对待群众运动的向题。群众的愿望，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呼声这是我们共[chan*]党人首先应当尊重的……要知道‘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他一面把弄文件一面懒懒地说，声音好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可想而知，这些话他不知听过多少次，说过多少次，他用它处理事情，回答问题。可是也许他从来没有认真思索过。他的声音既缺乏信念又缺乏真诚，当他说‘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时候，我打断说‘首长，我不能明白，自发的群众运动能产生马列主义吗？如果我们生下来就是圣人，为什么还要受教育呢？’他没有因为我的插问而生气，但是疲倦而简单地说‘钟老师，这话是林副主[xi]说的，你读过他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的讲话吗?’‘没有，我对这话不能理解。’‘不理解也要执行嘛。’显然，他是想很快了结这件事情。不等我辨白就结论说‘有问题争论一番也好，如果你能对我说的话有所认识，那就当大家检查一下；如果你现在还认识不到，继续学学文件也好。

“召见和案子就这样结束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位政委，我实在不能理解这些身居显要的人。他们本来站在举足轻重的位置上，却迟疑着自己的举足；他们本来可以思考，有一定判断的能力，却表现出一种慵懒的顺从；他们凭着惯性开会，传达文件，用息事宁人的办法处理矛盾，满足内心的和平。他们凭着过去的荣誉和现在的鲁钝过日子；而鲁钝也许正是他们在动乱岁月中的哲学。眼看自己的老战友遭受磨难，他们有所苦闷和自疚吗？也许，他们比我们更需要一场暴风雨，为了洗去他们现在的耻辱，对得起他们过去的伤痕……”

本文已被编辑[纯白陰影]于2006-12-20 19:10:10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