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娟回来了。从广州。断了十三根肋骨。

一年前孙志刚也是从广州“回来”的。这两件事出在同一城市，连出面干预的派出所都是同一个，就不能不令人感叹历史有着多么惊人的巧合。当然更惊人的巧合是他们都是民工，是农民（尽管孙志刚是大学生，但他是农民的儿子。在那些人眼里他就是一个农民——盲流！）。只有一点不巧：孙志刚没有阿娟那么幸运，只断了几根骨头——他断的是命！

下一个是谁？

——巧合一多，就让人觉出了必然的可能。所以我们就不能不战战兢兢地想：下一个从广州“回来”的民工会是谁？或者说下一个倒下的民工又会是谁？！

恐怕这个城市不敢肯定自己有这样的远见卓识，黄村派出所也不敢肯定能给我们开据这样一份“黑名单”。我倒是希望永远得不到答案。但谁又能肯定能还是不能呢？不过有一点能肯定的是，不管倒下的是谁，是阿娟还是阿慧，是孙志刚还是李志刚，都会因为他是一个民工，是一个农民——一句话，因为他是穷人。

我这样说无意挑拨工人阶级与农民兄弟的关系，甚至将他们对立起来，也无意把这个城市说成是民工的人间地狱，更不是主张那几个歹徒去抓一都市女子然后将她的第十四根肋骨打断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我只是希望人们能真正观注一下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村的现状。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如果他们不去城市打工，噩运怎么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而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太穷（这只要看一眼阿娟父亲脚下的两只颜色不一样的鞋就知道了），在农村待不下了，谁愿意背井离乡去城市打工？

而八亿农民就有七亿穷，就不是农民兄弟自身的问题了！

很久以来，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中之最弱者就一直被社会边缘化着。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看不到他们的表情。即便是在今天，知青说起当年的上山下乡也还心有余悸。而每当他们把自己的青春损失拿来作老生常谈时也仍能博得大把的同情。那么试问：知青下放农村接受几年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损失，那些与知青同龄的农民过去在，现在仍在，将来还会在农村待下去，谁又给他们计算过青春损失？他们的祖辈父辈过去在，他们的后辈现在仍在，将来可能还会在农村呆下去，他们的青春损失又如何计算？其实，这里面有一句潜台词：知青的损失无法计算，而农民的损失无需计算——农民的损失还能叫损失吗？

换一角度再看看：城市下岗工人有基本工资，困难职工有社会低保，退休干部有养老金，可谁给农民发过基本工资？谁又给农民送过低保（农村五保户、福利院倒是有的——也就是说农民不到断子绝孙的地步是无法享受社会的温暖的）？谁又给年逾花甲的老农发过退休金？事实上我在这儿谈论这个问题有点滑稽，因为农民是没有退休年限和时间的。换句话说，一个农民，只有等他从黄土地上倒下去了才算是退休了，活着的时候是没有权利退休的，就更没有资格谈退休工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农民跟他鞭子下的老黄牛没有太大区别。而正是这样的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却一直遭默认甚至是漠视。就连曾喜形于色地说农民三年不种田中国粮食也吃不完的人民的好总理朱鎔基也只是在卸职的时候才想起要对农民说抱歉：“我任职以来最对不起的就是农民了。”

社会分工的不合理，政策观注的不均衡，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必然导致利益分配的不公平，而经济地位的差异又加剧了整体社会地位的反差。城乡之间的差距就是在这样的症候下越来越悬殊的；市民与农民的分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明显的。当城里人在享受社会主义温暖的时候，乡里人却不得不继续忍受封建农奴式的苦难。

农村不好呆了，到城市里去看看。

可当农民们一个个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幻想着到城里去挣几个零花钱时，才发现那里是城里人的天堂，却是乡巴佬的地狱。

有一次，我问堂兄，手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他笑着跟我讲起他的一段城市历险记。有一次他正在六渡桥附近等雇主。突然，几个人开着大棚车来找民工去装电表。十几个“扁担”争先恐后，一拥而上。谁知上车之后车门就被锁了个严严实实。来人也都摇身一变，穿上制服，拿出了警棍。“扁担”们这才知道上了当——撞上城市联防队的了。这样的事他们以前遇到过。凡是被联防队抓住的，都得交三百块钱才能脱身，并因此获得在城里打工一个月的自由权利。否则，无偿劳动三个月后遣返。堂兄说，他是趁车门打开时的混乱拼了性命逃出来的，而其余老乡则被一网打尽。说这话时，他的脸上露出得意与狡黠的微笑。“那一次村里共损失了三千多块，那可是足足两头耕牛的钱啊！”他补充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已没有了微笑，却分明地写着无奈与苦涩。而我则被另一个问题折磨了好长时间：那三百块意味着什么？如果“扁担”们是危险分子，交三百块钱就能让他变成安全分子？不，那三百块钱只能让他们更危险，而且让他们的危险变得合法化；如果他们本身就是安全分子，那三百块钱又为什么要罚？三个月的无偿劳动又意味着什么？是义务劳动，还是劳动改造？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针对民工的联防队本身就是城乡差别的产物，是城乡歧视的怪胎。它才是危险的，不合法的。它赤luo裸地将城市对农村的排斥，市民对农民的蔑视暴露在太阳底下。所以与其说是联防队员的棒子要了孙志刚的小命，倒不如说是城乡歧视的软刀子杀人不见血。而即便是“扁担”、“盲流”这些称谓的本身就已经是对民工的一种污辱，而绝不是一种亲切的表示。不然，让民工也叫你一声“麻杆”或“棒槌”试试。

曾几何时，电视台对城市居民进行民意调查成了一种时髦：从家庭暴力到美伊战争，从网络游戏到市政建设。其中有一项对进城民工意见的调查结果令人触目惊心，竟然有半数以上的市民对民工有着不同程度的不屑与不满：偷东西，打野鸡，看黄碟……这简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自己住着洋楼，吃着海鲜，傍着大款，空着老婆，包着二奶，养着小蜜，玩着情人，别人望梅止渴一下就指指点点，怕是太不厚道了吧。再说放碟的是谁？卖碟的又是谁？更有甚者说民工抢了他们的饭碗。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自己生孩子不带，让保姆带；自己搬房子不出力，让民工出；自己死老人不愿意背，让“扁担”背；自己屙屎不擦屁股，让“盲流”擦，到头来反而骂民工的不是，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是谁给了他们养尊处优的权利？又是谁给了他们坐享其成的资本？而这种调查的本身就是一种生存优势的炫耀，是一种对既得利益的葛朗台式的保护，是一种“欺穷心理”在膨胀，是城乡歧视的闹剧在公演。

而在一代散文大家余秋雨先生眼里农民甚至和卖国贼是一路货色。“……每天他都要到石窟里转转，就像一个农民早上起来总要看看自己的菜园……”曾为知青的余教授提起出卖敦煌文物的王道士至今仍然忿忿不平。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老人家是咬着牙说这话的。而他恨一个汉奸竟然像恨农民一样就不能不令人忿忿不平了。

有了这样的心态作怪，其它诸如拖欠民工工钱，残害民工身心之类，总之，农民进城打工遭受白眼黑棍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农民遭遇的一切不公不幸也就顺理成章了。至于会因为什么具体原因——是形容污秽影响了市容，还是不够开放不甘堕落耽误了接客，还是手脚太麻利，扰乱了治安，我不想知道。我只知道，只要他们还贫穷下去，只要社会还漠视下去，只要人们还歧视下去，就还会有刘志刚、王志刚、阿慧、阿莲从上海从深圳从西安从北京站着出去躺着“回来”。

算了，不说了吧，说多了，就影响安定团结了。弄不好还落个有“仇富心理”的嫌疑。因为说穿了，我也是一个农民。可谁又是天生的贵种！再说老这样下去，安定是安定了，团结从何谈起？和谐又从何谈起?

而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孝感一民工朱正祥又在南昌被当小偷打了……

呜呼，没想到出语真成咒了。借问一声：民工流血流泪何时到尽头？我们要对不起农民到什么时候？

好在报纸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另一些颇有价值的消息：国家又开始重视“三农问题”了，粮食价格上涨了，再也不许在农田里打杨桩了，更不许乱占农田了。就连农业税也将取消了——这意味着有着2600年历史的“纳皇粮”真的要成为历史了。不仅种田不用交钱，国家还给农民补贴。看样子政府这次是下了狠心要让农民的腰包往死里鼓起来了。而就在去年孙志刚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国务院还专门下了批示，几个当事人关的关了判的判了。当然最让人舒心的莫过于温总理去年冬亲自出面给民工讨工钱的事了，各级政府随即纷纷成立专班为民工要工钱撑腰打气，内蒙古律师也自发行动起来为民工讨工钱提供免费法律支援，电视台也不再去搞什么针对民工的调查，倒是黑心的老板在电视上频频曝光，让人看了解恨。看来坚冰正在融化，社会良知正在回归，小百姓的日子有盼头了。有朝一日咱农村也变成一个个的经济特区也不一定。到时候咱也让城里人挤火车坐硬铺到乡下来打打工，咱也给城里人发一回工资，当当老板过过瘾。

本文已被编辑[chen红叶]于2006-12-19 23:28:57修改过　

-全文完-